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經濟發展理論，固定資產投資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固定資產投資快速穩定增長，1978-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21.75億元增加到6827.59億元，年均增長25.5%，是推動江蘇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本文利用投入產出表及相關統計資料，對固定資產投資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固定資產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動力
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資金的數量和資金的利用效率。固定資產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動力，它對經濟運行具有先導作用，并以其乘數效應拉動經濟增長。
（一） 固定資產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從最終需求角度看，GDP由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三部分組成。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江蘇投資率逐步上升。2003年，投資率為49.6%，比1979年上升了20.9個百分點，1979-2003年，資本形成總額平均占GDP的比例為42.5％。投資率的大幅度上升，為保證江蘇經濟的起飛和高速增長創造了前提條件，形成了高積累與經濟高增長的良性循環。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率的年平均拉動率達52.0%。固定資產投資是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表1：江蘇總需求結構及各種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1]（單位：%）
年份
GDP增速
各種需求占GDP比重
最終需求拉動率
最終消費
（消費率）
資本形成總額（投資率）
凈流出
最終消費
資本形成總額
凈流出
1979
12.0
54.0
28.7
17.4
90.0
24.1
-14.0
1980
4.8
54.9
30.5
14.7
50.2
37.1
12.7
1985
17.3
54.3
41.6
4.1
22.7
58.2
19.1
1990
5.0
50.6
41.5
7.8
62.2
68.1
-30.3
1995
15.4
43.7
48.1
8.3
76.5
80.3
-56.8
1996
12.2
45.3
46.6
8.1
47.4
42.6
9.9
1997
12.0
45.2
43.8
11.0
40.1
29.5
30.4
1998
11.0
43.9
46.1
10.0
25.9
68.7
5.4
1999
10.1
43.4
46.2
10.4
40.3
51.3
8.5
2000
10.6
43.2
46.0
10.8
43.4
44.6
12.0
2001
10.2
45.1
44.6
10.3
48.6
40.6
10.8
2002
11.6
45.2
45.2
9.6
52.0
41.6
6.4
2003
13.5
44.0
49.6
6.4
50.5
45.9
3.6
年平均
12.3
49.2
42.5
8.4
45.3
52.0
2.6
[1]現價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為投資率。不變價資本形成總額增量與GDP增量之比，即投資需求拉動與經濟增長率之比為投資需求拉動率。
（二）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存在較高的相關性 1、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曲線與經濟增長曲線變化趨勢基本相同。經濟波動由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決定。一般而言，經濟高漲總是由于總需求的擴張，經濟衰退也總可以歸因為總需求的收縮。由上圖（1978-2003年固定資產投資與GDP增長曲線）可見，經濟增長與投資增長曲線或者說經濟周期與投資周期大體相似，除個別年份外固定資產投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上下波動幾乎是同向的。兩條曲線雖不完全一致，但變化趨勢和波動周期卻基本相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曲線與經濟增長曲線具有明顯的“趨同性”和“時滯效應”。但相比較而言，投資波動幅度要超過國內生產總值波動幅度。可以說投資波動直接引發和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波動，經濟增長率與投資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56，存在較高的相關性。
2、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也基本呈現同向變化。投資率雖然不是判斷經濟過熱的唯一標準，但確實是反映經濟冷熱的一個敏感指標。下圖顯示，投資率在年度間是波動的，有的時期上升，有的時期下降。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也基本呈現同向變化，分時期看：
上世紀八十年代，投資率水平平均值為37.9%，地區生產總值年遞增11.6%。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各地在經濟發展中普遍存在不顧條件、急于求成的現象，根據各自的資源條件，競相發揮“優勢”，追求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紛紛上項目，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大規模膨脹。1985-1988年投資率平均達44.0%，地區生產總值年遞增15.1%。
九十年代，投資率較大幅度上升，平均值為46.9%，地區生產總值年遞增13.5%。1989年，受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出現了負增長(-13.9%)，199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只有11.3%。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各地以此為契機，興起了新一輪全國性的建設熱潮，于1993年達到巔峰。1992、199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61.8%、60.8%，大大快于經濟的增長，投資率達50.1%、53.0%。
1997年，國民經濟開始減速，當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比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投資率也回落2.8個百分點。1998年以來，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現象。1998-2002年，經濟增長率年遞增10.7%，遠低于1979-1997年平均12.7%的水平。五年中有三年居民消費價格（CPI）是下降的，兩年微漲1%以下。但投資率有所上升。2003年以來，江蘇經濟步入新的發展周期，固定資產投資也擺脫低迷徘徊的狀況，進入快速增長的通道。2003、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38.6%、28.0%。（三）固定資產投資通過乘數效應間接拉動經濟增長
投資乘數理論表明，投資增加可以引致國內生產總值的成倍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不僅具有直接的拉動作用，而且，擴大投資會拉動對原材料、生產設備、勞動力等的需求，從而拉動與投資活動相關行業的產出和消費需求的增長。從兩者的波動形態來看，投資增長對同年或滯后一年的居民消費的增長走勢有影響。根據投入產出模型測算，每增加1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將誘發社會總產出339.4億元;每增加1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通過國民經濟各部門直接或間接地為這部分投資提供各種產品和勞務的波及過程，最終轉化為消費需求增加50.2億元，若當年全部實現消費將誘發社會總產出132.73億元。每1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影響如下表：
表2：每1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對各部門的影響（單位：億元）
部門
產值增加
消費需求增加
第一產業
24.54
3.63
第二產業
242.96
35.94
# 工業
216.90
32.09
建筑業
26.06
3.86
第三產業
71.91
10.61
# 交通運輸及郵電業
7.58
1.12
批發和零售貿易業
18.05
2.67
金融、保險業
5.98
0.88
合計
339.42
50.21
（四）投資調節是宏觀調控的主要著力點
投資具有“既為當期需求又為下期供給”的兩重性特點。從需求角度，擴大投資會從短期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調節投資需求對控制社會總需求非常重要。從1991-2003年江蘇最終需求的增長速度來看，投資需求增速比消費需求快3.2個百分點。從這一期間江蘇最終需求的波動情況來看，投資需求的波動強度遠高于消費需求，增長速度起伏相當大，是造成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波動系數是最終消費的6.6倍,波幅比最終消費大26.1個百分點。投資的這一變化特點與政府調控經濟的方式有密切關系。由于投資增長有一定的慣性，投資項目的建設工期一般需要幾年才能完成，如果集中上一大批項目，由此引起的投資高增長往往要持續幾年。當投資高增長誘發了經濟全面過熱時，政府不得不采取“緊縮”政策，迫使經濟降溫，回歸到適度的增長區間。因此，在我國，政府歷次“擴張”或“緊縮”經濟的落腳點幾乎都集中在投資上。這種操作方式雖然存在不少弊端，但見效快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表3[2]：（江蘇最終需求的平均增長速度及波動強度（單位：％）
（1991－2003年）
指標
GDP
最終消費
資本形成總額
年均增速
13.5
11.5
14.7
波動系數
4.6
2.1
8.7
波幅
17.3
7.9
34.0
[2]本表按不變價格計算。波動系數為年增長率的標準差，用以度量考察期內各年的增長速度和平均增長速度的平均差距；波幅為增長的波峰點與波谷點之差。
二、固定資產投資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作用
投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從本質上主要體現在對有效供給形成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固定資產投資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完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投資結構問題是關系國民經濟結構的大問題，投資結構調整是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先導和杠桿。因為現在的產業結構主要是由過去的投資結構決定的，現在的投資結構又決定和預示著未來的產業結構。從現有產業結構來看，江蘇固定資產投資結構在向促進新型工業化的方向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快速增長，第三產業投資穩步發展。投資重點項目的實施，加強了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緩解了煤電油運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瓶頸制約。2004年，江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電力工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瓶頸”產業投資增勢強勁，分別增長63.6%、30.7%。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產業進入限制的逐漸放寬，江蘇民間投資[3]逐漸進入各競爭性領域、部分壟斷性行業和公益性領域，與產業結構升級兩者之間實現良性互動。2003年，江蘇全部農業投資中民間投資所占比重達54.4%，對保證農業的基礎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制造業領域，民間投資已幾乎遍及所有工業大類。制造業民間投資占到全部民間投資的57.9%，制造業投資中民間投資的比重達57.7%。在第三產業投資中，民間投資也占到36.5%。
[3]民間投資是相對于國有投資、外商投資的一類投資，是以我國公民個人和個人集團為投資主體的投資，包括城鄉集體經濟投資、私營個體經濟投資、股份制、聯營等其它經濟投資和城鄉個人投資。
表4：江蘇固定資產投資行業分布結構比較（單位：%）
國民經濟行業
2002年固定資產投資比重
1991年固定資產投資比重
2002年比1991年增減
合計
100.00
100.00
-
第一產業
0.38
1.12
-0.74
農林牧漁業
0.38
1.12
-0.74
第二產業
48.78
63.52
-14.74
采掘業
0.98
5.93
-4.94
制造業
35.47
44.54
-9.07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11.10
12.77
-1.67
建筑業
1.23
0.28
0.95
第三產業
50.84
35.36
15.47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19.15
13.96
5.19
批發、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
2.01
2.85
-0.84
金融業
0.40
0.53
-0.12
房地產業
0.27
1.97
-1.70
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
0.53
0.41
0.13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2.97
1.27
1.70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13.95
2.55
11.41
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5.35
4.54
0.82
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
1.54
1.20
0.34
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3.41
2.59
0.82
（二）加快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完善
一定的經濟結構是一定資源要素配置格局的反映。而一定資源要素配置則是通過固定資產投資來實現。因此，固定資產投資在不同所有制的分配比例影響著未來的所有制結構，投資主體多元化是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前導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條件。民間主導、市場導向的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帶來了江蘇經濟的生機和活力。民間投資呈現投資總量攀升、增長速度加快、所占比重提高的態勢。2004年，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投資、外商、港澳臺經濟投資分別占29.4%、18.0%，民間投資比重達52.6%，比上年提高8.3個百分點。2004年，私營個體經濟投資占民間投資的44.6%。私營個體經濟已成為民間投資的第一主體。
表5：江蘇民間投資主體的結構變化（單位：億元、%）
時期
累計額
平均占民間投資比重
民間投資
#集體經濟
私個經濟
股份制經濟
集體經濟
私個經濟
股份制經濟
“六五”時期
（1981-1985年）
322.14
156.56
165.58
―
48.2
51.8
―
“七五”時期
（1986-1990年）
964.3
377.21
587.09
―
39.5
60.5
―
“八五”時期
（1991-1995年）
2790.99
1788.5
856.23
146.26
61.4
34.5
4.1
“九五”時期
（1996-2000年）
5488.98
2306.9
2089.64
1092.45
43.2
37.2
19.6
“十五”前三年
（2001-2003年）
5863.81
1159.04
2920.51
1784.26
20.0
50.7
29.3
（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改善人民生活是發展經濟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擴大投資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個基本手段。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則需要有相應的投入，因此投資與充分就業關系較為密切，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社會從業人員之間存在著較高的相關性。投資對就業的促進作用體現在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從短期來看，主要是通過擴大對現有企業產品的需求，促進現有企業就業水平的穩定和提高；從長期來看，則主要是通過投資形成新的企業、新的生產能力、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市場需求空間，以吸納社會新增勞動力、剩余勞動力和促進勞動力的再就業。據回歸分析，1980-2003年，全省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全部從業人員數的相關系數約為0.62。江蘇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創造約2.4萬個就業機會。民間投資特別是私營個體投資已成為江蘇居民增加收入的一個新亮點和重要途徑。2004年，發展民營經濟的增收效應進一步釋放，城鎮個體經營者凈收入增長17.7%。
三、江蘇固定資產投資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一）投資結構調整難度大
現階段，江蘇投資結構中還存在一些需要重視和改進的問題。一是投資的產業結構欠合理。2004年，工業投資高速擴張，帶動第二產業投資增長28.0%，而第一產業投資僅增長4.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一、二、三產業投資分別占0.4%、53.3%和46.3%。投資產業結構變化的規律表明，農業的相對弱化有其客觀必然性。但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在投資產業結構的發展進程中對農產品的需求在相當時間內數量都是龐大的。第一產業投資比重的過快下降必然妨礙對農業的科技投入，難以改變農業生產率低下的現狀。其結果必將制約江蘇工業化進程，阻礙投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鋼鐵、水泥等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投資增長較快。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投資分別位居制造業投資第1、4、3和8位，分別占城鎮投資的5.8%、3.0%、3.5%和1.8%。
二是固定資產存量與增量調整變化差異較大。總的來說，各種所有制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的結構調整，主要是通過增量即新增加的投資進行的，相對而言，政府通過國有資產存量形式轉換籌資進行投資結構調整的力度則要小得多。以工業為例，2002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工業企業增加值所占比重為13.4%，國有工業企業當年固定資產投資所占比重為10.4%，而國有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所占比重為23.9%。
三是投資地區分布不均衡。投資的地區布局對地區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化關系極大，特別是那些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顯著的重大項目的安排，會對地區經濟格局產生重要作用。追求經濟增長目標的政府通常追求達到最優投資密集度，傾向于在經濟增長效應較好的投資基點上繼續增加投資，加大投資的集聚度，而不是建立新的投資基點。長期以來，江蘇投資始終表現為蘇南規模較大，而蘇中、蘇北由于面臨地區內市場狹小和資本有效需求不足和資本供給不足的雙重發展障礙，投資發展相對滯后。2004年，江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蘇南占67.3%，蘇中、蘇北分別占13.2%和19.3%。蘇南民間投資總額為1600.1億元，占到全省民間投資67.6%。
表6：江蘇區域固定資產投資所有制結構（2002年）（單位：%）
經濟類型
所有制構成
所有制占全省份額
蘇南
蘇中
蘇北
蘇南
蘇中
蘇北
國有
35.7
33.6
40.6
56.5
15
26.6
集體
11.3
10.9
7.7
64.3
17.6
18.1
股份制
7.6
9.5
4.5
62.5
22
15.4
“三資”
17.4
8.4
4.3
80.7
11.1
8.2
私營
18.9
17.9
24.5
55.5
14.8
29.7
（二）投資率偏高
從江蘇投資率的國際比較看。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世界投資率的平均水平為19.9%，低收入國家為19.7%，中等收入國家為22.9%（其中，上中等國家為19.0%，下中等國家為25.2%），高收入國家為19.0%。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年份是一國（地區）歷史上投資率最高的階段之一，較為典型的有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省，最為典型的則為日本、泰國和巴西。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的投資率分別為19.3%、14.3%和23.9%。可見，江蘇的投資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還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江蘇投資率水平偏高是不爭的事實。
表7：江蘇投資率的國際比較（單位：%）
地區
1990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美國
17.6
19.5
20.3
20.5
20.7
18.7
18.2
日本
32.8
28.7
26.8
25.9
26.2
25.6
--
德國
22.4
21.6
21.8
21.6
21.9
19.6
18
印度
25.2
22.9
21.4
23.7
22.7
22.3
22.8
巴西
20.2
21.5
21.1
20.4
21.5
21.2
20.3
埃及
28.8
21.7
21.1
20.5
18.3
16.9
16.9
世界
24
22.9
22.4
22.1
22.5
21.4
19.9
中國
35.2
38
37.4
37.1
36.4
38
39.4
江蘇
41.5
43.8
46.1
46.2
46
45.5
45.2
實踐表明，過低的投資會使經濟發展缺乏后勁而導致經濟萎縮，是不足取的。一定時期內，高投資率有利于經濟加速發展。但高投資率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勢必會拉動國民經濟各部門特別是工業部門的過快發展，導致經濟過熱等不良后果，也是不足取的。高投資率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是：
其一，是形成經濟過熱、發生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是導致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加劇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如果突破資源和條件的限制，投資總量增長超過一個合理范圍，投資率持續在高位上，并且伴隨著較高的消費增長率，就會使宏觀經濟發生偏熱或過熱。由下圖可見，物價上漲則一般與投資快速增長的年度相吻合，且略顯滯后。上世紀八十年代，江蘇CPI平均上漲7.62%。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投資大規模膨脹時，1988年CPI上漲21.9%。九十年代，投資率較大幅度上升，物價指數也大幅度上升，CPI平均上漲8.1%，1993、1994年更達18.2%、23.2%。 其二，導致生產能力利用率下降。增加投資意味著擴大生產能力。生產能力利用率低是與消費率低聯系在一起的。在買方市場條件下，當生產能力持續超過有效需求規模時，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使投資增長失去最終需求的支撐，大量生產能力過剩，生產能力利用率下降，投資效益難以得到充分發揮，最終使得靠高投資維持的高增長難以維持，導致經濟大起大落。計算資本邊際生產率[4]。1996-2000年，江蘇投資效率為0.21，即100元投資導致地區生產總值增加21元，而日本（1966-1970年）、韓國（1976-1980年）、墨西哥（1971-1975年）、阿根廷（1961-1965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左右的五年時間的平均投資效率已分別達0.37、0.36、0.26和0.53。
[4] 一定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增加量除以當期資本形成總額
其三，影響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片面理解“發展就是硬道理”，認為加快發展就是加快經濟增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其在行政管理體制和職能上產生越位和錯位，制定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增長目標，加之投融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和預算軟約束[5]，結果使得投資增長大大快于消費增長，許多投資項目建成后形成的新生產能力是沒有市場需求的無效供給。這種拼資源、擴張土地資源占用的外延型投資方式雖然能拉動短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從長期看反而加劇了供過于求的矛盾，浪費了寶貴的經濟資源，降低了經濟增長的質量。這種長期高度依賴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給經濟持續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
[5]投資主體（各級政府）在享受投資收益的同時并不對其行為承擔風險，或承擔的風險遠遠小于其可能獲得的收益
與投資相比，消費增長緩慢，消費率長期偏低。2004年江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6.6%，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11.4個百分點。從消費率的國際比較看。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消費率為58.0%，世界平均水平為80.1%，低收入國家為80.7%，中等收入國家為74.3%（其中，上中等國家為75.2%，下中等國家為72.4%），高收入國家為81.0%。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2003年江蘇消費率僅為44%，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是明顯偏低的。
四、江蘇投資增長展望及路徑思考
在乘數―加速數模型作用下，投資增長的上限受制于可利用的社會資源總量，投資增長的下限受制于在乘數原理作用下的固定資產折舊。在現實生活中，投資增長的上限往往低于理論上限，而投資增長往往高于理論下限。這是因為，為了防止投資大起大落，以及投資劇烈波動對經濟周期的影響，政府往往在投資接近下限時增加政府投資，在投資接近上限時努力防止經濟過熱。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適度投資率所處的區間也不同。就今后的發展而言，要保持江蘇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加快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進程，改善發展環境，增加社會就業等等，都仍需投資高增長的支持和推動。未來15年江蘇存在著巨大的自主投資能力，投資率將維持在較高水平。既要保持投資的快速增長，又要防止投資過熱，既要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又要防止盲目建設和低水平重復建設。
保持江蘇投資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的路徑是：
1、保持投資長期穩定增長。充分調動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的積極性，積極培育多元投資主體。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擴大利用外資的規模。引入競爭機制，在政策環境、市場環境、信息咨詢和服務環境等方面全面啟動民間投資。培育和發展資本市場，引進市場化機制募集資本和吸納社會資金，開辟多元化投融資渠道。運用市場手段推動國有資產流動重組，促進資源向優勢企業和優勢產品聚集，同時，著力幫助解決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2、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根本上防止投資過熱，就是要切實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式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擴大消費需求，以消費需求的增長將帶動投資增長，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投資和消費雙輪驅動。切實轉變政府職能，下力氣降低政府直接投資一般性生產項目的比重，尤其是要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減少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盲目建設。進一步加大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避免粗放經營帶來的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
3、推進投資方式轉變。轉變投資方式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追求“有效投資”、“高效投資”與“綠色投資”，即發展能有效擴大內需、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的投資，力求避免無效投資和重復建設；發展乘數效應高、經濟效益好、有利于經濟結構升級和優化的投資，力求避免規模大而效益低，質量差，建成項目生產能力困置的投資；發展能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環保等方面因素、著眼于長遠利益的投資，力求避免環境污染、只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和環保問題的投資。由于人口眾多，剩余勞動力和新增勞動力大量存在，妥善把握提高資本有機構成與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關系。
4、注重提高投資的有效性。堅持正確的投資方向，針對江蘇投資產業結構存在的偏差，以增量投資擴大和存量投資調整為手段進一步調整三次產業的投資產業結構，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加強第一產業，確保農業的基礎地位。逐步降低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調整第二產業內部的投資結構，促進工業結構的高度化。限制低水平加工工業的投資增長，加大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投資，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力度，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投資的規劃、引導和支持力度。有效增加第三產業的投資，適度增加對交通運輸、郵電通訊、教育事業和公用事業等基礎行業的投資，加大對金融保險業、科研、信息咨詢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新興行業的投資。
5、加快區域投資結構調整。美國經濟學家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的“平衡發展”理論提出，發展中國家要打破“惡性循環”、改變貧困局面，關鍵要突破“資本形成不足”這一約束條件。著眼于促進區域經濟的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充分利用蘇北地區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低、市場廣闊等比較優勢，加強與蘇南的聯合，更多地利用區外資金包括外資，以沖破其發展瓶頸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
6、繼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把投資體制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重要環節，建立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并符合WTO規則的新型投融資體制，著力促進民營資本成長。完善投資項目核準、備案制度，明確投資風險責任，加強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和市場引導投資的作用，嚴格限制政府投資范圍，健全政府投資決策機制、項目法人約束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
（張衛東 王德舫 孫建祥 錢寧 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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