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4個村莊4類后自治樣本

　　初步完成了民主選舉后，廣大農村進入民主治理階段，可集體企業沒了，地少了，農民向何處去？“兩補一免”后村財政怎么辦？村主任如何作為？這是當前中國農村普遍之急。7月13日—18日，本報記者隨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第四督察組赴黑龍江調研，所到四個村莊，約略反映了當前中國農村“后自治”的四個樣本——

　　本報記者 程萬軍

　　1、海溝村：維系經濟

　　海溝村位于阿城市料甸鄉。村委會坐落于本村中心小學一隅，是個不富也不窮的“中村”，共有村民2800余人，人均3畝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黑龍江省人均耕地6畝)。

　　村主任楊奎禮告訴記者，沒錢，沒經費是他最頭痛的問題。村里基本已經沒有集體企業，“兩補一免”后村財政艱難維系。農業稅、義務工沒了出處，村里的福利、公益事業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境地。比如，他們村委會早就籌劃為村里修路的事，可村財政沒錢，又不能向村民集資，還不能攤派義務工，所以這件事就始終擱淺。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

　　從楊奎禮無奈的眼神中，映照著一個時代的變遷。現在農村所面對的市場環境、農村的資源條件和人才狀況已經與改革開放初期大為不同，村主任個人的作為空間相當小。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八十年代，由于計劃經濟所造成的短缺，農村集體工業能夠在一個相當寬松的市場環境中成長，一個有魄力的村主任的作為空間相當大。但現在，這種市場環境已經不復存在了。

　　目前，該村的人居環境有下降之虞。楊奎禮直接向記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取消農業稅后，村財政收入如何保證，中國農村經濟向何處去？

　　2、紅新村：留守經濟

　　紅新村同樣位于阿城市料甸鄉，是個朝鮮族聚居村莊。村里的年輕人大部分赴韓國打工，只剩老人、家屬看管留守。村路、街道建設良好，老年活動室等應有盡有。

　　村主任孫英子充滿自豪地對記者講述本村的人居環境。該村900多村民，其中半數以上在韓國務工，由于大批人員勞務輸出導致該村勞力匱乏，村委會采取公開招標方式，土地統一交大戶耕種。當記者問及村里改善居住環境的經濟來源時，孫英子說，是從前變賣集體企業留下了比較豐厚的家底，本村并無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看出，這種留守經濟的主體還是“吃老本”。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成為“三農”問題中難以破解的一大難題，也嚴重影響到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3、北拉古村：地租經濟

　　北拉古村位于海林市海南鄉，為鄉政府所在地。人口近2000，人均收入3000余元。北拉古村是“林海雪原”的故地，號稱“中國雪鄉第一村”。村財政主要來源：磚廠、豆油加工企業及廠地租賃的地租經濟。主管鄉長向記者介紹說，該村五業興盛，借地緣優勢，富村強民，為省級文明村。該村地租經濟已成勢，村委會依次蓋起了村辦公樓，并興建了筆直的村路、村民娛樂休閑所，以及成立老年會。

　　土地的稀缺性產生了地租，于是，地租經濟便成為中國農村轉型期的村財政的主要來源，北拉古村正是具有廣泛代表意義的一個縮影。

　　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基層政府收入來源逐漸萎縮，但相應的行政職能卻未喪失，基層政府仍必須提供公共性質的服務，但卻缺乏相應的資金，從而造成基層財政滾存赤字越來越大，債務累積規模居高不下的現狀。

　　取消農業稅后，伸向農民的手要收回來，基層政府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轉移支付了，但目前的轉移支付力度并不能解決問題。表面上看，由于中央將對因取消農業稅所造成的財政缺口的80%進行轉移支付，省、市兩級政府也要對剩余的20%的缺口予以填補，基層政府的財源好像不受影響，但實際并非如此。因為國家依據的是2002年農業“兩稅”的征收額進行轉移支付的，而2002年稅費改革已使基層政府的財力有所下降，所以，維持在2002年水平上的轉移支付是低于稅費改革以前的農業稅費收入的。因此，若國家的轉移支付維持在2002年的水平，2004年以后，地方財政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嚴重的虧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虧空必將迅速增加。在目前財政管理體制下，當縣級政府財政出現困難時，層層截留勢必要發生，鄉、村兩級的日子就更難過了，最后很可能再次向農民伸手。

　　4、蔬菜村：合作經濟

　　蔬菜村位于海林市海林鎮，有村民6000余人。2004年全村經濟總收入6500萬元，是遠近聞名的“明星蔬菜村”，所以整個村莊的面貌猶如小縣城般繁榮。該村的主要作物為西紅柿，村主任竇乃興告訴記者，該村共有企業23家，合作經濟是蔬菜村蓬勃發展的主要支柱。

　　記者在跟訪中發現，該村的最大特點是村務井然有序，在該村的檔案庫里，一直可以上溯查到1949年的村務記錄，另外科技興農至少也是長期繁榮的一個保證。記者在村辦公樓的一樓大廳，看到該村與以色列農業合作項目的培訓，可見這里的農業合作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先進的科技進步。

　　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對農民而言，它是自己權益保護的重要組織，農民權益保護可以再獲得組織上的保證；對于農業而言，它可以統領和整合各類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從而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對于農村而言，它是農村社會中的非政府組織，它與農村的政府組織、合作經濟組織共同組成一個較完整的農村社會體系。但是由于諸多原因，當前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還缺乏法律承認、法律地位，也缺乏政策支持，所以星星之火，它的燎原之勢尚任重道遠。

　　記者手記

　　希望的田野必須注入新的活力

　　在記者走訪各個村莊的過程中，幾乎每個村主任都提出過類似的問題——集體企業沒了，地少了，農民向何處去？“兩補一免”后村財政怎么辦？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村的普遍困惑，也是亟待解決的當務之急。

　　取消農業稅后，由于轉移支付并不能解決收不抵支的問題，基層政府的財源將會進一步減少，本來就十分嚴重的農村縣、鄉、村債務問題將更加惡化。但是，地方政府債務如果得不到解決，不僅會影響地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而且會影響當前農村基層組織的功能，這樣勢必會造成新的問題。解決老問題的同時又造成了新問題，這顯然不是理想的選擇。

　　當“兩補一免”作為一種單項制度進入農村，而規避了中國農村的整個制度環境的創新時，它對于中國“三農”不會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所謂“二次革命”，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如果經濟體制上的費稅等舉措不與農村制度創新同步進行，光有費稅的變化而沒有生產關系的改變，那么其效果必然事倍功半。而只有制度創新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三農”問題的解決才會事半功倍。這應該成為中國打造希望的田野的最大方略。

　　回望30多年前的“土地承包制”，開天辟地地激發了世界最廣大群體——中國農民的活力。但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以及農村的土地性質變化引發的新的生產關系矛盾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再加上現實所期待的以工業化現代化為基礎的農業現代化遠未完成，而今，必須清醒地看到，30多年前的“土地承包制”所激發的“三農”活力已近枯竭，希望的田野必須制度創新，必須注入新的生產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