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企業家：中國公司法修改體現國際化趨勢

　　在中國公司業已開始大規模國際化之后，立法者終于開始努力將國際規則引入十幾年前制定的法律中了

　　自1994年公布以來，關于《公司法》的話題好久都沒有這么熱鬧過了。雖然《公司法》在1999年和2004年分別做了兩次修改，但幅度很小，“與其稱之為修改，不如說是沒改，”一位法學專家這么評價。

　　但這次不一樣。在2月28日閉幕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公司法》修改草案首次被提交審議。新的草案共11章263條，其中新增加44條，刪除13條，修改91條，僅此就可以看出修改的幅度之大。而且，很多重要條款作出了重大修改。

　　從內容上來說，此次《公司法》的修改主要可以分為對“資本制度”和“治理制度”的修改。雖然條款繁多，但并不出所有人意料地，修改草案的大方向是引入國際規則。

　　在資本制度方面，修改草案降低了企業設立和融資的門檻。例如，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金要求由10萬元猛降至3萬元，公司上市的股本要求由5000萬元降到了3000萬元。此外，現行《公司法》規定，公司發行新股必須“在最近三年內連續盈利，并可向股東支付股利”，而草案僅提出了公司具有持續盈利能力的概括要求，而無具體規定。

　　這顯然是中小企業和創業型科技企業所樂見。對于這類企業來說，連續三年盈利是很高的門檻，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的葉小偉律師認為。假如成長型企業今后希望在國內創業板市場上市，那么取消這條規定無疑是為此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這本身就是對國際規則的一種認可，因為在國際上，成長型企業一般都是看重未來，有一種“高投入-高產出-高風險”的特點，所以資本市場對于近期成效的要求比傳統企業低，例如香港聯交所的創業板市場也不需要連續三年盈利的標準，而主板市場就需要。

　　現行《公司法》還規定公司的外資比例不得超過公司凈資產的50%，但修改之后，這個比例上升為70%，并且是“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這一條非常重要，”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運營官霍康(Carl E. Walter)說，“以往的規定使得很多公司沒有必要地注冊了雙倍的資本，結果造成了資本的大量浪費。”他指出，最近成立的高華證券就是一例，高盛中國按照合約要求負擔其中三分之二的資本，也就是7000多萬，但由于50%的限制，最后使得必須注冊1.4億的資本才行，但剩下的7000多萬完全是放在那里。中金公司也是如此，根本不需要1億的資金。

　　在公司治理制度上，《公司法》修改草案一方面加強了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同時也體現了對公司自治的更多尊重。

　　通過對關聯交易、控股股東行為的限制和監察，以及加強獨董和監事權力的做法，修改草案希望著力維護上市公司的整體利益，也保護了中小股東的利益，例如今后股東可以代表自己或者公司來起訴管理層，而這是國際上普遍奉行的原則，尤其是在2000年以來西方公司丑聞出現高發之后。

　　對此，葉小偉認為最大的意義就是使中國公司更加熟悉國際規則，一旦它們前往境外上市，也比較容易按國際規則行事，“采用一致的規則，可以有效提高公司的信譽，外國投資者也更容易接受一些”。

　　修改草案中最為微言大義的10個字為“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原《公司法》中許多強制性規定由此成為“任意性”規定。參加了此次《公司法》修改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林認為這10個字“太重要了”，它意味著只要公司章程有所規定，而且不違反其他相關法律，就可以不遵照《公司法》中的規定。“換句話說，公司可以在合法的范圍內自己給自己訂立規則，”葉林對《環球企業家》說，“這體現了一個我們長期忽視但非常重要的國際原則——投資者自己出錢自己承擔風險”。在新的修改草案中，“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出現了數十次，而過去僅有3到5次。

　　在法律專家和跨國公司人士的眼中，新修改草案與真正的國際標準還有很大距離，僅“厚度”一點，就足以說明問題：“香港的《公司法》是一本大書，而修改草案僅有260余條，”葉小偉說。而如果從立法的基本思路而言，此次修改也算不上大改，全球公司的潮流越來越傾向于英美法系“公司本位”的今天，我國的公司法仍然是國家本位和國企本位，這次修改草案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最多只能說是國家本位和公司本位并存的“中改”。

　　不過，監管部門對如何監管上市公司也有自己的看法。有證券監管部門人士表示，修訂草案取消了公司上市前連續3年盈利的規定，這是公司上市中唯一的硬條款，取消之后，公司上市全部是軟條款，監管肯定是大問題。

　　此外，修改草案留而未動的一個大問題是，它與《破產法》、《證券法》、《三資企業法》的修訂工作沒有充分的協調，比如《公司法》中的關于“公司重整”的規定，跟《破產法》中的“重整”不是一個概念，而它與“外資三法”的對接仍然未提上日程。“《公司法》修改應與《證券法》、《三資企業法》、《破產法》等法律的修改協調聯動進行，”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教授認為。

　　對此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曹康泰在對草案作說明時指出，對于“各方面普遍關注、意見比較一致、實踐又需要、修改條件已經比較成熟”的意見，修訂草案盡量予以采納吸收；對于一些“從長遠看有一定道理”，“但目前修改的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的”，這次沒有作修改；對于有關方面爭議比較大的一些問題，這次也未作修改。而有學者樂觀地認為，根據他對“國際經驗”的觀察，這次修改之后，下一次修訂可能在一兩年之內。

　　在英國，從19世紀末就形成了每隔20年左右就對公司法進行全面審查修訂的慣例，而近幾十年的修訂更為頻繁；日本近幾年也連續對公司法進行修改，最多時一年修改兩次；在我國臺灣地區，2001年進行的“公司法”修訂已是第12次。

　　在對《公司法》有更多的期望之前，還有兩個現實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修改草案能否通過？什么時候可以通過？對于第一個問題，熟悉內情的人士雖然表示樂觀，但也沒有完全的把握；對于第二個問題，從程序上說，在2月首次審議之后，草案會進行修改，復議大概會在今年6月，一切順利的話，6月底7月初新法就可以出臺。

　　(文/《環球企業家》□ 谷重慶|文 出自：2005年4月 總第1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