煤礦倒賣死亡指標

　　在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小煤礦聚集的地方，存在專門“處理”死亡事故的“服務組織”：他們負責辦理

　　□ 本報記者 李兆清

　　在國家又一次清理小煤窯之后，小煤窯、大煤礦的

　　又發生礦難了。

　　當在山西省一個私人煤窯挖煤的農民工王文利在醫院清醒過來，得知自己已終生殘疾之后，便決定一死了之，以免后半生連累家人。因為他清楚，自己從礦主那里獲得的賠償不足以養其后半生。

　　王文利來自四川彭州，那里有他的妻子、兩個孩子和已經癱瘓的母親。他說那是一個“寡婦村”，那里的青壯年男子，很多都在各地的煤礦做工，一些已經永遠回不來了。

　　王并不覺得悲哀，他早有思想準備。

　　他的死志和這次礦難卻嚇壞了他的黃姓溫州老板——如果王文利死了，那將計入礦難的死亡名單，如果活下來，最多算一個重傷。死亡一個礦工賠償不過幾萬元，但多一個死亡人數，卻可能讓他失去利潤驚人的開礦權。

　　所以黃老板“打心底里”希望王文利活下去，至少再活過一個月——按照當地的規定，在礦難中受傷的工人，如果生存期小于一個月，也要被計入死亡名單——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要讓他活過這一個月。

　　這還不夠。已經死亡的人數——即使王文利活下去——也超過了三個人的上限。當地還規定，一次性死亡人數超過3個人的小煤礦，除了賠償、罰款之外，還要被收回經營權。所以黃決定，采取業內已經流行的做法——和專門負責處理礦難“善后事宜”的組織聯系。

　　礦難“中介”

　　在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小煤礦聚集的地方，存在專門“處理”死亡事故的“服務組織”：負責辦理醫院死亡證明、封鎖消息、異地火化、家屬賠償談判等一系列事情。

　　這樣的組織一般是以公司、旅店、酒店、洗浴中心等消費場所作為掩護，而且極具效率。在黃找到這個“組織”并達成協議之后，他們立刻行動起來。

　　一方面，在這個組織的操辦下，每人幾萬元的“賠償金”或“封口費”被發送下去，以“息事寧人”，死者家屬們大都被告知“不準走漏一點風聲”。

　　另一方面，這個組織立刻伙同煤礦所在的村委會主任，謀劃將傷亡人員轉移鄰省：他們分兩次，將找到的幾具尸體分別在夜間轉移。

　　最重要的是，由于鄰省有多余的“死亡指標”，萬一情況有變，還可以在當地“疏通關系”，將死亡人數算在他們頭上。當然，這是最后的辦法，因為“死亡指標”價值不菲：一個指標，最高可達20萬元。

　　即使在公開的報道中，也可以找到蛛絲馬跡：很多礦山出了事，礦主都習慣把善后事宜安排到“鄰省”，把遇難者尸體、遇難礦工家屬都放到那里解決。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遠離事故礦山的行政隸屬上級，隱瞞事故。

　　在“鄰省”的某些城市，漸漸形成了一個不掛牌、看不見門面的“礦山事故善后處理中心”。在這些“中心”的操辦下，有人幫助礦主接待死難礦工的家屬，阻止家屬進入山西境內，阻止相關人了解“礦難”始末；有人幫助礦主出面和家屬談判、私了，火化尸體；有人還可以滿足礦主提出的其他一切特殊“服務”要求——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購買死亡指標。

　　任何一個與“礦難”有關的大事在這個“中心”的料理下，都能以金錢交換的方式“軟著陸”，最終幫助礦主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

　　在一切已經安排妥當之后，那個黃姓老板向當地有關部門匯報事故情況，稱“事故只死亡二人”。

　　輸出死亡指標

　　在河北省唐山市，王利銀和他的一些朋友已經由開煤礦變為邊開煤礦邊開貨場了。日趨做大的個體小煤窯已經有力量與國營煤礦平分秋色。

　　由于國有大礦嚴格按國家規定施工，巷道搞得就像地鐵一樣，國有礦挖煤的成本，一噸要100多元錢。

　　而小煤窯使用的都是廉價勞動力，不用養老，不用辦理勞動保險，他們的成本每噸基本不超過30元錢。

　　這就有了一個奇特現象：大煤礦向小煤窯買煤。在私有礦挖煤成本和市場價之間找到一個協議價格，國有礦向私人礦購買挖出的煤。這是一種“雙贏”的模式：國有礦降低了成本，而私有礦也不必自己辛苦地尋找銷路，國有煤礦就是他們的“用戶”。

　　在這種生意進行的同時，也有一個附加條件：私人煤礦必須替國有礦“消災”——如果國有大礦出現了事故，私人煤礦就必須將這些傷亡全部(或部分)轉移到自己的礦內。因為相對說來，國有煤礦處理事故的成本遠遠高過私人煤礦。

　　對于政府來說，一起礦難的發生，不僅會帶來整個區域的煤礦停產整頓，同時還會出現影響財政、政績受損等連鎖反應，甚至會使仕途受阻。所以礦難發生時，很多人更愿意看到的是息事寧人。這就為經營者和監管者之間的“默契”提供了制度基礎。

　　削減死亡人數的方法很多。例如“真人假醫”：只要這個礦難受害人還有心跳，哪怕是用呼吸機維持，也要最大限度拖延住生命的跡象至30天后，如此，這個人就不屬礦難死亡，而系病亡。

　　他們還可以和醫院“合作”，報稱“因病死亡”，由醫院開具死亡證明。當然這一切都由私人煤礦來出面操作。而且對象都是農民工。

　　“二老板”賺錢密道

　　在山西、河北省的一些產煤區，煤老板們要想發財，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必須找到大量廉價的農民工。由此誕生了一批包工頭，人稱“二老板”。他們專門依靠給礦主雇傭和管理農民工而發財。

　　礦主為了避免麻煩，用工一般只和包工頭聯系，礦主只管辦理各種證件、疏通各種關系、應付上級檢查及煤的銷售，礦主從來不下礦。礦主根據不同煤質、不同的價格，每噸煤給包工頭抽取一定費用，礦工的井下分工和工資全由包工頭分配，礦上的電費、火工品費用也由包工頭在這筆費用中支出，礦工發生傷殘、死亡后，善后事宜則全由包工頭與礦工處理。

　　這些“二老板”，一般從自己家鄉雇來廉價的勞動力，由于鄉里鄉親的原因，也有本事用三五萬元打發事故中死難礦工的家屬。

　　知情人透露，這些“二老板”多是十幾年前從人口大省(如四川、河南、山東)到產煤大省當礦工的，因為熟悉家鄉和當地的各種行市，行事方便，便成了“二老板”。他們用最低的工資招募礦工，一旦在生產中出現傷亡，他們則負責擺平家屬，死一個人少的給2萬多元就行了，最多也不超過5萬元。

　　這樣一個“二老板”，多的可能同時承包幾個礦井，干得好的，一年也能掙上百萬。

　　他們要在成本和支出之間尋找最大的利潤空間。所以他們最樂于尋找的，是那些無家無業的游民。這樣，一旦礦難發生，他們可以支付最低的賠償。但是在“大老板”(礦主)那里，他們則會據理力爭：必須給多少錢才算了事，否則，他們將公開礦難真相。

　　煤價高企的局面延續了很長時間，所以對于礦主來說，多出幾個錢也不在話下。而“二老板”，在象征性地給家屬幾萬元(一般在3萬元左右)以后，剩下的，就成了自己的“利潤”。

　　近10年來，煤炭行業中的絕大多數從業人員，已經由這些外來的農民工替代。

　　對于這些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人”來說，無論生前還是死后，他們在絕大多數時候，都只能任人擺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