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金：20年后的挑戰

　　本刊記者 南焱

　　“稅波”的難言苦衷

　　記者：近來外界傳言古井偷稅，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效金: 我認為界定公司是否“偷稅逃稅”，一定要從其源頭、目的及周圍的環境來分析。古井貢于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但開始于1994年的消費稅(繳15%～25%)是促使古井貢與銷售公司合并繳稅的最深原因。消費稅從嚴格理論上講是指消費者消費了多少酒才要繳相應額度的稅，而國內所指是生產多少就繳多少。如果加上增值稅(10%)、所得稅(33%)等，公司則可能處于虧損狀態。因此，當時許多要繳消費稅的企業都在想辦法減輕企業負擔。其中之一的辦法就是設立銷售公司。其實銷售公司的設立，對公司、對政府、對當地財稅機構都是有利的。我們古井貢每年的年報表中都有財務數據公告，在這些公開材料中都明確地表明是與銷售公司合并納稅的，如果說古井貢純心偷稅逃稅，為什么還要公告？

　　記者：按你的說法，古井貢這樣合并納稅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

　　王效金：古井貢出身在一個經濟欠發達地區，從1996年上市的第一天起，就要向當地繳33%的所得稅，而其他酒企業則只繳15%的所得稅。

　　當時，為了推動企業上市，國家允許地方財政對上市公司企業所得稅實行先征后返政策，當時全國所有白酒類上市公司都按此優惠政策繳納企業所得稅。古井貢是一個老國企，從來未曾少繳過一分錢的稅，但企業按33%的稅率繳納所得稅后，亳州市地方因財力不足稅收返還較少，所以造成公司生產經營資金一直比較緊張。

　　而我們企業內部知道合并納稅是不合適的做法，所以很早就開始做好分開繳稅的準備。實際上我們還可以提前在2005年下半年開始分開納稅，只是考慮到如果我們分開納稅而其他同行還一直合并納稅，那我們的市場會受到較大的競爭壓力。在這過程中，地方政府曾提醒過合并繳稅不行，但考慮到企業的特殊情況，一直未采取果斷的方式中止合并繳稅。

　　記者：如果財政部真要追究過去幾年的合并稅收款項，對目前的古井貢來說是否很不利？

　　王效金：我們對此次稅收問題有三個態度。第一，承認錯誤，不找理由，不找借口，不推卸責任，深刻檢討自己。第二，立即整改。第三，我們會反映實際存在的問題，我們企業要繳的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白酒從量稅、能源交通、教育、水費等稅加起來，稅務負擔已達到了50%。我們希望財政部考慮這些具體的問題，幫助上市公司能順利渡過此次難關。

　　當然，我們在財政部還未對此事公布處理結果前，也做好了最差的打算，如果分開納稅，一年古井貢的稅收就增加了5000多萬元，我個人的估算，分開納稅后古井貢的年稅率達到了53%。古井貢也估計到了這次事件，可能會對古井貢產生巨大影響，所以采取了一些積極應對措施。目前公司的經營非常正常，仍然按年初的計劃按部就班地進行。今年白酒僅5月份銷售收入現金回籠就已達8500萬元，比去年同期的銷售淡季增長了一倍多。

　　記者：面對這一困境，公司目前有什么對策？

　　王效金：從目前來看，古井貢被查稅的確是一個困難。但從長遠來看，分開納稅未必是一件壞事。我們相信，隨著稅務政策在白酒業縱深推行，分開納稅是必然走向。而古井貢第一個贏得了時間和空間，可以更好地調整公司架構與營銷策略以適應這種趨勢。

　　最近我們確定了目標，重點調整6大方面，即重點發展高端和中檔產品，調整產品價位、產品結構、控制費用支出、降低財務成本、抓好經營工作等措施。但從傳統營銷模式向現代營銷模式的轉變，付出的成本也會很大，這對古井貢短時間內的業績會有一定影響。但我相信，在當地政府與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我們有信心、有能力處理好這次危機。

　　記者：這次古井危機在你20年經營管理中應該算是一個關口？

　　王效金：在企業的發展道路上，沒有一帆風順，沒有風平浪靜，隨時都會遇到一道道的急流、一道道的險灘，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渡過這個急流，排除這個險灘。你渡過了，就能到達理想的彼岸。不然的話，你就是一個失敗者。另外，我們企業不是制訂政策的，我們是適應政策的，是執行政策的，但在有些政策面前我們確實感到無奈。

　　告別“英雄主義”

　　記者：你在國有企業已經做了20年，在你看來中國企業當前最缺的是什么？

　　王效金：是制度。中國的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往往會陷入兩大怪圈，這兩大怪圈嚴重制約著我們企業的發展，并且一直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一是“輪回”的怪圈。當今中國企業三五年的成功并不難，難的是像可口可樂那樣保持百年的成功。古井也是在這個怪圈中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并且一直在探索中前行。二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怪圈。在特定的時期，特定的階段，一個企業的命運往往維系在一兩個人或幾個人身上。這種現象嚴重制約著中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制約著古井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將企業的制度化、規范化建立在各方利益協調下，或者說建立在各方合理利益的基礎之上，這一切才會變成現實。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企業要擺脫這樣一種怪圈，就必須要形成一種良好的制度，形成一種系統的支撐力量，才能避免個人英雄主義時代的再次發生。

　　記者：過去許多年，中國企業都是靠個人英雄主義來發展的，從而忽視了制度的力量，現在在這兩者之間你是怎么看的？

　　王效金：制度的建立者往往就是制度的破壞者，當年我也給古井建立一套很好的制度，受到了各方面的壓力，由此造成實踐中我成了制度的破壞者。現在古井喊出一個鮮亮的口號：做到可持續發展，打造百年老店。在這期間，我徹底否定了大家都認為是成功的經驗，對自己做了徹底否定。否定自我是痛苦的，真心實意地否定自己就是脫胎換骨，不僅要有言論，還要有行動。比如古井的平均主義，公司只要一開會，碰到一些問題涉及群眾利益時馬上就會有人進行激烈地討論。遇到這些事情時，我寧愿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也要把這項工作做好，使公司保持一個祥和的局面，從而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調整好。但這最終的結果就是滋生了平均主義，這也是自己釀造的平均主義的苦酒。記得有一年，我的年終獎勵應該是32萬元，但我最終只拿了18萬。為什么？就是為了減少利益上的矛盾。這表面上看是我的高風亮節，但實際上我破壞了制度。到了今天，大家沒有這種精神了，我就得把這杯苦酒喝下去，還得得罪人說該給多少就得給多少。我希望年輕的一代要改變。

　　記者：那么你對企業制度是如何理解的？

　　王效金：我認為，作為一個領導者，在一個特定時期，盡管是表現出一些高風亮節的舉動，但這實際上是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因此，我發出一聲呼喚：我們不能再以個人的道德和力量來代替制度。

　　接班人抉擇之痛

　　記者：20年古井生涯，今年你已56歲，我想接班人的問題你應該考慮了，你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王效金：47歲時我就已經考慮到接班人問題了。那時我突感自己老了，那么在我肉身消失后，我的精神生命如何延續？必須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做到基業長青，完成古井的新老交替。

　　記者：具體實施中你是怎么做的？

　　王效金：在選接班人問題上，面臨著是要朋友，還是要事業的抉擇。人都是有私心的，我也不例外。安徽許多大企業的交班問題都沒有搞好，關鍵是私心，是多年的感情糾葛，惟恐擔上“卸磨殺驢”的罪名。最終，我還是選擇了事業，但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是我內心的斗爭，是一個長期過程的思考。那么如何對待多年的朋友、哥們呢？就必須轉化觀念、批判再造，實在不行，最后只能調整換人。目前，公司里與我同時代的老朋友、老同事，已經換了90%。這個班子，重點啟用的都是40歲以下的年輕人，基本上沒用40至50歲的人，我希望這個班子能穩定延續到下一代。

　　記者：今年“再造一代古井新人活動”對培養接班人有什么意義？

　　王效金：目前是新老交替過程中關鍵的奠基時期，權力移交基本上完成了。中國有句老話“扶上馬送一程”，我清楚知道，送也要送得適度，不要太長。今年“再造一代古井新人”，就是總結前幾年活動的成果，總結出一套新一代人的標準。回答好兩個問題，特別是“我應該干什么，怎樣才能干好”，這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今年的活動算是一個序幕。

　　記者：目前接替你的人是不是已經成竹在胸了？

　　王效金：第一，接班人我絕對不會只培養一個人，而是培養一個群體；第二，古井分成四大塊，這本身就是一場競爭，誰干得好誰就有可能到這個位置上。未來古井的管理將是專家團隊加經營團隊管理的結合。

　　記者：柳傳志徹底退了，但他是在收購完IBM后退出的，也就說柳傳志將聯想帶進國際化后，為聯想找到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高速公路”才躬身退出的，那么你在有限的時間內將為古井的后來者指出一條什么樣的路？

　　王效金：柳傳志在他的企業定的高度是正確的。但古井作為一個國有企業，這個平臺是什么？我想利用我的有限的幾年時間，為古井完成革命性的變化，過去二三十年，古井是量上的變化，未來的二三十年應該是質上的變化，我不可能再干二三十年完成質的變化，但是，我要為古井打造一個質的變化的平臺，這個平臺就是現代國有產權的改制。如果在這幾年中，我有幸完成古井的體制改革，那一切都對接起來了。就我個人而言，改過之后可能還會有一個交替階段，我在這個位子上再干兩年，順利完成交接就隱退，那就是古井新時代的開始。

　　改制的態度底線

　　記者：看來改制是你任期內最大的愿望，那么作為古井的掌門人，你對古井改制的基本態度是什么？

　　王效金：我的態度是：第一，只要改制方案能推動古井快速發展，能以員工的利益為基準，其他的都可以放寬考慮，我們都要給予大力支持，積極配合。第二，凡是涉及員工利益的事，政府沒有想到，我們替他們想到，盡到我們的責任，維護好員工的利益。第三，牢記我們的位置，牢記我們的角色。我們是改制的載體而不是改制的主體，我們是改制的對象，不是改制的決定者、決策者。

　　記者：改制現在到了何種程度？與過去的方案有什么不同？

　　王效金：我現在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亳州市古井集團改制小組已審查了古井集團改制的新方案，現在正準備向上級申報，如果成功，古井很快將實現改制。

　　新政下的困惑

　　記者：最近一個時期，中央直屬企業連續退下去一批高層管理者，年齡最小的剛滿60歲，最大的63歲，這就是說國家把國有企業的主要負責人當作公務員來看待了，仍然堅持以60歲為標準。據悉國資委有一個規定，今后國有企業的主要領導任期為3年一屆，繼續任職的要再履行手續。那么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今后國有企業的主要管理者就是任命，不存在所謂的企業家職業化的問題了。是不是也意味著今后對于像你這樣企業教父級的管理者也不會再有？

　　王效金：從任期上，國有企業的主要負責人任職期限有了約定。可以這樣理解，國資委就是為了防止內部控制人。至于“企業教父”或者“企業精神領袖”這些稱呼，那都是社會上的一些說法，不是國家所倡導的。

　　記者：古井在近20年中，之所以能夠持續地發展，就是因為你的戰略思想能夠得到持續地貫徹。海爾、聯想等等都是如此，那么按照國資委的規定，古井的這種模式今后是不是也將不復存在？

　　王效金：是的，有可能。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認為國資委不應該一刀切，而要實事求是，應該站在企業的長遠發展和戰略高度來考慮，應該根據該企業負責人的身體及精力狀況，應該根據該企業負責人思想是否能夠做到與時俱進來決定。作為一個公司，要充分發揮董事會的作用，而不是規定輪崗制。因為規定了任期時間，有的企業負責人可能就會有想法，從而不利于企業的發展。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最終的努力方向都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規范運作企業。如果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那么就要發揮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的作用。所以，企業負責人是否下去不能一刀切。這是值得思考的。

　　遺憾中的無愧

　　記者：你認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企業家的標準是什么？

　　王效金：一個真正企業家的標準是：第一，必須遵紀守法，遵守社會的公認道德。只有這樣，企業家才有號召力，才能受到群眾的擁戴。第二，企業家必須會經營。我們要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這是企業家的職業。第三，在中國這個社會環境里，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土地上，企業家應該是具有民主思想的鐵腕人物，應該知道社會發展的大局是什么。一個人沒有民主思想，他就無法推動社會的進步，企業面臨的許多問題就無法解決。

　　記者：你在古井已經20年了，現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效金：現在我們擁有的共同理想與夢想就是打造百年老店，推動古井的可持續發展，并實現我們所有員工的合理利益，實現企業價值與員工的價值。但對于我個人而言，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就是去年古井改制未成功。古井出身在一個偏僻的窮地方，我個人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將古井帶上一條康莊大道，但這不是員工的問題，也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環境所造成的。

　　記者：你是怎么評價總結自己這20年的？

　　王效金：截至目前，我已經工作了38年，其中有20年是在古井度過。尤其是在古井這20年，我認為是盡心盡力的，是問心無愧的。無論是對企業，對員工，對同事，對社會，還是對政府，我不可能說我做的都是成績，這期間也有失誤，但我是用良好的愿望和負責的精神去認真地工作，去盡心盡力地奮斗。如果說我們的工作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那不是我們的態度問題，而是能力和水平問題。在古井的這20年，我有幸福，也有歡樂；有鮮花，也有掌聲；但是也有辛勞和辛酸。這20年，在古井員工的支持下，在古井管理層的支持下，在老一代的支持下，在新生代的支持下，我們畢竟是扎扎實實地走過來了。固然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我還是比較滿意的。無論今后我是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還是不在這個位置上，凡是涉及古井的事，我絕對會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絕對是滿腔熱情地來支持和愛護古井的事業。我在這個位置上如此，即使明天下臺，也絕對確保今天工作到下午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