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誤解與扭曲

　　——專訪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商務周刊》：目前，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已經成為朝野共識，但對什么是“新型工業化道路”，各方認識有著很大分歧：一些官員、學者和企業家不同程度地將“新型工業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業。關于重化工業，目前有三個較有影響力的支持性觀點。請吳老師逐個來談一下您的看法。

　　其一是從經濟發展理論上一些學者提出的觀點。霍夫曼在1931年通過對20個國家的工業內部結構演變規律進行經驗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業化進程中，“霍夫曼系數”(消費品工業的凈產值與資本品工業凈產值之比)是不斷下降的，也就是說，在工業化后期，資本品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會顯著上升，這個預言又被后人演繹為“重化工業階段”。一些學者因此指出，中國正處于人均GDP1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快速工業化階段，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在這個階段重工業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經濟重型化程度加強，那么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繞不過去的階段。

　　吳敬璉：這個論點好像不大能夠成立。霍夫曼根據工業化早期階段“霍夫曼系數”不斷下降的經驗事實，推論出到工業化后期階段資本品工業將在工業中占支配地位的預言。但是由于當時服務業(第三產業)并未被承認為一個基本產業，在只有農業和工業這兩個基本產業的分析框架下，資本品工業在工業中占支配地位，也就意味著資本品工業在整個經濟中占支配地位。霍夫曼的這個預言，后來被推演為“工業化后期階段是重工業化階段”的所謂“霍夫曼定理”。其實，除了斷然否認經濟發展中存在這一“定理”的經濟學家，即使贊成霍夫曼分析的經濟學家，也只是說這是一個“經驗定理”。從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實際情況看，工業化后期發展最快的產業部門并不是工業，更不是重工業，而是服務業。所以后期工業化又被稱作服務業-工業化。

　　和最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模式相適應， 理論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早期增長的理論概括，是把投資作為增長的惟一源泉、認為投資率決定增長的哈羅德-多馬模型。雖然哈羅德-多馬模型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中流行多年，但在1956—195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提出著名的“索洛置疑”、提出外生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型以后，至少理論經濟學界普遍承認，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技術進步，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更加重要的源泉。以至多馬在看到索洛的論文以后公開表示，索洛的經濟增長理論是正確的，他為自己的簡單化處理感到內疚。

　　20世紀80年代以后，羅默、盧卡斯等的“新增長理論”更是糾正了索洛模型把技術變化當作外生給定的因素來處理的偏頗，把技術進步看作一個與系統本身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密切聯系的內生變量。

　　在經濟學已經有了長足發展的21世紀，我們還把半個世紀以前的過時觀點作為我們推動新型工業化建設的指導理論，這種“刻舟求劍”的思維顯然是不合適的。

　　《商務周刊》：第二個支持發展重工業的觀點是從中國的產業和企業在國際經濟鏈條中的競爭能力來講的。一些學者和企業家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能力進占產業鏈的高端，就必須要走以制造業為核心的重化工業道路。在這種觀點看來，無論是提升服務業比重，還是大力發展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暫時我們都不具備條件，重化工業才是現實的選擇。

　　吳敬璉：向產業鏈的上下游高端延伸就實現了從早期增長到現代增長的轉變。庫茲涅茲的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現代經濟增長靠的不是投入資本，不是重工業的發展，而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服務業比重的提高不是一個工業化實現以后的事情，它是很早期就發生了的事情。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還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去年我國服務業只占GDP的32%，全世界很少有服務業比重如此之低的國家。

　　有一種說法，認為經濟發展的順序應該是輕工業、重工業、服務業、信息產業。這個說法沒有歷史根據，服務業的大發展從20世紀初期就開始了，20世紀早期在英國、美國，服務業的比重都占了GDP50%以上，我國資源稟賦的基本情況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緊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顯然應當盡量發展既是低資本和資源投入、又能發揮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產業為主要方向。

　　有一種理由，認為這樣會造成產業空心化。空心化這個說法本身就是從“物質生產體系”的觀點出發的，凡不是物質生產就叫空心，這還是計劃經濟的思路。

　　《商務周刊》：但是目前進入重工業的許多都是民營企業，它們正面臨產業升級，都把進入重化工業當作一個契機。有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輿論觀點認為，民企進軍重化工業，是市場自發出現的，是市場資源配置的結果，產業升級的必然，不是過去計劃的結果。而且民營企業進入重化工業，有利于完善市場、打破國有壟斷。如果人為干涉，就有可能犯過去計劃思想的錯誤。所以尊重市場，就必須尊重這種自主投資。對這種觀點，您又怎么看？

　　吳敬璉：首先要明確，我們這里討論的，并不是我國要不要發展重化工業的問題，更不是私營企業能不能進入重化工業領域的問題。既然國有企業能搞重化工業，為什么私營企業就不能呢？我所反對的，只是某些人用許多重化工業項目都是企業投資來證明，依靠投資和發展重化工業拉動經濟增長的舊式工業化道路是符合市場自主配置資源的結果。民營企業進入重化工業，我們要問它的資金是哪來的，如果它是自己的或是按照市場價格即均衡利率融來的資，我認為政府不要去干預，在污染方面做好環境評估就是了，誰愿意干誰干，但虧了本要自己想辦法，政府不能幫。但事實并非如此。像去年的鐵本，我認為對它的處理是不對的，但鐵本并不是它自己的錢，它是個政府的項目。政府現在還是可以指揮銀行，銀行就給他貸款。

　　在這種制度扭曲之下，不僅資金優惠，而且電價優惠，所以大量出口電解鋁和硅鐵，它表現得好像賺錢，其實是我們國民財富的損失。根據我們的計算，去年出口鋁不但沒有賺錢，還虧損了100億元人民幣以上。你土地不算錢，用電給優惠電價，看起來好像賺了，其實并沒有賺，國民財富反而越來越少，它也不可能長期持續。我們這么缺電的國家，電價那么低，這完全是因為過去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造成的價格扭曲，如果回到市場定價，電價、土地、資金都不可能是這個價格，那些現在賺錢的重化工業企業又會有多少是虧損的呢？

　　上萬億的不良資產怎么來的？就是這么來的。看起來每個企業都賺了錢了，最后銀行虧了，銀行虧了最后還是由政府拿錢，政府是誰的？還是我們大家的，就轉了這么個圈。有些企業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我們要替他們講話，但他們自己也要想一想，你拿了很多政府的優惠賺了這么點錢，這不是你的本事，一個國家也不能靠這個辦法富起來。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沒有創造財富，只是從別處拉財富撐這個門面。所以這是兩個事情，民營企業自主投資重工業，政府當然不應該去干預，但前提是他是真正的自主投資。

　　《商務周刊》：您認為，所謂“新型工業化道路”，這個“新”和這個“工業化”應該怎樣理解？十六大報告中的闡述是“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我們應該如何領會這一闡述？“新”應該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核心是什么？動力源泉來自哪里？

　　吳敬璉：在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現代經濟增長中，增長主要并不是靠投資拉動、而是靠效率提高實現的。而我們總結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是三個方面，第一是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第二是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第三是把后工業化時代的信息技術運用到工業化(當然是廣義的工業化)過程中，叫做“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第一個方面，在現代經濟增長之前的時期，技術進步主要靠工匠們的經驗積累。到了第二次產業革命，由于有利于科學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的制度化，大大激發高素質人才的創造熱情和企業在生產中運用新技術的積極性，新工藝、新材料、新能源、新產品源源不斷產生并且得到廣泛運用，技術進步加速進行。

　　第二，服務業在19和20世紀之交異軍突起，很快超越工業成為主導產業。從當代重要的經濟史學家麥迪森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到，在工業化后期的英國和美國，經濟中增長最快的主導產業，并不像霍夫曼預言的那樣是資本品工業(或重工業)，而是服務業，尤其是其中的生產性服務業，其他后起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也大體如此。進行產前、產中和產后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對于制造業效率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20世紀制造業的一項革命性變化是它與服務業相互融合(一體化)，所以后期工業化又稱為“服務業-工業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

　　更重要的是，20世紀末理論經濟學的新發展為觀察服務業的作用提供了新維度。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根據自己的假設前提，只有生產成本的概念，沒有“交易成本”的概念。20世紀最后20—30年的經濟學突破使我們懂得，總成本是由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兩部分構成的，而且隨著分工的深化，交易成本所占比重愈來愈大。而服務業的發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對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世紀50年代開始，先進國家逐步進入信息社會，信息化成為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新源泉。信息化在發達國家是后工業化時代的現象，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實現工業化，但既然現代信息技術已經作為一種成熟技術廣泛運用于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后發國家當然也完全可以發揮后發優勢，運用這些技術來提高效率，用信息化來加快我們的工業化。

　　在我看來，“新型工業化道路”所說的“新”具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是相對于第一次產業革命后主要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投入的早期工業化模式而言的。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的現代經濟增長相對于傳統增長模式已經是“新型”的了。第二重含義的“新”，則是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進一步發展，指的是信息技術逐漸成為引領經濟發展、改變世界面貌的主要角色。對于尚未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來說，“新”就新在恰當地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來加快第一重意義的“新型工業化”。

　　《商務周刊》：我們的記者到浙江、廣東的調查采訪，確實看到了很多讓人憂心的事實。今天中國的制造業能力，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級勞動力、大量進口發達國家的知識技術產權及大量犧牲環保及生態資源的成本之上的，而且現在又面臨層出不窮的貿易壁壘和損害。但企業主對如何改變這一路徑依賴普遍感到迷茫。在舊的增長模式與新的發展模式之間，是否能有某種橋梁？一方面，現在很多人對“比較優勢”和FDI都提出了質疑；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如何能既保持對廉價勞動力的使用，又能逐步實現產業升級？

　　吳敬璉：這個所謂產業升級并非是一個跳躍式的升級。比如說，科技進步使得企業里邊有它自己的研究機構、研發組織，研發組織本身的性質是服務業。還有就是品牌營銷，在企業中它的分量越大，所創造的附加值就越高。臺灣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由于技術力量不足，本地市場又過于狹小，大多數企業選擇了從OEM到ODM，再到OBM的漸進升級策略，但也有少量企業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自主開發和自有品牌營銷的路徑。大陸的情況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預期有更多的企業能夠縮短這一升級的進程。不是我們所有的企業都只能賣苦力，而是我們這個制度環境和提倡的方向不鼓勵他們去做這些費勁的事，而是形成一個習慣，即靠原材料加工、勞動力成本優勢，低價做點裝配來賺錢。

　　也有企業在這方面做了努力而且取得了成功，比如深圳的華為、中興，自主研發做得都不錯。我曾跟深圳市的市長談過，面對很大的壓力他們還是努力地支持華為、中興，讓他們能夠發展起來，確實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有人說不行，你看臺灣地區的企業就做不起來。但臺灣跟我們大陸條件不一樣，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內部市場，在內部市場上先把品牌做出來然后打出去，應該說還是很有可能的。比如宏基當年跑到美國去打市場，很艱苦地打了10年，花了幾十億美元，還是沒有成功。而從宏基分拆出來的明基，就是依托大陸市場，三年就把品牌做出來了，所以不是完全不可以。

　　這是產前的服務業，產中、產后的服務業也大有可為。比如產中的供應鏈管理我們大多數企業還是很弱的，應該向香港企業學習，香港企業在供應鏈管理方面相當不錯。產后服務包括品牌營銷、金融等，我們也都很差。所以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們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服務業居然落后到這種程度，我們就是賣硬苦力的。這其中重要的還是制度原因，比如汽車業如果早一點放開的話，不會是現在這個局面。我看你們這兩年報道了奇瑞、吉利，不僅在國內發展很快，而且進入國際市場，都是靠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東西。所以產業升級其實也不是高不可攀，要努力去做，有像李書福這種“瘋子”。

　　《商務周刊》：您怎么看比較優勢？

　　吳敬璉：有的經濟學家說，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力便宜。要發揮這種比較優勢，就得靠加工和裝配。這種說法只是從靜態看的。事實上，比較優勢有淺層比較優勢和深層比較優勢之分。淺層的比較優勢就是說在其他方面不做任何努力它就可以開發使用，比如廉價勞動力；而深層的比較優勢則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制度。比如說中國人心靈手巧，很有創造性，但這個特點如果沒有一定的制度，就發揮不出來。

　　《商務周刊》：中國的汽車產業就有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中國三大汽車集團不斷地說中國汽車產業不具備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的能力，但奇瑞就是能在幾年時間里不斷推出適合市場的新車型。他們的技術設計力量其實有很多都是從三大汽車集團來的，其中的一個團隊原來是二汽的技術工程師，設計開發了愛麗舍，但二汽怕影響銷售，說是法國人設計的，不承認他們的勞動價值。

　　吳敬璉：這就是因為沒有一套激勵制度，中國人聰明才智就出不來。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確實存在文化技術水平普遍偏低的缺點，但這并不等于說中國人只能生產初級產品而全然沒有自主創新能力。事實上，經過多年建設，中國已經擁有運用和自主開發20世紀后期技術的物質技術基礎；相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我國勞動者受過較好訓練，也更加富有紀律性和創新精神；而且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其中能夠承擔技術創新重任的科學技術人員的絕對量也不在少數。但在目前的制度政策環境和舊的增長模式下，那些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的企業和個人的潛力沒有得到正常發揮。還有，中國人是天生的企業家，但如果沒有那種制度環境，還基本上是由政府掌控經濟，他們的經營才能也出不來。很多浙江商人文化水平并不算高，也不能說那邊制度環境好得不得了，但至少政府不打壓，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就發揮出來了，創造出了舉國稱羨的奇跡。在用投資拉動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增長導向下，一些政府官員把稀缺資源投向從社會觀點看效率低下的產業部門。這種“揚短避長”的資源誤配置必然造成整體經濟效率下降。

　　《商務周刊》：其實我們講的所有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制度問題，您主編的《比較》上提及過日本經濟學家吉富勝去年發表的一個題為《中國要吸取亞洲危機的經驗教訓》的演講。他認為，東亞經濟的一個重要體制特征是，它能充分利用東亞的高儲蓄率和人力資本水平深厚這些稟賦來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這個體制的缺陷是沒有足夠的“制度能力”或制度的基礎設施，抵御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新的風險。因此他認為，東亞經濟的軟肋在于“制度缺口”。他的這個觀點對中國現在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有什么樣的啟發？

　　吳敬璉：剛才我們總結的現代經濟增長中提高效率的三個方面，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但這三個方面我們用得不夠好，效率低下的原因，歸根到底是制度問題，也就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問題。

　　為什么19世紀末期以后，基于科學的技術獲得了廣泛運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激勵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機制的制度化。對科學激勵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優先權，由科學家的自治組織制訂一整套的學術規范，篩選出在科學發明上有優先權的人物，然后給予獎勵。而對技術創新主要的激勵機制就是商業利益，當技術發明能夠取得市場化成功，發明者就取得豐厚的報酬，這種豐厚的報酬對技術人員來說必須是給他以看得見的利益。有了這么一套制度，科學的進步、技術的生產應用才有可能加快，這一套制度現在我們基本沒有建立起來，過去是用一個行政的辦法，一切都官本位化，現在又加上市場力量，但這兩種力量攪在一塊沒有能夠解決問題。關鍵就在于缺乏制度性的激勵和約束。

　　關于服務業發展的制度障礙，陳志武教授寫過一篇《中國人為什么只有賣硬苦力》，他認為，關鍵就在于物質生產對于制度的依賴性不那么強，而服務業對制度的依賴性就非常強，正是因為我們的制度安排有問題，所以服務業發展不起來。

　　在信息化方面，我們的信息化建設現在有很多問題，其中之一是認識上的扭曲，還是在用早期工業化的觀點去看信息產業，一說信息產業就是硬件制造，甚至有人把信息產業看成重工業。信息化最主要的部分是服務業，從價值構成也可以看出來。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信息產業中軟件和服務一般占70%以上，硬件占20%多，我們是倒過來了，基本上是硬件，然后才是軟件，服務就更差了。我們信息產業一講起來就講它的產值，這個產值基本上指的是硬件部分，而不是考慮它提升信息服務使得其他部門的效率提高。

　　比如供應鏈管理，如果沒有完整的信息系統供應鏈管理根本是不可能的。馮國經曾經講過它的利豐集團在全世界的供應鏈：做一件襯衫，在什么地方布的性價比最高，在那里買了布，送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后處理，然后在什么時間到達成衣廠，同時紐扣又從另外一個國家也到了這個地方，加工工序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效率最高，所以最后就創造很高的價值。這個價值鏈里，按馮國經所說，只有1/4是加工價值，3/4是流通環節創造的價值。現代制造業是服務業和制造業一體化的東西，我們現在卻常常忘掉了這個。沈陽20多年前就提出要把它變成裝備工業的基地，但弄來弄去就是和鐵砣子打交道。

　　要提高經濟效率，除了技術進步，還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教育事業的發展。中國人本來應該最注重教育，但是現在看起來我們的教育很成問題，之所以如此，歸根到底都是制度問題。

　　這是從促進這些能夠提高效率的產業來說的，從另外一方面來講，為什么重化工業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那也是因為制度扭曲。第一個扭曲是政府配置土地、信貸等要素資源的權力太大，這是要素市場的扭曲；第二是在市場中政府角色和評價標準的扭曲，GDP增長變成政績的主要指標；第三是財稅制度的扭曲，就是生產型增值稅這套制度存在問題；第四個扭曲是價格扭曲，價格沒有放開，而且又人為地規定了低價，所有的要素都是低價的，各級政府好像要努力把要素的價格壓低，這就鼓勵了那些沒有效率的產業發展得很快，其實對國民財富增長是負面影響。現在這些扭曲在幾個產業已經很清楚了，恐怕還會有新的繼續爆出來，比如鋼鐵我就很擔心，中國的幾大鋼廠產品質量都達標以后，將會造成全世界抵制中國鋼鐵傾銷。

　　《商務周刊》：您總結的這四大扭曲，說到底都是市場不健全、政府邊界不清晰，有時候缺位，有時候失位。目前依靠投資拉動的重工業化進程中，就像去年的“鐵本事件”一樣，政府的角色不容忽視。很多人在為“鐵本”鳴不平，但其實政府也有他的道理。雖然政府和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參與土地、貸款等要素資源配置，有尋租的灰色激勵，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干部考核、政績評定的標準仍然是地方經濟水平和財政狀況，尤其是地方財政稅收，自1994年分稅制以來，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要稅種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分成的財稅分配結構，以及中國財政聯邦制下財權與事權的不統一，讓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重工業、輕服務，尤其熱衷發展重化工業，這是經濟理性使然。這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應該承擔什么責任？要改變政府之手的傾向性指揮，我們相關的制度與政策安排需要怎樣的改變？

　　吳敬璉：你所說的“經濟理性”，大概指的是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要講“經濟理性”，不能不注意，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經濟理性” 會把人引向不同的方向。從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分析，現在可以說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現在我們在跟印度做比較，前一陣我們開了一次中國和印度比較的會，發現中國財政收入太分散，事權也太分散。比如九年義務教育，這種錢應該是由國家來辦，現在事權方面要求下面做的事太多，又沒有給他們安排足夠的資金，所以就有問題。有些關系，整個國民經濟的事情恐怕還是由中央來做更好一些。

　　除了這樣一個財政權劃分的問題，還有就是各級政府受誰監督的問題。你說地方政府沒有錢吧，修辦公樓簡直無法想像，不但一個政府修豪華辦公樓，它六套班子都要有。政府變成了社會整個的首腦，各級政府都是這樣，有人說這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體制上的不順。比如“鐵本”事件，好像不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事情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戴老板是很冤枉的，如果不是地方政府要他辦，他也不想辦這么大，他也沒有能力辦這么大。所以對待這個問題，中央政府的首要責任是沒有把這個體制弄好，或者說發生問題以后應該用

　　所以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問題理清楚，從根上理出一個頭緒。把各種制度扭曲都取消以后，可能鐵本根本就不該上，也可能根據比較優勢原理就應該他上，這可以由戴老板自己去決定，同時也要為自己的決定承擔盈虧責任。

　　現在這個扭曲還是在那些制度不順的地方發生。比如

　　就因為存在這種地區行政主導，就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這種問題在環渤海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其他兩個地區，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行政區之間的矛盾也不斷，但相對好的地方在于這兩個地區都是民營經濟為主，民營經濟把行政區劃給沖破了。我們這個環渤海地區兩市一省都是國有經濟為主的，政府還是力求要在自己管的范圍內把好處都弄到自己這邊來，所以行政力量箍得很緊，條塊分割沖不破。

　　走傳統工業化道路是沒有出路的，中國必須實現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走一條新型的、節約資源的工業化道路。為此，我們必須要加快改革，全面推進改革，建立和完善競爭性市場體系，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在這方面，要矯正由于政府行政干預造成的價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