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還是機遇

　　中海油競購美國尤尼科公司遭到美國國會干擾被迫收回競標；美國《中國軍力報告》與日本國防白皮書渲染中國軍費增長威脅地區安全……最近一段時間來，涉及中國的一系列國際事件背后，人們可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時隱時現的影子。中國的和平發展對于周邊國家和國際秩序意味著更多的威脅還是機遇？一個國家的振興就必然會對別國的利益構成挑戰嗎？本期國際周刊就此對五位國內外著名學者進行了專訪。

　　訪談嘉賓

　　約瑟夫·奈教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

　　曲星教授：中國外交學院副院長

　　裴敏欣博士：美國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組主任

　　芬克爾斯泰博士：美國海軍分析中心“亞洲工程”與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季塔連科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

　　歷史上，拿破侖著名的“醒獅說”、盛行歐洲的“黃禍論”、澳大利亞曾采取的“白澳政策”等都有“中國威脅論”的影子。

　　主持人：“中國威脅論”顯然并非空穴來風。能否請諸位談談它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在近年甚囂塵上的呢？

　　曲星教授：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大國，歷來是其他國家關注的對象。“中國威脅論”有其歷史淵源。歷史上，拿破侖著名的“醒獅說”、盛行歐洲的“黃禍論”、澳大利亞曾采取的“白澳政策”等都有“中國威脅論”的影子。這反映出一些先發達起來的國家害怕“后來者居上”的既得利益者心態。國際關系的歷史又數次證實了諸如德國和日本之類的后起者用武力改變國際秩序、發動對外侵略，引發世界大戰的“后起者危險的理論”，這種“既得利益者心態”有其“理論基礎”。因此，當現在中國高速發展，對世界影響越來越大的時候，國際上出現“中國威脅論”是可以想象的。

　　季塔連科院士：在國際舞臺上，每一歷史階段都是以一定的力量均衡作為標志的。一部分國家或者又一個大國的實力增長將改變力量均衡和國際互動的規則。這些變化自然將會給國際關系中其他伙伴的利益帶來沖擊，而這些伙伴會根據這些變化給它們各自立場與利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其視為一種挑戰或者威脅。從這一意義上而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及其在全球范圍內極其迅速的影響力增長和威信增大，對于市場、原材料、吸引外資等領域競爭的積極參與，不可避免地會給中國本身和整個國際社會帶來全新的問題與挑戰。一個強大活躍、而且堅定地以一個全球參與者的姿態向前邁進的中國的出現，不可能不觸及其他全球參與者即現有大國的利益。在評價這一現象的過程中所積累下來的負面臆斷，就形成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此外，還有一些國家試圖遏制中國迅猛的發展，防止中國成為一個強國。同時，我們還看到有一些勢力甚至試圖促成中國像蘇聯那樣解體和崩潰。與這些勢力相關的媒體毫不掩飾地使用一切手段抹黑中國的政策，將中國經濟的增長、眾多的人口和能源資源日益增長的需要描述為對所有國家經貿利益、特別是中國周邊國家利益的一種威脅。

　　西方政客們往往很容易在中國軍事威脅根本不存在或者最多只是潛在問題的情況下捏造出所謂的“軍事威脅”來。

　　主持人：您怎樣看待貿易、安全、能源等領域的所謂“中國威脅”呢？在您看來，這種威脅究竟是真實可見的，還是被人為炒作起來的呢？

　　約瑟夫·奈教授：古往今來，每當有新的大國崛起時，都會在既有大國中引發焦慮。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必須非常小心謹慎，以避免此類憂慮遭到對方夸大化，因為總會有人對于崛起中大國構成的威脅進行炒作。這就是為什么強調中國和平發展非常重要，為什么大力發展中國吸引他國的軟實力非常重要。

　　裴敏欣博士：所謂的“中國威脅”在不同人看來顯然理解和感悟各有不同。例如，目前中國的競爭力對于西方國家的生產部門就業機會所構成的“威脅”最為直接。中國對于能源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在“威脅”著西方國家對于低油價的偏好，這方面應當說是頗為直接和立竿見影的。但是在安全領域的所謂“中國威脅”則是最為遙遠的。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通過努力使西方公眾對于所謂“中國威脅”更加警覺，西方政客們往往很容易在中國“軍事威脅”根本不存在或者最多只是潛在問題的情況下捏造出所謂的“軍事威脅”來。這樣做的動機是非常明顯的———這里的人們對于“軍事威脅”的憂慮遠遠大于經濟威脅。通過夸大其詞地炒作中國“軍事威脅”，他們可以說服其他人相信中國在貿易和能源領域也需要加以提防。

　　芬克爾斯泰博士：我認為，21世紀的決定性趨勢之一，就是中國作為國際秩序中一個重要參與者的出現。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想采用長遠的觀點，選用“中國再起”而不是“中國崛起”這一措辭。“中國威脅”或者“中國威脅論”在我看來是中國人使用的術語。外國人通常不使用這種措辭。我認為這個術語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國對于外國批評中國某些政策、或者負面理解這些政策而產生的不安、焦慮和敏感，而不是大多數外國人通常對于中國的認知。

　　“中國再起”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行為體，正在更大的國際秩序中作為一個全面的參與者重新出現，而不再僅僅是一個地區行為體。在歷經一個半世紀的內部動蕩之后，中國再一次在政治、外交、經濟和安全等各個領域重新出現在國際秩序中，開始重新參與國際事務。

　　曲星教授：中國的發展是不是威脅，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國家政策和中國外交實踐中得到證實。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兼愛”、“非攻”，主張以理服人的“王道”，鄙視以武力壓人的“霸道”，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并沒有用來制造槍炮侵略別人，中國人發明了羅盤，卻并沒有制造兵艦橫行四海。中國領導人曾在聯合國向全世界承諾“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與鄰國已經解決的所有邊界問題，都是通過和平談判、平等協商、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解決的，從來沒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因此，從安全角度看，認為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會對別人構成威脅，完全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虛構。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損害鄰國，反而給大多數鄰國帶來了裨益。

　　主持人：中國的發展振興是否必然給鄰國和美國的利益帶來挑戰？

　　裴敏欣博士：中國的發展不會以周邊國家和美國的損失為代價。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損害多數鄰國，反而給大多數鄰國帶來了裨益。除了日本這個國家在經濟上受益于中國的發展、在心理上卻將中國視為本國威脅之外，大多數的亞洲國家都認為它們能夠接受中國的發展，與中國和睦共處，并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至于美國的情況則更為棘手了。從經濟角度而言，美國無疑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良多。但是美國能否將中國作為平等伙伴予以接受，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目前而言，美國大多數人看來還沒有做好準備將中國作為平等伙伴予以接受。個中原因非常復雜。只要美國希望保持世界上唯一主導大國的地位，它就會從零和博弈的觀點出發看待中國的發展。

　　約瑟夫·奈教授：只要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發展，就不會以鄰國或美國為代價。國際經濟并不是一種零和博弈，世界其他國家是能夠從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受益的。如果中國與其鄰國和美國發展良好的、非威脅性的關系就不會導致軍事沖突問題。我相信東亞穩定的方案是能夠有利于中國、美國和日本三角關系中所有三方的。

　　曲星教授：中國的發展給鄰國的發展提供了很多機會。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中國負責任的表現、去年部分亞洲國家遭受海嘯災難時中國伸出的援手，都是中國發展不僅無損于鄰國利益，反而會給鄰國帶來益處的有力例證。

　　在能源領域，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發展起來后，需要消費更多的能源，而中國在世界上大量采購能源導致能源價格上升，因此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能源供應造成了威脅。實際上，目前國際石油價格飛漲究竟是中國參與采購還是伊拉克戰爭引起的，答案應該是明確的。其次，石油資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全球能源需求增加的矛盾是國際社會無法回避的，人類社會必須尋找新的替代能源，否則，中國即使一桶石油都不從國際市場購買，世界石油資源的枯竭也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再者，中國是國際社會的成員，當然應該有權利與其他國家一樣參與國際能源領域的合作并從中獲得應有的收益。那種認為中國參與國際資源配置就意味著威脅的理論是非常荒唐的。

　　中國并不是一個喜歡冒險的對手，它不像德國皇帝歷史上對于英國那樣構成對任何國家的威脅。

　　主持人：您是否認同這樣一種現實主義論調：即中國重蹈德國崛起的歷史覆轍不可避免？

　　芬克爾斯泰博士：盡管人們使用上世紀之交時德國、日本甚至美國的“崛起”作為范例來預測可能出現的重大安全問題不失為一項有意思的學術練習，對于我來說，在歷史決定主義的基礎上作出未來預測是很難接受的命題，因為當今國際體系的背景與當時相比畢竟已有很大的不同。

　　約瑟夫·奈教授：中國并不是一個喜歡冒險的對手，它不像德國皇帝歷史上對于英國那樣構成對任何國家的威脅。進行這樣的歷史對比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季塔連科院士：我不認為德國崛起的歷史將會在中國以一種或者另一種方式重演。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發展和崛起的獨特經歷。無論是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還是日本，這些國家崛起的高峰都已經過去。蘇聯的興衰史也能夠提供一個具體的、有教益的教訓。

　　裴敏欣博士：我不認為德國的崛起是預測中國未來的可靠參照物。德國的領導人犯了許多巨大的戰略錯誤(當然英國和法國領導人也犯了很多錯誤)，而到目前為止，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在努力避免犯同樣的錯誤。盡管我們不應忽略那些可能將中美(以及日本)陷入戰略沖突的結構性力量，但中美沖突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隨著中國在時間的演進中變得越來越富裕、越來越多元化，中美兩國保持友好關系的可能性將會增長。

　　主持人：西方有識之士經常談及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即如果西方把中國當作敵手來對待，遲早會逼迫中國真的成為敵手。你認為確實存在這種危險嗎？

　　曲星教授：我認為這種擔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根據建構主義的觀點，同一舞臺的各個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建構的。朋友與敵人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西方把中國視為敵手，并采取針對敵手的措施來對待中國，這將逼迫中國采取相應的措施，這些措施的輪番升級最終會把雙方的關系引導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化解這一危險的唯一措施是建立相互的信任。正因為如此，中國一直努力與世界主要國家建立各種各樣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建立相互的信任。

　　約瑟夫·奈教授：10年前，當我在五角大樓供職的時候，我發明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把中國當作敵人對待，那么你將保證在將來得到一個敵人。”那是一種愚蠢的立場。盡管將中國視為朋友并不一定能夠保證得到友誼，但如果兩國都在這方面一起做工作，我們卻有可能實現友誼的結果。隨著中國在時間的演進中變得越來越富裕、越來越多元化，中美兩國保持友好關系的可能性將會增長。

　　裴敏欣博士：這是毫無疑義的。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這一說法雙向成立。中國也要小心不要像西方國家那樣，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一切。如果中國在西方并沒有認定中國是敵人的情況下斷定西方正在將自己視為敵人，那么中國將會使得自己真的成為西方的敵人。

　　對于那些根本敵視中國的人來說，即使一個不崛起的中國也是他們眼中的威脅。

　　主持人：與“中國威脅論”相對應，很多人也提出了“中國機遇論”。您認為中國對于世界意味著更多的機遇還是威脅？中國的和平發展能夠帶來什么機遇呢？

　　裴敏欣博士：首先，“中國威脅”還是中國機遇取決于你是誰。如果你是西方國家的生產工人，那么中國意味著更大的威脅而不是機遇。但是如果你是消費者或者投資者，那么中國意味著更大的機遇。但是平心而論，中國的崛起到目前為止提供的是更多的機遇而不是威脅。中國所提供的機遇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它所構成的威脅則是潛在的、遙遠的、而且可能是虛構的。其次，“機遇”還是“威脅”還取決于你對中國的根本評價，這種評價和中國的發展并不相關。對于那些根本敵視中國的人來說，即使一個不崛起的中國也是他們眼中的威脅。就我個人而言，我相信中國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機遇，而且必定還能創造更多的機遇。

　　芬克爾斯泰博士：我的觀點是，美中關系目前已經在如此之多的層面上變得如此復雜，以至于中國是否被視為“威脅”還是“機遇”完全取決于人們關注的問題是什么。我相信中國朋友們如果簡單地堅持認為美國政府或者美國人民通常視中國為威脅，始終從最壞的角度來假定美國的意圖，實際上會幫中美關系的倒忙。另一方面，那些只注意美中沖突領域的美國人如果對于美中互惠關系正在各個領域展開的事實視而不見，同樣也會幫美中關系的倒忙。關鍵在于，美中雙方都必須絕對避免試圖將國際秩序中最為復雜的關系之一美中關系簡單化，避免陷入單維度的“軍國主義”思維。

　　約瑟夫·奈教授：我認為中國帶來的機遇超出中國所構成的威脅。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一個主要的因素，同時中國在實現全球政治穩定方面也有幫助。季塔連科院士：中國的快速發展不可避免地會要求其他國家(還有中國自身)適應中國角色的轉變，正確而現實地理解中國扮演的新角色，并且從中國扮演的新角色中發現各國自身的收益所在。中國正在面臨著一個非常微妙而重要的任務：在發展互利互補合作的基礎上達成國際秩序中新的利益平衡。

　　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希望在未來與中國實現和平、互惠。

　　主持人：美國學者、官員和媒體通常如何看待中國帶來的“威脅”抑或機遇？有沒有什么因素影響了他們形成準確的觀點呢？為了幫助他們得到更完整的理解，人們可以做點什么呢？

　　約瑟夫·奈教授：我認為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希望在未來與中國實現和平、互惠。正如前總統克林頓曾經說過的那樣，相比于一個富饒民主的中國，我們更應當害怕一個貧窮積弱的中國。

　　裴敏欣博士：在美國的政策精英階層(官員、專家、學者和商人)當中，有關“中國威脅”的觀點是比較分裂的。但是我能感覺到他們中的微弱多數還是相信中國并非威脅。美國公眾在這個問題上了解不多，因此很容易受到媒體的強大影響。不幸的是，美國媒體對于中國問題并沒有形成成熟縝密的理解。

　　中國應當學會做西方媒體的工作，幫助他們了解更多中國的知識。中國高級官員也應當學會借助西方媒體改善中國形象。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內部和外部事務中應當非常謹慎地行事，以向外界表明中國并未構成威脅。

　　芬克爾斯泰博士：“中國再起”顯然給外部世界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源自這樣一個現實：在現代史上，還從來沒有過這樣一種先例：中國經濟的強大活力使得其全球經濟利益伴生全球政治利益，意味著中國作為國際秩序的參與者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中國的外部世界之所以對此存在著不確定心理，是因為一些國家不能肯定中國將如何利用自己在全球共同體當中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來實現何種目的；因為相對而言，中國在全球參與各種調節國際政治經濟活動的國際機制中還是一個新手。就此而言，美中之間最近啟動的有關全球問題的高層戰略對話，是一項值得我們歡迎的新發展。

　　我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在軍事上奉行擴張主義的大國。

　　主持人：美日最近對于中國“軍力威脅”進行了渲染，你認為中國真的有威脅他國的野心嗎？美日在這一問題上對中國的指責有根據嗎？

　　約瑟夫·奈教授：我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在軍事上奉行擴張主義的大國。我的主要憂慮在于

　　裴敏欣博士：很不幸，西方國家的威脅評估標準是建立在實力基礎上，而不是意圖基礎上的。因此當中國實力增長時，其他國家易于帶著更多的懷疑和畏懼來看待其發展。就此而言，日本和美國正是在按照國際關系理論的預測行事。

　　曲星教授：順著裴博士的邏輯提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美國是全世界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具有足以毀滅全世界幾十次的軍事能力。那么，美國是否是對全世界最大的威脅呢？！

　　中美之間最核心的分歧是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目前的情況是美國在干涉中國內政，是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威脅著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中國威脅美國的問題。任何主權國家的憲法都規定政府有義務采取措施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美國也不例外。因此，中國在臺灣問題上采取什么方式，與中國是否威脅別國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把中國在臺灣問題上采取什么態度作為中國是否有威脅的判斷標準在方法論上就是一個根本錯誤。如果美國不在臺灣問題上干涉中國的內政，美國根本就沒有任何必要擔心會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

　　季塔連科院士：某些勢力有意地挑起和鼓噪“中國威脅論”，其目的在于遏制中國的發展，遏制中國國際影響的增長。中國當前的外交政策，中國維護和加強聯合國權威的努力，中國對于發展公平的多極化國際秩序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中國積極遵守和平共處原則和國際法準則的表現———這一切都證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層對于中國的發展及其全球作用等相關問題，采取了現實的和負責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