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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 原松華
“剛剛結束的一期廣交會上，歐美客商比去年明顯減少，來自歐美的訂單也下降很多。” 河北外貿企業圣侖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建平介紹說，具體的下降份額要等廣交會二期結束后才能出來，但他們現在已能感受到紡織品出口的“陰云密布”。
美國商務部于5月13日和18日先后宣布，對來自中國的7種紡織品進口實施數量限制。對中國紡織類產品設置種種“貿易壁壘”，使一部分外商為了規避風險，開始將訂單轉向印度等南亞國家；同時，給國內的外貿企業和國內的經濟帶來了潛在危機。
出口放緩影響經濟增長
據海關總署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我國一改前幾年年初貿易逆差的狀態,6月份出口額較去年同期增長了30.6%,達到659.6億元,增幅遠遠大于預期;同月進口增幅則相對較小,僅有15.1%,總額計562.8億美元。進出口增幅的一慢一快使得中國6月份貿易順差高達96.8億美元,2005年上半年的貿易順差總額也由此達到了396.5億美元,與2004年上半年的68億美元逆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課題組的報告顯示，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略有上升,鋼鐵出現歷史罕見的凈出口局面，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速放緩。前5個月,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33%,增幅同比回落26.9個百分點。傳統大宗商品出口保持平穩增長,其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增長17.2%；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增長22.8%,增幅均有所回落。
進口商品結構變化主要表現為工業制成品進口需求明顯下降,初級產品進口需求相對較高。隨著我國對固定資產投資實施調控政策,投資品進口需求明顯下降。前5個月工業制成品進口增長11.2%(上年同期為36.3%),其中,進口汽車4.8萬輛,下降38.1%(上年同期為增長83.6%)；進口鋼材1070萬噸,下降31.5%(上年同期增長60.3%)。此外,機電產品進口僅增長9.3%,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32.2個百分點。初級產品進口特別是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的進口需求相對較高,占全部進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摩根斯坦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有兩個特殊的原因可能引致進口減緩：首先，大量的庫存可能是一個原因，中國上年可能進口了過量的建筑設備。其二，中國政府將汽油和柴油價格保持在較低水平，石油企業放緩了原油進口。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課題組報告稱，2005年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環境基本上是有利的,但制約因素有所增加,加之受外貿連續3年超常規高速增長的基數因素影響,外貿進出口將面臨一定的挑戰。在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的前提下,預計全年外貿出口將增長24%,進口將增長20%,全年實現順差600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0億美元左右,但與上半年相比,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
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則認為，過度地依賴出口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缺憾。在羅奇看來，由于面臨外部的貿易摩擦，中國的出口動力在今年下半年將顯著放緩，最終影響GDP的增加。
粗放式的外貿增長難以持續
“近幾年來，由于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旺盛需求和人民幣匯率等方面的原因，中國經濟中對外貿易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現在，進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了2/3左右，而在外向型經濟相當發達的美國，這一數值也只有20%左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說，“顯然，中國經濟增長對于國際市場有較大的依賴。如果出口形勢發生變化，而國內又不能保持較高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那么，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進一步放緩”。
劉偉教授認為，雖然目前凈出口的擴大抵消了內需增幅下降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但由于中國已經連續多年保持了30%以上的出口增長，再繼續保持這樣高的出口增長率是有難度的。而且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實際上意味著一定的國際市場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適度地松動宏觀經濟政策，保持內需的適度擴張，對于保持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及高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茅于軾在接受中國投資記者采訪時說：“外貿依存度過高產生貿易壁壘，使出口下降，經濟減速；順差是害人害己的，對貿易伙伴也是不利的。從經濟發展的長遠看，貿易順差、逆差應該盡量保持平衡，因此我主張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調整后可以利人利己，當然在調整的過程中，需要恰當的解決辦法。”
國家信息中心中經網首席經濟師梁優彩向中國投資記者分析：人民幣升值可以打破貿易的不平衡，解決貿易壁壘的問題，當然這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目前在國內的熱錢大約有3000多億，選擇這種時機升值人民幣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是非常明顯的。即使人民幣升值也不要超過10%，應該在5%～10%區間之內。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課題組的報告稱，一方面，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和工業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在內需降溫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和工業增長率仍然居高不下。外需占經濟新增需求的比重偏大,一旦國際經濟形勢、人民幣匯率或其它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外需的波動容易造成經濟起伏。
另一方面，貿易順差的大幅增加也進一步刺激了國際投機資本對人民幣匯率的炒作、投機力度,到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7110億美元,比年初增加了1010億美元，同比多增337億美元。外匯儲備非正常增長造成我國貨幣資金投放渠道扭曲,對內需型產業和中西部地區發展極為不利。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最新消息，經國務院批準，自今年7月21日起，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從外貿進出口總額與同時期GDP增長的差距中可以看出，盡管入世3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增長十分顯著，2004年的貿易規模相當于2001年的2.3倍,貿易增長連續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國家利益、企業利益、國民福利增長與貿易的高增長并未同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晉平認為，能夠帶來的利益與附加值的高低是衡量出口一個很重要的方面。2004年出口增速為35.4%，進口價格上升了5.3%,如果這種上漲源自出口商品附加值的增高或者由于結構調整而增加了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的話,那么就意味著我國加工深度的提高,意味著貿易對國民收入增加做出了更多的貢獻。但是實際的情況是出口價格的上漲并不是完全由于提高附加值所取得的。由于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低、加工鏈條短，往往只承擔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致使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低位。
對此，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指出，我國的外貿出口結構與制造業結構、技術結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錯位：如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機電產品是第一大出口產品，而這與我國發展相對滯后的制造業結構、技術結構并不吻合。
分析原因，張燕生認為有兩點：其一是“候鳥經濟”所致，即大部分高端產品出自擁有自主產權的跨國公司，而非中國企業。盡管從出口統計上看，出口的產業都是高端的，其實技術、品牌、甚至企業的所有權都不是中國的。這種“候鳥經濟”或“外插入結構”是不穩定的，一旦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喪失，他們就會轉移出去，選擇具有更為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生產。
其二，在我國加工組裝的高端產品中，我們仍處于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序。比如，對某一高端產品進行包裝或組裝其中的部件，盡管被列入了高端產品的類別中，但是仍是最低端的生產工序，也不能說明進入了高端分工。
在張燕生看來，貿易大國是與經濟大國相關的，貿易強國也是與經濟強國相關的，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是與整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關的。
因此，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還需提升，若比較優勢能夠處于分工的高端，才真正會被國際市場所認可，并不易被替代。
改變出口策略 做好“加減法”
“要破解與外部世界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難題，中國需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徹底改變傳統以出口創匯為首要目標的粗放式外貿發展戰略問題。”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沈丹陽博士認為，實現出口促進從“規模導向型”向“效益導向型”轉變。
目前，中國商務部已經就轉變中國出口戰略、建立全國的“外貿促進體系”設立了專項課題研究。作為該課題主要責任人的沈丹陽表示，該項研究將改變中國傳統的貿易戰略。中國傳統貿易戰略是以“出口創匯”為基本指導原則的。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努力擴大出口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擴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如為出口企業提供優惠貸款、貼息、出口補貼、退稅等，這些措施的實施使得中國外貿出口連續20多年保持比中國GDP增長高出一倍的速度增長。
但是，這種帶有濃重的“重商主義”色彩的貿易增長方式也帶來負面影響：一方面，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扭曲了國內經濟的資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特別是出口退稅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發展的巨大成本和代價。另一方面，持續的貿易盈余也會使一國的外匯儲備居高不下，對本國的匯率穩定和經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
對此，商務部研究院正在制訂的商務部《建立全國外貿促進體系》專項研究，描述了中國需要建立的一種“大商務”格局。這個格局的理想模式是：建立一個由政府部門、行業協會、企業廣泛參與的促進體制，采取經濟和非經濟的手段促進中國外貿的可持續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從國內的角度看，外貿升級的條件正在逐步準備中。一方面，國內的經濟體制正在逐步轉變，隨著企業體制改革的加快，民營企業將更快地進入出口領域；另一方面，國內的產業升級也在不斷推進。低端產品逐步減少，一些技術含量和加工度比較高的產品正在增加，我國在國外的銷售網絡也逐步在發展。
看來，從貿易大國轉變到貿易強國，需要改變出口策略，破解外貿的粗放增長困局，做好貿易的“加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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