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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牛曉波 北京報道
1937年底，要不是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一位辦事人員的疏忽，齊武也許不會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度過后來六年的抗戰時光，或者如他自己所說，至少會作為一位軍事指揮員戰斗在敵后抗日戰場上，而不是一位邊區政府的“文員”。
2005年7月10日午后，在位于北京西直門附近的家里，他用四個字對記者概括了抗戰時期敵后根據地的經濟政策——“有取有予”。
“當然，最關鍵的、最重要的經濟政策莫過于減租減息了�！彪p手摩挲著自己寫于解放前的一本書——《一個革命根據地的誕生》的紅色硬布封面，年近90的老人不緊不慢地說。
一本書和它的作者
一直以來，這本書被國內研究抗日根據地經濟史的學者們奉為入門必讀書目。
但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當初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供研究之用，“是上級要求的，為了配合宣傳革命根據地的政策和形勢，也順帶反擊解放區之外對根據地的一些不好的謠言。”
1938年，年僅23歲的齊武輾轉進入延安，在抗大一分校學習數月，隨即被派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太行區。
“因為我讀過高中，應該還算革命隊伍里的一個知識分子，組織上就安排我在邊區政府做了一名文員�！睋f，當時的主要工作除了幫助起草一些文件外，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向戰士和群眾宣讀和解釋上級的文件政策。
1939年1月，齊武到達太行山區。此時，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進行了一年半，正面戰場上，武漢會戰使日軍速勝戰略遭受沉重打擊，侵略的步伐已經開始放緩，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日軍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敵后抗日根據地，掃蕩和封鎖日益嚴酷，根據地的軍事和經濟形勢更趨緊張。
而此時的根據地里，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減租減息運動正在逐步推廣開來。
減租減息就是“擠牛奶”
“當時的太行區減租減息工作做得不太好，在基層干部群眾甚至上級干部中，土地革命那一套還很流行。”齊武記得，當他剛剛進入根據地的時候，太行山上沒收地主、富農土地的事情時有發生。
減租減息的提出其實早于全面抗戰的開始。1937年5月，劉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將土地革命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轉變。
但后來者一般都以為，減租減息政策的形成始于洛川會議。
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個半月后，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實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建立包括最廣大愛國群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作為這一政策在經濟上的呼應，變“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政策為比較溫和的“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邊區實行的減租減息法令的要點是，地租，一般以實行“二五減租”為原則，即不論何種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額減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減到不超過一分半。
晉察冀邊區的創始人聶榮臻將這一政策稱為“擠牛奶”式策略�！敖裉鞌D一點，明天擠一點，貧苦農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對封建剝削勢力也沒有根本消滅，農民高興，地主、富農也可以接受�！甭櫂s臻在回憶錄中這樣說。
但當時，在各個根據地，減租減息政策的落實情況卻參差不齊。
晉察冀的減租減息政策的落實是當時各邊區的樣板。1940年初，太行區黨委要求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路過晉察冀時，順便問問人家是怎么搞群眾運動，怎么搞合理負擔的。齊武記得，“代表們從晉察冀帶回兩件真經：一是減租減息條例；二是統一累進稅�！�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在總結了抗戰以來各根據地的減租減息經驗之后，第一次正式頒布了詳盡統一的《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學界普遍認為，“這個文件的頒布，標志著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完全形成�！�
由此，減租減息開始在各解放區普遍實行。直到1946年年中，減租減息政策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一項基本政策。
農業對邊區經濟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減租減息政策中，發動農民仍然是頭等大事。
“解放前中國農村最主要的兩個問題就是土地和債務�！蹦祥_大學歷史系教授魏宏運認為，如何緩解緊張的土地關系，減輕農民身上過于沉重的租稅和債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發展所要解決的頭等重要的問題。
從當時各邊區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減租減息政策對農民收益的提高是明顯的。僅1940年6月，晉察冀邊區的四個專區就減息達32萬余元，其中2個專區減租12萬余擔。
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糧食部的施政報告卻表明，在國統區，“農民終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給地主，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來說，成都附近一帶，農民所納田租，最高的竟達收獲量的73%。其他各地大概有60%歸地主�！�
各根據地政府還采取措施，在不直接沒收地主土地的前提下，改善土地關系。通過沒收漢奸土地、出租逃亡地主土地、開展“抽地換約”運動、鼓勵開荒種糧等辦法，使農民手中的土地數量得到較快的增長，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
1940年，抗日根據地的農業獲得抗戰以來的最好收成，比1939年增長了1.3倍，甚至有些地方的產量超過了1936年的水平。而1936年是抗戰前中國農業產量的最高峰。
“農業的發展對邊區經濟全局起了決定性作用�！焙颖贝髮W人文學院教授李金錚認為，抗戰時期，邊區公營及私營工業雖有一定發展，但畢竟有限。因此，農業在邊區經濟結構中仍占絕對優勢，對邊區經濟的整體運轉起到了保障作用。
農業是邊區政府的依托，在邊區財政收入中占首要地位。據統計，在1942年，糧食征收占晉察冀邊區總收入的四分之三。
1941年開始，由于國共關系趨于緊張，國民政府停止了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財政撥款和物資撥付，外部捐款的通道也被堵死了，根據地財政更趨緊張，統一累進稅制開始大面積推廣。
與之前只對地主、富農等富裕階層征稅的制度相比，實行統一累進稅之后，稅賦的負擔面擴展到有地農民。
齊武記得，當時的太行邊區政府還頒布法令，規定“存糧存款不負擔”，“雇工工資一半不負擔”，“羊群不負擔”，“負擔照抗戰后平年應產糧計算，多收產糧歸農民自己”等政策，以緩解新稅制對下層農民的壓力。
有關數據表明，實行統一累進稅制后，根據地農民的負擔仍然比較輕。據1942年晉察冀邊區冀中區的調查，貧農、中農負擔分別占總收入的3.8%和9.8%，而凈余分別占總收入的5.8%和16.9%。
而部隊和政府機關的日子也能勉強維持下來了�！翱偰艹燥柫耍m然很少有大米白面�！睋R武回憶，當時太行區除了火柴以外，幾乎所有的物資都能自給自足，甚至有盈余和出口。
“整個抗戰期間，邊區餓死人的現象極少。而在國統區河南，僅1942年就餓死300萬人。”李金錚說，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主要依靠根據地農業生產的支撐，八路軍的規模得到了迅速擴大。
共產黨為什么做成了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國民政府就提出了減租減息政策，基本內涵和后來抗日根據地的政策大致差不多�！蔽汉赀\教授對記者表示。
1927年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訓令，強令在全境推行二五減租，將地租的上限設定為總收入的37.5%，并限定借款年利不得超過本金的20%。
而二五減租，當時只有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浙江五省政府發布這一命令，五省中則只有浙江真正試行過，最終以失敗告終。1931年春天，浙江忽然發布一個新的命令把法定的租率增加了一倍。
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政策推行之后，也在一段時間內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來自地主們的阻撓，他們企圖用自耕、出賣、分家等手段，將土地化整為零，使農民無地可租種；或將租額提高，達到明減暗不減的目的。而對于減息，他們紛紛以停止放貸對付。
而農民也有他們的顧慮。一來在觀念上，農民普遍存在地主地多也有理的想法；二來他們也擔心這樣的政策在敵我進退頻繁的根據地是否能夠長期堅持下去。
對此，邊區政府采取的辦法是頻繁派工作組下到村里，集中力量教育發動群眾，教育訓練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加強宣傳，造成聲勢。
“關鍵是一竿子插到底！”李金錚認為，中國共產黨這種將組織建立到最基層去的做法，是之前的國民黨政府所難以做到的。而且與地主階層利益的先天距離，也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將減租減息政策充分落實的一個根本原因。
隨著工作的逐步深入和政策的不斷調整，減租減息運動終于從1942年起在各個根據地普遍推開了。
據當時對太行區15個村的調查，減租減息后，地主和富農的經濟地位顯著下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從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
貧雇農的經濟地位則顯著上升，由1942年占農戶數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農占有的土地則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
“中農階層的壯大其實是中國農村社會改革的一條理想道路�！崩罱疱P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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