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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思考，在中國，或許做一本實用理性的雜志會更加容易討好；但我們還是選擇了主流權威政經刊物的理想主義。所謂主流，意味著我們必須直面當下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最焦點的問題，且不能站在某個利益集團的立場，而只能選擇國家和公眾的利益；所謂權威，則要求我們盡可能找到最合適的發言人，不能含糊，不能閃爍。這樣的定位給了我們極大的壓力。
2005年第7期，我們嘗試著接近這一目標，得到的外界肯定成了我們繼續努力的勇氣。
向券商注資是貫穿整個6月乃至今后更長時間的新聞事件，也是幾乎所有涉及經濟報道領域的媒體的關注熱點。所有的關注都是負責任的，但我們是否真的想過到底誰應該為券商“負責”，誰應該為“注資”負責呢？無論是質問央行，還是質問券商，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更勿論質問注資的具體技巧了。發現隱藏在券商背后地方政府的“無形之手”使我們意識到：跳過這一環節，“注資”將陷入無效的黑洞。封面文章《憑什么拯救券商》正是立意于此，發表后即被國家官方新聞網站新華網全文轉載，門戶網站新浪將其制作成頭條專題；專題在網易上引起了讀者的激烈討論，“一針見血”是我們得到的最高承認。
回想整個6月的采編工作，我們對自己的評價是：《經濟》的編輯記者們是勤奮的，也是“幸運”的：
法國人否決歐盟憲法，震驚整個歐洲，遠在亞洲的我們第一時間采訪到法國駐華大使；
中國向民營企業開放軍火市場甫始，《經濟》記者就率先揭示了國家軍事訂貨體系破題的前前后后；
中國證券市場歷史性的解決股權分置之時，我們有幸經歷并見證了第一批試點的整個過程；
原油價格問題、中美紡織品爭端、交通銀行香港上市，6月的熱點，我們沒有一個落下，相關文章在各大網站廣為轉載。
一位一直密切關注《經濟》的媒體同行問道：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你們力圖扮演“嚴肅的觀察者”角色，是嗎？
我們還不敢輕易的回答“是”，因為盡管心里這樣盼望，但離那么高的評價，實在還相去甚遠；無論對于雜志的成長，還是作為媒體人的社會定位，失去冷靜都不是一件好事——而每個月在這里“彰顯”我們的影響力，不過是希望能夠白紙黑字的與讀者互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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