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逆轉的連鎖反應 企業利潤緣何批量走向滑坡

　　○ 本刊記者 原松華

　　“一噸螺紋鋼賠200元，一月生產15萬噸，意味著要賠3000萬元，一些跟我們合作的中間商，銷售價格比我們鋼廠還低，賠不起的時候就洗手不干了。不過，沒有過不去的河，預計淘汰小鋼廠后，未來會有價格反彈�！焙颖背械落搹S北京公司的王恩生對記者述說近期鋼價下跌企業面臨的困難。

　　其實，困惑的不僅僅是鋼鐵業，來自國家統計局6月22日發布的報告顯示，今年1～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部國有企業產品銷售年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實現利潤比去年同期增長15.8%，低于去年近40%的漲幅；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虧損額達465億元，增長77.5%；與此相對應的數據是，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僅有6.5%,大部分行業利潤大幅下滑。

　　對于企業利潤的“批量滑坡”與上市公司的“集體地震”， 市場人士分析認為，一方面是前一階段部分行業盲目擴張的后果顯現，另一方面是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迅速上升。

　　效益逆轉的連鎖反應

　　“企業利潤下滑是必然的�！敝袊鴩�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說，前段產能擴張過快，導致上游的鋼鐵和水泥價格都在向下走，所以上游的部分企業也出現虧損。對于下游企業而言，受到前段上游原材料漲價的影響，下游企業之間競爭相當激烈，企業剛開始還扛著，到了四五月份，某些企業已經扛不住了，虧損面就擴大了。

　　哈繼銘認為，經濟是在緩慢下降，但這并不是壞事。本來經過前期的增長，經濟已經過熱，所以現在不能斷言已經進入通縮。

　　據中國鋼鐵協會提供的數字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鋼鐵行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32.17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投資總額同比減少2.78億元，投資增幅由去年同期的106.4%高增長轉變為負增長。負增長的根源正如鋼協常務副會長羅冰生所指出的，“是國家宏觀調控的積極成果，有利于全行業控制盲目擴張產能和低水平重復建設”。

　　對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鋼鐵熱”，國家去年接連出臺宏觀調控政策予以矯正。去年年末的一周之內，國家發改委連頒兩道控制原材料業的“鐵令”，控制鋼鐵業重要原材料——焦炭、鐵合金、電石行業的投資，暗防鋼鐵投資熱反彈。經過層層嚴防死守，“鋼鐵熱”的勢頭現在顯然已經被打壓下去。

　　銀河證券分析師張新法分析說，此次鋼鐵業投資的負增長將順應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對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是一個“相當好的信號”。

　　諸多數據表明，始自去年3月的“點剎車”式的宏觀調控，有效控制了投資需求釋放的節奏。那么，為何一些經濟學家甚至政府官員又顯得憂心忡忡？

　　進入4月份后，鋼材價格旋即快速回落，特別是主要用于建筑業的線材和螺紋鋼價格大幅下降，由20多天前的每噸3800元迅速降為3200元左右，這一含稅銷售價已經低于部分鋼鐵企業的成本價。鋼鐵行業和建材行業利潤的下降，反映了一直以來拉動宏觀經濟增長的主力之一——投資開始下滑。

　　“鋼鐵和建材行業利潤下降源于建筑材料、汽車等價格下跌，也反映了對能源等投資的限制。我們預計，隨著鋼鐵、水泥、化工、汽車和出口等增長趨弱，今年全年工業企業利潤的增長率將降到10%。”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

　　從需求的角度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課題組的報告顯示，重工業擴張期的“投資-生產”自我循環漸近尾聲,對投資品的需求也開始降溫。1～5月,鋼材產量同比增長25.4%；全國鋼材消費量同比增長14.4%,其增速比鋼材產量增速低11個百分點,增速比2004年回落0.7個百分點。前5個月進口鋼材1070萬噸,同比下降31.5%。國內建筑用鋼材和低檔次普通鋼材產能過剩問題開始暴露,進入4月份以來普通鋼材價格出現回落。

　　中國人民銀行監測的企業間商品批發價格變動情況顯示:4、5月份,鋼材價格月環比分別下降2.2%和2.4%。由于電解鋁、水泥等行業供過于求的局面早已形成,價格下降已經使部分前期投資過熱的行業出現全行業虧損。隨著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過快上漲造成的成本上升壓力不斷顯現,新一輪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陸續投產,產能過剩的局面正在從下游行業向中間品和上游行業蔓延。

　　今年3月份，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張漢亞研究員曾預測我國經濟下半年開始趨冷，他在接受《中國投資》記者采訪時表示，宏觀調控卡住了需求，使生產過剩加快，造成企業效益下滑。而企業虧損后沒有能力去投資，造成了產能過剩、產品賣不出去，直接導致企業效益下滑，繼而影響職工的消費，這樣的惡性循環必然會造成整個經濟下滑�！叭绻�在宏觀調控方面不適當放開，下半年的形勢不容樂觀”。

　　投資的減速、產能的過剩、需求的降溫都使企業效益發生逆轉，繼而使中國經濟放緩。

　　如何解決企業的虧損問題？在國家發改委投資所研究員羅松山看來，由于最近兩年投資上升得快，產能也就隨之而上升，但消費卻跟不上去；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消費者在買房的同時相應擠壓了其他消費，伴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上漲，這種漲價并沒有往消費領域傳遞，意味著消費結構的不平衡。羅松山說：“財富集中在一個產業是不正常的，說明經濟增長是有問題的。國家在調控房價的時候，要降低房價，讓老白姓買得起，這樣才能使老百姓有余錢購買其它商品，以帶動工業基本面的消費，由此企業才能擺脫虧損”。

　　高成本制約經濟發展

　　在清華大學經濟學院魏杰教授看來，自2003年以來，我國企業的總體生產成本在急速地上升。生產成本的上升必然侵蝕企業利潤，當企業利潤急劇減少甚至無利可圖時，企業就必然會減少生產和壓縮投資，甚至停產歇業。他在接受中國投資采訪時表示，“我國企業的高成本時代已經到來”。

　　我國企業長期以來是依靠低成本而生存和發展的，現在企業生產成本快速上升，企業如果沒有應對的心理準備和具體措施，只能是減少投資和壓縮生產，從而導致整個經濟增長速度非正常下滑。

　　魏杰教授認為有6大因素致使企業進入高成本時代：

　　能源：能源緊張和價格上升是我國經濟生活中近幾年來出現的一個重要問題，而能源又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一個最基本要素，因而能源緊張和價格上升直接引發了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

　　原材料：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導致了原材料緊張和漲價，由此引發企業生產成本上漲是必然的；

　　交通運輸：這是企業反應最強烈的一個問題。尤其是交通運輸中的一些產品雖然屬于公共產品，應由政府提供。但因為財力方面的原因，政府不得不進行商務運作，這也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

　　生產條件：主要指的是土地和環保。土地漲價引起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是有目共睹的，環保準入條件的不斷提升也加強了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這自然加大了支付環保方面引起的生產成本，例如加大治理廢氣、污水、廢料等方面的費用支出；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價格上漲是農業政策調整、城市生存條件漲價以及注重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必然結果；

　　國際：隨著我國在能源及原材料上更多地依賴國際市場，國際市場的漲價導致了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像鐵礦砂一次竟漲價70%之多，這無疑加重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另外，我國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而人民幣升值的直接結果也推動了中國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國際反傾銷過程中為我國企業產品定價設定了許多規定，這些都變相地表現為企業成本上升。

　　光大證券研究所的一份報告指出，勞動力、信貸成本的增加和進口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導致了企業利潤份額的降低和利潤增長速度的放慢。同時，投資形成的供給能力的釋放導致了產品價格的下跌，也是利潤增速放慢的重要原因。報告稱，利潤增長的放慢和信貸擠壓的持續發展表明，中國經濟已經失去了擴張的動力，并將很快轉入緩沖地帶。

　　政策亟待調整

　　6月13日到23日短短的10天時間里，全國人大財經委經濟室主任李魯陽和研究員張雪松馬不停蹄地走訪了浙江杭州、溫州、寧波，四川成都、資陽等10家左右的企業。調查中發現，在企業效益方面，浙江省前5個月企業利潤出現199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而去年同期增長36.1%。

　　“浙江是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省份，對宏觀調控政策信號的反應也最為靈敏，在經濟周期波動上的顯示也比較快，從經驗來看，會領先全國特別是中西部省市幾個月到一年的時間。換句話說，浙江經濟今天出現的問題一定程度上會在幾個月后出現在其他地方。”李魯陽說。

　　對于微觀的企業，如何擺脫困境，應對高成本時代的到來。魏杰教授自有高見，他給企業開了4付“藥方”：

　　其一，由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向節約型經濟，包括通過循環經濟、能源替代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節約能源、原材料等影響成本上升的生產要素，在節約中應對高成本；

　　其二，因為低成本時代的消失和高成本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企業不可能再單純依靠成本優勢了，因而企業必須要由成本優勢戰略轉向技術優勢戰略，注重技術創新，包括核心技術創新和非核心技術創新等內容，我國的華為、海爾、格蘭仕等企業在這方面走出了自己獨特的路子，值得學習和借鑒；

　　其三，調整產業結構，拋棄容易引發成本上升的產品，例如放棄那些高耗能、高污染而附加值低的產業，進入到低消耗、低污染、甚至無污染但附加值高的產業，推動自身的產業升級；

　　其四，就是在改革中提高效率，通過高效率抵消高成本對企業的影響，因為高效率和成本成反比，效率越高，則成本越低。

　　“當然對高成本時代，僅僅單純依靠企業的努力顯然是不夠的， ”魏杰教授認為，從政府角度看，必須通過政策調整推動企業順利應對過高成本的壓力。這其中包括：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的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當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時，政府應該降低企業的社會成本，例如政府應該通過改革降低企業所支付的各種形式的審批費用等支出，尤其要解決亂收費問題，從而高效地為企業服務，使企業的社會成本下降。

　　另外，要為企業提供更為便宜的公共產品，例如有些公共產品可以適當地降價，由財政承擔一些因其漲價而引發的成本過速上升，因為企業已為此交納了應有的稅收。此外，“選擇時機適當地減少稅賦。這樣可以變相地降低企業成本。從現實情況看，我國企業稅和費的負擔也確實太高。如果說在低成本時代這種狀況還可以存在的話，那么在高成本時代到來時，我們就應該改變這種狀況了”。

　　今年上半年，企業利潤下滑和通縮苗頭的隱現無疑令高速行駛的中國列車前途不乏變數。處在經濟運行的十字路口，企業需要制定明確戰略規劃；從投資下降、產能過剩、需求不暢等方面看，考驗的則是政府調控的平衡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