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警報已拉響 內需疲軟面臨自主性危機

　　無論通縮是真是假，內需疲軟已經使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面臨著失去平衡和自主性的危機

　　□記者 寧南

　　“通縮派”聚義萬眾樓 “通脹通縮一線天!”

　　這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私下里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感慨。當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數據出來后，市場還沒有來得及欣慰經濟退燒，易綱描述的這種“多一分則肥、少一分則瘦”的忐忑不安情緒，就強烈地讓官產學界感受到了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如履薄冰。

　　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9.5%，比去年同期低0.2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穩步回落， 4、5、6月的CPI同比漲幅分別為1.8%、1.8%和1.6%，環比分別下降0.3%、0.2%和0.8%。

　　這樣一份數據，在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曹玉書看來，隱含著許多復雜的矛盾：“經濟發展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經濟運行中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所謂“新問題”和“新情況”，集中表現在四個難以捉摸上：物價去年上漲一度超過了5%，但今年卻一路下滑；下半年出口形勢難以預測，理論上

　　與此同時，令中國經濟困擾的“老問題”依舊。曹玉書坦言：“截至目前，煤電油運供求矛盾有所緩解，但問題并未根本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過度擴張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但產能過快擴張的后果繼續顯現……”

　　這已經反映到了具體的行業運行和企業效益上。8月2日舉行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常務理事會議上，常務副會長羅冰生首次表態，“鋼鐵生產的總體產能已經由不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轉向產能過剩。”據稱，目前的產能過剩正是導致最近幾個月國內鋼價持續下跌、出口大增、部分企業面臨虧損的根本原因。

　　7月27日，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局副局長朱宏任公開指出，上半年中國虧損企業總虧損額達1075億元，同比上升59.3%，為1999年以來最高水平。與此同時，中國工業經濟效益總體水平增幅較去年同期回落了22.5個百分點。他認為，今年以來，中國主要工業行業持續兩年利潤全面增長的格局被打破，許多行業建設項目相繼投產，產能增長很快，在需求趨緩的情況下，供大于求的矛盾逐步顯現，市場競爭加劇，加上燃料價格居高不下，因此行業效益明顯回落。

　　尤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引擎——珠三角與長三角，主要經濟指標均出現了嚴重的大幅下滑。上半年上海市GDP同比增長10.3%，增幅同比回落4.5個百分點，工業增加值同比回落6.6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5.1%，同比回落10.8個百分點；廣東省GDP同比增長12.6%，增幅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工業增加值同比回落6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6.2%，同比回落9.7個百分點。

　　由此，對宏觀經濟趨于通貨緊縮的懷疑，開始在市場掀起了一場分貝越來越大的議論。其中，7月30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在北大萬眾樓召開的“CCER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尤為引人注目。會議上，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宋國青教授和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袁鋼明四位經濟學家，不約而同、或重或淺對當前宏觀經濟運行提出了通縮警告。會議甚酣時，易綱悄悄走了進來，靜靜地聽取了這場“通縮”報告會。

　　警報已經拉響？

　　事實上，相當一部分學者和經濟官員對“通縮預報”持反對意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見來自德高望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卓元研究員和位高權重的央行副行長吳曉靈。

　　張卓元認為，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仍在高位運行，全年經濟仍將保持快速增長，下半年出現通縮的可能性不大。他認為，從投資、消費、出口和工業生產等主要指標看，5、6月份沒有出現明顯下滑趨勢，

　　吳曉靈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政策實踐指出：“雖然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在中央的調控下增幅有所減緩，但是這種投資的減緩并不是說明我們經濟馬上要冷了，要走向通縮了�！彼�認為，盡管1-6月份投資增幅是27.1%，但6月當月的投資增幅高于前幾個月而達到28.8%，是一個增長態勢，“而就貸款而言，盡管上半年達到了我們預計要放款的規模，但是前5個月放款比較低，6月份比去年6月份多放款1800多億，增量僅次于2003年”。

　　吳曉靈認為，這兩個數據可以說明，資金上和內在動力上都是有反彈基礎的，加上外部的需求也沒有更多的變化，因而經濟還存在著上行的動力。

　　對此，林毅夫也引用數據堅持認為，中國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初很可能會再度出現通貨緊縮，“中國1998-2002年物價指數持續下降，產生了通貨緊縮，雖然2003-2004年物價指數有所回升，但只是一個表象，通貨緊縮背后原因并未消除�！�

　　他特別指出，構成零售商品價格指數的16大類商品中，有10類價格指數自1998年至今持續下降，只有4類在2003年上漲了，包括金銀珠寶、印刷品、食品和燃料。2004年價格上漲商品增加了飲料和建材兩類。但隨著農產品產量連續兩年增加和投資增長的降低，作為價格上漲主力因素的食品、燃料和建材價格將會下降，進而在今年下半年第4季度到明年帶動價格指數下降甚至出現負數，即出現通貨緊縮。

　　袁鋼明則明確指出，目前的價格水平已經落入通貨緊縮警戒區，因為消費者價格指數連續大幅度下落，從3月的3.9%下降到6月的1.6%�！斑@種價格下落已經超出了正常范圍�！彼�說，年初的預測還是4%，現在已經在2%以下，這個變化一定會對經濟態勢造成損傷性影響。

　　他通過實證分析認為，最近幾個月消費價格指數的下落主要是由于糧食價格的下落造成的，“糧食、食品價格漲落支配了消費價格總指數變動”，也就是說，如果排除糧價因素，至少從CPI呈現出的當前經濟景象仍是1998年以來通縮的繼續。

　　內需不振是大隱患

　　盡管“防冷派”和“防熱派”交鋒激烈，但如果仔細領會其觀點背后的含義，會發現他們爭辯最終，結論都落在了“內需不振”這個共同的擔憂之下。

　　3個月前還樂觀提出總需求U形反轉的宋國青坦言，現在自己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2004年5-8月宏觀調控力度過大的“百日調控周年效應”所導致的“國內實際投資增長接近于零”，使得中國經濟內需不振現象越來越“搶眼”。

　　他分析說，今年上半年GDP名義增長率為14.7%，實際增長9.5%，但去年上半年是貿易逆差68.2億美元，而今年上半年則是貿易順差398.3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0%上升為4.8%。去除貿易順差，國內名義需求增長8.4%，剔除價格上漲因素，實際增長僅為3.5%。

　　所以，宋國青個人傾向于認為實際投資的增長率接近于零，他甚至不排除負增長的可能性：“因為如果國內投資增長率接近于20%，加之消費的影響(10%左右)，如何能使國內需求僅增長8.4%？”

　　因此，宋國青真正擔心的不是通縮，而是宏觀經濟政策引導下的總需求問題�！耙种瓶傂枨笙鄬θ菀�，但要重新啟動總需求則較為困難�！彼�指出，“總需求寧強勿弱。”

　　林毅夫也把形成通縮趨勢的根本原因歸結于：“前一輪投資過熱，生產能力比需求增加快，形成過剩生產能力，造成價格下降，其中沒有財富效應，消費需求增長基本沒變�！�

　　吳曉靈在堅持“中國經濟不會冷”的同時，也同意應盡快啟動需求：“中國必須改變過度依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積極擴大內需，拓展國內市場�！彼�介紹，今年上半年的進出口總值占GDP的70%，其中出口達到40%以上，這說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出口的大幅度增長。她警告說：“這樣的一種發展格局就引發了很多貿易摩擦。應該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用內需來帶動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才有利于形成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事實上，內需不振與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發展模式有關。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發展動力在內需短期難以啟動的前提下，逐漸轉移向大進大出的國際市場。這種投入和產出對國際市場的依賴，隨著出口的大幅增長越來越強烈，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動力也更多傾斜于出口，國內市場對經濟的影響則相對越來越弱化，最終形成了內外經濟的不均衡�，F在，以外貿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越來越畸形，2005年1-6月，外貿對GDP的帶動達到40%以上，其中一季度還高達56%。同時，低估的匯率實際上是把非貿易部門的資源廉價轉移到貿易部門，使貿易部門極度擴張，導致對資源的消耗越來越大。

　　受制于高度不穩定的國際市場和內需不振，成了中國經濟的重大隱患。

　　重振內需

　　無論是“緊縮”威脅，還是內需不振痼疾或發展模式困境，中央領導已經有了高度警覺。在7月下旬中南海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明確提出，要“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進行適時適度的微調，推動經濟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的方向發展”，“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積極擴大消費需求”，“積極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出口貿易結構，促進國際貿易的基本平衡”。

　　為了實現這些轉變，央行近期開始有針對性地對銀根進行一定程度的放松，貨幣供應及貸款增長快速下滑已有緩解跡象。數據顯示，今年6月份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5.7%，比上年末和今年5月末各高1個百分點，沖破了全年15%的調控目標。人民幣貸款上半年新增1.45萬億，已完成全年信貸目標的58%。這表明，央行已經開始微調經濟運行。甚至曾經作為重點治理對象的上海地產，近日從央行上海分行也傳出了“繼續支持上海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聲音。

　　在緩解緊縮威脅的同時，如何進一步拉動內需？吳曉靈認為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快當前的政策引導工作。首先，要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由于很多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正制約著經濟發展和消費，因而要加大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的支出，這樣才能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加大消費支出。

　　同時，她強調要加大勞動力成本。她指出，現在中國勞動力是“不完全的勞動力成本”，特別是農民工僅能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結果以犧牲國內勞動者的福利為代價，使世界享受了中國低價勞動力的好處，卻沒有得來好評，反而增加了貿易摩擦。她強調，應切實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待遇。“也許有人擔心勞動力成本上去后出口會減少，但是勞動力的收入增長了，會增加在國內的消費，同樣能夠帶動經濟的發展”。

　　林毅夫開出的“藥方”是加快農村建設，啟動農村需求，他指出，收入和基礎設施兩個因素限制了農村消費，因此應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多投資一些與生活、商業流通、文化有關的基礎設施來改善農村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這會帶來三方面的好處：啟動農村已有的購買力，消化過剩生產能力；增加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環；縮小城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