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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國防大學教授何理
本報記者 牛曉波
“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對于60年前的那場戰爭的評價，何理教授引用了已故歷史學家劉大年先生的一句話。
他認為，經過抗日戰爭，從近代以來飽受屈辱的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列強侵略戰爭的勝利，國際地位得到了顯著提升。而且，抗日戰爭，作為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有力推動了中國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社會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轉變。
“這種轉變，不僅包括政治層面上的，同時也包括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根本變革。”8月10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何理這樣分析。
“三三制”——民主化的嘗試
《21世紀》：是什么促使中國社會在那樣一個民族危亡的時刻，卻實現了這樣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轉型？
何理：這種轉型的實現，背后有許多因素在起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敵后進行的以新民主主義為內容的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
從政治方面來看，一個典型就是在抗日根據地實行的“三三制”政權組織形式。這種政權形式既不是一黨專政的，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而是一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民主政權。
我們在抗戰后期提出要建立聯合政府，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報告就叫《論聯合政府》。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聯合起來，要求國民政府推行政治改革，并不是要推翻蔣介石，而是要求國民黨對政府組織進行改組，對軍事統帥部進行改組，吸納各個黨派參加，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使中國實行民主化。這些都說明，當時，我們就已經把“聯合政府”當作組織中國政權的一個基本形式。
從“三三制”政權，到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共同提出的實行民主憲政的要求，一直到抗戰后期中共提出的民主聯合政府，表明了中共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進程。
在抗日民主運動和爭取民主聯合政府斗爭中形成的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政治合作關系，奠定了中國民主政治基礎和組織形式。抗日戰爭后的政治協商會議，可以說就是聯合政府的繼續。建國后成立了新政協，直到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這個基礎正是在抗戰時期奠定的。
減租減息——從民生經濟到民主經濟
《21世紀》：那么，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提出的主要經濟改革包括哪些方面？
何理：經濟上，在敵后根據地，當時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減租減息。
從社會發展角度講，減租減息政策改變了中國農村傳統的封建剝削制度，從舊的封建的社會性質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性質。減租減息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根據地民眾也動員起來了，經濟也發展起來了，群眾抗戰積極性也高了，軍隊也多了起來。
可以說，通過減租減息，發展合作運動和大生產運動，根據地的經濟改革為后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找到了一條可以借鑒的途徑。后來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國的農村建設與此是一脈相承的。
共產黨實行的這些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改革，從更深層次講，既解決了戰爭時期的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礎，是一項推動整個社會經濟進步和轉型的改革。
《21世紀》：結合之前的土地革命和之后的土地改革，減租減息政策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國共產黨固有農村土地政策在抗戰形勢下的一種權宜？
何理：減租減息并非權宜之計。這是在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條件下共產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惟一正確的政策。從減租減息，到后來的土地改革，這是一個具有政策連續性的發展，逐步達到徹底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封建剝削的目標。
減租減息政策被稱為“三分封建主義、七分資本主義”的政策，并不是要徹底消除封建制度和封建地主。但是它的實行卻使中國農村階級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由于減輕了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根據地農村的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地主和貧農的數量減少了，中農的數量迅速增長。處于中間階層的中農多了，本身就是一個民主的農村社會形態形成的標志。
階級關系的變化標志著這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不同方針下的政黨命運
《21世紀》：作為當時國內最重要的兩個政黨，國共之間在抗戰基本方針上有何差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為什么沒有能夠主導并推動這些具有進步意義的社會變革？
何理：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在抗日問題上是有很多共識的。尤其是在抗擊侵略這個問題上，當時國共并沒有分歧，即使對于持久戰的方針，雙方也是原則一致的。
但同時，雙方在一些具體政策策略上存在嚴重分歧。國共分歧的最本質的問題主要是民眾政策、社會政策的不同，兩黨之間不同的抗戰方針的根源也在于此。共產黨提出人民戰爭、動員民眾和全民抗戰的方針；而國民黨則強調依靠軍隊、依靠政府，就沒有開放民主，改善民生，動員民眾這一條。
現在看來，哪個執政黨脫離民眾到害怕發動民眾的地步，這個黨的性質和命運也就有很大的問題了。毛澤東說過，“兵民是勝利之本”，就是這個道理。國民黨當時在這一點上做不到，也不敢做。
《21世紀》：國共兩黨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針上的這些差異，導致的現實后果是什么？
何理：實際上到了抗戰后期，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國統區和解放區兩個不同性質的社會模式。國統區還是老一套，雖然經濟也有所發展，但社會性質沒變。而根據地雖然都處于偏遠地區，經濟落后，軍事裝備也不足，但在社會性質上是先進的。
這一點的意義十分深遠。它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沒有取得城市和全國政權的基礎上，已經從中取得了寶貴的社會改革經驗和執政經驗，并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然我們很難理解為什么抗戰勝利后短短三四年，貌似強大的國民黨政權就那么迅速垮掉了。
國共兩黨的不同政策取向所獲得的不同結果，也昭示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規律。在那個內外交困的危難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中國民主力量的團結和發展壯大，代表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成為中國走向民主復興的決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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