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1937年至1945年--被毀壞的中國經濟

　　本報記者 楊磊

　　戰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暗中開始的。

　　按照1901年簽署的庚子協定，從1901年開始，日本就已經在華北的北平和天津間屯駐了軍隊。

　　而那個1937年的夜晚，幾乎所有的記載都提到，“這是一個和煦的夏夜，空氣中有糧食的香氣”，一中隊日本軍隊在距北平15公里的盧溝橋附近舉行軍事演習。那里是控制所有與中國南方交通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樞紐所在地。

　　同樣駐扎在那里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219團3營11連，一位叫申仲明的排長正在聽他的士兵唱歌：“日本軍閥，國民之敵，為國為民，我輩天職……”此后很多年，無數中國軍人唱著類似的歌慷慨赴死。

　　日本人在午夜的時候突然宣稱，他們遭到了中國士兵射擊，而后在清點人數的時候，他們說自己的一名士兵失蹤了。于是，他們要求進入29軍駐守的宛平城搜查。中國士兵拒絕后，他們妄圖猛攻這座城鎮，未能得逞。

　　這就是戰爭的最初沖突。

　　戰前的“黃金十年”

　　在1937年7月7日這一天，對于這場戰事的最終來臨，蔣介石已經從1931年“9·１8”事變的猝不及防變得無比確信。

　　在政治上，1936年的“西安事變”最終使他在口頭上答應了抗日；而在經濟上，他更加意識到，財政部長宋子文正在使這個龐大的國家邁進金融和稅收統一這個環節，而利用重工業和資源管理手段將會使他的政府能夠應對未來的戰爭。

　　從金融和貨幣政策的統一，進而推動重工業發展，這就是1937年之前的中國經濟的明顯脈絡。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的專家們向本報提供的報告顯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有些經濟政策正在改變落后的中國。

　　韓國學者金正賢說，從經濟共同體的觀點來看，近代的民族國家就是要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而其中心是貨幣制造權。

　　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緩慢的發展過程。經過實施新的財政經濟方針，1928年至1930年間，經濟水平是上升的。而1931年后，經濟狀況惡化，經濟水平下降。

　　于是，1933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廢兩改元令》，規定從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國民政府新鑄造的銀幣，徹底廢除從晚清流通至今的銀兩。然而，當時全球爆發的經濟危機迫使美英放棄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銀出口，使并非產銀國的中國的金融和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為此國民政府再次痛下決心，廢除銀本位制，于1935年開始發行法幣。從此中國經濟不再隨世界市場銀價的變動而波動，中國的經濟水平迅速恢復，至1936年達到了民國時期最高的經濟水平。

　　但這項貨幣改革政策的出臺，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證從1927年至1937年的經濟政策不會受到貨幣變化的影響，最終使金融和稅收這兩個維持政府運轉的基本手段能得到貫徹。

　　之前，作為鋪墊的國民政府公布的《統稅條例》于1928年2月正式實施，它是一種以大宗機制品為課稅對象的消費稅。此項稅收在國民政府的中央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從1931年的7.4%到1935年的12.17%，數量上也從1931年的0.53億元增至1936年的1.17億元。

　　延續上述思路，南京國民政府在財政經濟方面做了如下工作：第一，整理財政，統一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改革稅制。第二，發表與各國重訂新約的宣言，開展關稅自主運動，否定領事裁判權。第三，統一國家貨幣，限制白銀外流。第四，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一系列財政經濟措施，促進了中國基礎經濟的發展：與英美等國新的關稅條約的締結帶來了關稅的顯著增長，由1927年的1.53億元增至1934年的3.83億元，占總收入的41%，比1927年增加了兩倍。

　　從1931年到1936年，中國工業年增長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間興建了8000公里鐵路，超過以前幾十年的兩倍，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

　　經濟的發展也使城市化進程加快，到1937年出現了滬、平(京)、津等人口過百萬的大型城市，這一切表明，中國已向現代化工業文明邁進，但是由于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打亂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

　　歷史學家羅榮渠估計，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延誤了20年時間。

　　此時，日本正竭力阻止國民政府形成作為近代民族國家所必須具備的統一貨幣體系。早在1932年6月，在偽滿洲國成立中央銀行并成功進行貨幣整理后，日本就企圖在華北成立第二偽滿洲國，形成日滿華經濟區域，從而把華北納入日元區。

　　而1937年之前的中國，正在延續著“實業救國”的思緒當中。1932年，國民政府實業部制定四年計劃，至1936年，將該項計劃延續成資源委員會重工業建設的三年計劃，此后1937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又決定了經濟建設五年計劃，這些計劃的目標重點是推動國家資本工礦事業的建設和發展。

　　按照《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說法，1927年到1937年，是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

　　與此同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在陜西邊區進行著“大生產”運動，這場運動至少保證了該地區平民的自給自足。而毛澤東所推行的農民路線，最終使他解決了更大的問題——工業、農業以及其他資本在一個龐大的社會體系中如何排除外部壓力，實現共存而且改變這個國家。

　　戰時經濟重創標志：“上海陷落”

　　戰爭在1937年7月8日之后終于全面展開。

　　戰爭的重心從北京轉移到了上海。彼時的上海，已經有了一個至今仍被提起的名字：“東方威尼斯”。

　　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經發展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業、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據1933年的統計，上海工廠數占當時全國12個大城市工廠總數的36%，資本額占全國12個大城市總數的60%。這些工廠的生產凈值占全國總值的66%。其中，外國對上海的投資更加集中：1931年，外國人對上海投資總額達11.1億美元，占外國在華投資總額的34%。

　　學術界將上海的成功歸結為“民國經濟政策的典型短期成果”：它受益的既包括民國的金融財政政策，也包括實業政策。一個數據是，民國支撐實業發展的資金90%來源于上海金融界。

　　中國抗戰史學會的學者們介紹說，1937年7月至1945年間，資委會預算內投資近12億元，這些資金在后方各省興建了一百多家企業。

　　戰爭開始后的1937年8月9日，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在上海成立，統一核定各類放款。這個機構成立的目的在于支持后方工農業生產，這被視為從經濟層面上展開全面抗戰的一個明顯信號。戰后，這項政策的后遺癥開始出現，它最終導致大量的國家資本進入產業。

　　那時候，國民政府更看重的是由1935年啟動的法幣政策導致的抗戰格局。國民政府于1937年8月15日公布《非常時期金融穩定法》，封鎖儲備金的支付，宣布支付期限為無限期。針對日本聯銀采取外匯掠奪政策引起法幣匯率動搖這一情況，國民政府取消了無限制供應外匯的法幣發行基本原則，并實施限制匯款及返還的法令。

　　金融政策的強制執行最終使國民政府獲得了部分可以用來抵抗的資本。

　　上海的戰事從8月13日開始，很快結束。此后一年，民國經濟政策輻射到的重點城市幾乎全線陷落。至此，民國經濟政策幾乎無法實施。

　　戰時政策：工業重心西遷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被攻破。

　　在南京的十年間，蔣介石曾特別注重武裝力量的現代化。但直到1935年，為了發展重工業才成立了國家資源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36年開始一項發展工業的五年計劃，總投資為27120萬元，從1936年開始，用五年時間建立冶金、燃料、機械、電器、化工等30余家工廠，使國防必需的戰略物資基本做到自給。

　　由于抗日戰爭的爆發，五年計劃實際上只執行了三年，從1936年7月到1939年3月，國庫只投資了2820萬元，原計劃的30余個工廠，實際動工的有21個，真正完成的只有3個。這些工廠由于在戰爭期間不斷內遷，也沒有發揮其戰略作用。

　　與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于1937年9月終于形成，民國政府的領導結構全部更新。國民政府于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立即把關鍵性的工業企業搬遷到內地。軍事工業，特別是南京、武漢、廣東和山西的兵工廠，構成了1937年8月開始的重要工業內遷的主體。這些企業大多是國民黨五年計劃的產物。

　　一些著名的私營企業家也將工廠遷離日本人的行軍路線——1937年8月10日，政府開始撥款給國家資源委員會，以幫助私人企業轉移出上海。146家企業以及15000噸的設備，隨同2500名工人，從上海轉移至武漢。

　　對于上海，這座以“金融中心”而聞名的城市，失去了這個產業基礎，它的金融企業面臨的是滅頂之災。事后所統計的，在上海失陷之后，著名的山西銀行商人隊伍幾乎全部覆滅。

　　而當時的武漢，更大的轉移正在籌劃。它于1938年10月16日陷落。從武漢轉移出來的企業最終的目的地是重慶，共有623家私營工廠被搬遷，其中的3／4最后恢復生產。武漢的兩家大型鋼鐵廠，包括漢陽鋼廠，是這次轉運的主要部分。同時轉移的還有42000名技術工人，其中12000人獲得政府財政的資助。

　　這些企業的內遷深刻影響了中國西部省份的經濟。當時，內地省份是與世隔絕的，但戰爭最終改變了這一切——在日本人被打跑后，很多企業留在當地，很多工人成了未來的工人階級的一員。

　　這時，蔣介石的親密戰友汪精衛開始選擇另外的道路。汪精衛于1939年5月正式投靠日本，成立了偽國民政府。但僅從地域覆蓋上來看，這個時期汪精衛采取的經濟措施，更直觀地影響著當時中國的經濟走向。

　　1943年2月12日，改組后的汪偽全國經濟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戰時經濟政策綱領》，企圖統一貨幣發行權，強化中央儲備銀行，以確保金融對其它經濟部門的支配。但是由于汪偽政府實施的是配合日本大東亞戰爭的賣國政策，其財政赤字愈來愈大。

　　為了彌補赤字，汪偽只好借助于濫發紙幣。1943年4月軍票停發后，中儲券發行量迅速膨脹，至1945年8月，其發行額已達4l，993億元。通貨數量的劇增，引起物價不斷上漲，進而刺激通貨更加膨脹。這種惡性循環使汪偽經濟陷于崩潰的境地。

　　而在邊遠的陜西，毛澤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開始了政經一體化試驗：建立“三三制”政權，實行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和經濟文化建設，開展武裝斗爭。共產黨最終獲得了成功。

　　戰后中國：官僚資本主導經濟的覆滅

　　戰爭于1945年8月14日正式結束。

　　在這場為時八年的戰爭中，日本侵占了中國2753254平方公里的國土，970余座城市(全國城市為1200個)，淪陷區人口2.57億�熑珖�人口為4.5億�牎�

　　在抗日戰爭中(1937到1945年)，全國有2100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余萬人被殘害致死，直接經濟損失達62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

　　國民政府在1945年8月聲稱，它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業基地以及估計約為4.5億人口的3／4以上擁有領導權。

　　蔣介石毫不客氣地接受了日本戰時在中國的所有投資：據統計，日本在中國企業投資，1930年為8.9億美元；1936年為16.29億美元，其中東北為13.24億美元，關內為3.05億美元；1944年日本在華投資到達最高峰時總額達到61.63億美元，其中東北為52.79億美元，關內為8.84億美元。國民政府把接收的敵產歸為國有，使資本國家化，進一步充實了國家資本的力量。

　　抗戰勝利時，國家資本在國內生產領域中已經占據相當優勢，而收繳日資歸為國有則奠定了最終的基石。從產量計，國家資本控制著全國煤的33%，鋼鐵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電力的67%，水泥的45%，占有紗錠的37%，織布機的60%，當然鐵路和銀行更是完全掌握，真正形成了國家資本主義。

　　統計顯示，1948年上半年國家資本的產業已經占全國產業資本總額的80%以上，而在1936年之前占70%-80%的是外國資本。

　　這時，一個更加危險的局面正在來臨：國民政府廉價地置換法幣，攫奪民眾的財產，這種由貨幣政策導致的經濟不穩定造成對政府的不信任：1948年8月19日的批發物價指數同抗戰時期相比，則重慶與上海的物價分別上漲1777倍和13884倍，遠遠超過抗戰時期物價上漲速度。

　　經過八年抗戰，共產黨確信，通過動員廣大基層民眾，是完全有可能迎來中國的偉大復興，而且，這有利于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地位。

　　因而，這場戰爭最終導致中國的對外政策必須面對兩種傾向：一方面是和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這些國家在漫長的戰爭中，為中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讓掌權者看到，一個先進的工業模式是如何改變局勢的；另一方面，由于蘇、美兩個強國的成長，世界范圍內的民主聯盟正在消失。

　　無論是哪種情況，中國的相對地位都會受到損害。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這將最終導致由國外扶植的官僚資本出現。他曾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區分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并指出：舊中國的官僚資本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

　　正如毛澤東所確信的，這不是民眾需要的中國——因而在后來，他提出的口號就是“打倒三座大山”。

　　學術界公認，國民黨治下的1927-1937年，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極盛時期，而在戰爭中，他們又通過戰時體制蛻變成最終的官僚資本主義——這些人，主導了戰后經濟走勢。的確，正是因為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賦予了這個階級買辦或者官僚的特性。

　　學術界認為，戰爭改變了這一切。這符合日本挑起這場大戰的初衷。但日本人之前并沒有想到，早在1935年，陜北的窯洞，美國記者斯諾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已經深刻意識到日本在未來戰爭中的失敗命運。在這個名為《論持久戰》的小冊子里，毛澤東將這場戰爭分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個部分，并準確預言這個戰爭的結局——最終，他和共產黨贏得了整個中國。

　　而在1937年7月7日的那個夏夜，國民革命軍第29軍219團3營11連的申仲明排長成為全面抗戰開始后第一個犧牲的軍官。事后解密的資料證實，他是一名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