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萬移民別離故土 京冀生態移民補償仍無定論

　　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啟動5年，20萬移民別離故土，京津應否向河北移民地區實施生態補償尚無明確說法

　　“他們要罰我5000元。可我一年才掙600多塊錢啊。”河北豐寧滿族自治縣小壩子鄉榔頭溝村一位村民帶著哭音告訴記者。罰款的原因，是因為他違反了禁牧規定，偷偷放了50頭牲畜到禁牧區放牧。

　　“不罰行嗎？放牧會使這里的沙化現象更加嚴重。”縣森林公安局一位民警無奈地說。他指著眼前幾乎與房檐齊平的沙包說，這就是2000年國務院領導視察過的地方。

　　現在，小壩子鄉已全部禁牧，牲畜實行舍飼喂養。

　　但禁牧并不是長久之計，榔頭溝曾一度被豐寧列為實施生態移民工程的地區。但據當地村民反映，由于建房資金困難，生態移民工程至今尚未在該村啟動。

　　就在2000年5月國務院領導全面考察了京津冀地區的沙源區后，國家決定推進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

　　按《北京晚報》消息，截至去年，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已累計完成治理面積491萬公頃，工程區林草植被得到了快速恢復和增加，生態狀況明顯改善，風沙危害有所減輕，農牧業結構得到初步調整。工程實施四年來，北京市直接增加林地129萬畝，生態效益已開始顯現，去年北京市二級和好于二級以上的天數達到62%，創下近幾年首都大氣環境質量最好成績。

　　作為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之一的生態移民工程，在2001年開始施行。據了解，生態移民的目的，是將沙源地的居民遷走，在使當地居民脫貧的同時，保護生態環境。

　　整個生態移民工程計劃移民50萬，移民地包括內蒙古、河北的張家口、承德等地及北京部分山區。目前，第一批20萬移民工作已接近尾聲。

　　北京市一位負責移民工作的干部稱，由于此前沒有現成的模式參照，生態移民工程一直在摸索中進行，各地相繼出臺了不同的搬遷政策與搬遷模式。但由于移民資金、就業崗位及土地問題所限，帶來了程度不同的搬遷“陣痛”。

　　新移民的喜與憂

　　“我們明天就搬。”3月17日，正在打點行李的井戰軍望著屋里空地上幾十個裝滿生活用品、大小不一的口袋說。

　　井戰軍一家是北京市懷柔區長哨營鄉東石門村最窮的村民戶之一。父母年屆七十，大哥是癡呆兒。井戰軍是家里惟一的勞動力。除了耕種4畝玉米地，就靠挖山藥貼補生活，全家年收入僅2000元。至今，32歲的井戰軍仍未成家。

　　東石門村是泥石流易發區，在上世紀90年代曾遭受過嚴重的泥石流侵襲，全村被沖走十多人。每年一到汛期，山坳里的泥石流便轟轟而來。

　　“地里種啥啥不長，全村除了石頭多，什么都缺。”村主任宋慶民說，由于生態環境惡劣，全村80戶村民中，僅剩下40來戶留在本村務農，人戶分離情況嚴重。

　　去年，按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規劃，東石門村被列入生態移民項目。移民的接收地是距此近百里毗鄰懷柔城區的楊宋鎮耿辛莊村。“上面的要求是，上半年內整村搬遷，僅留10人看山。”村主任宋慶民說。

　　自從今年年初村里第一戶人家遷走后，井戰軍便掐著指頭算日子。

　　“現在搬過去先租房子，再過三個月，就能住上政府安置的四間新房。聽說4月就劃地基，6月入住。全是清一色的三合院。”按照每人15000元的移民補助標準，井戰軍全家四口人可得6萬元，全部用于蓋房。

　　而對井戰軍來說，在盼望搬遷的同時也存在著搬遷后不易謀生的擔心。“接收地分的那點口糧地不夠吃，山藥也挖不成。農閑時只有去做小工了。”他苦笑著說。

　　一位負責移民工作的干部告訴記者，移民遷出后失去了原有的生產生活設施，到搬遷地后怎樣生活、怎樣發展生產，國家并沒有具體規定，更沒有充裕的資金。由此涉及到移民的求學就醫、享受與安置地村民同等待遇等問題，都需要逐步解決。

　　移民村的“資源歸屬”問題

　　“我堅決不搬。搬了，什么都沒了。”東石門一隊村民高慶林一臉固執地說。

　　高慶林的理由是：他家八口人現有耕地30畝，林地1000多畝。如果到了地處平原的耿辛莊村，才分到不過5畝耕地，林地一分都沒有了，國家補償政策也享受不了。

　　與高慶林的想法一樣，土地分配問題讓許多移民頗有微詞。一位村民說，整個東石門村合并前人均耕地1畝多，而合并后按標準每人僅能分到6分耕地，面積比原來幾乎減少了一半。

　　同樣讓東石門村民在乎的是林地補償。去年底，東石門村的11854多畝林地實行了生態林補償機制。按照國家補償標準，東石門村每年可享受20多萬元的生態林補償。

　　“兩村是合并而不是并入，合并后資源共享，不存在誰吃虧的問題。”懷柔區農委一位干部解釋。

　　這位干部所說的“資源共享”，是在整村合并的大前提下，耿辛莊村向遷入的移民提供相應的建房地皮及耕地，而移民村原有的耕地、林場全部歸耿辛莊村所有。

　　但在長哨營鄉一些干部私下看來，這種“資源共享”顯然是使鄉里的資源外流。

　　“林場資源交出去，鄉里也就失去了這項資金補助。”而對于耿辛莊村來說，新吸納的土地資源顯然是一筆可持續發展的財富。據了解，按照移民計劃，去年耿辛莊村“收編”了長哨營東石門村、琉璃廟辛山子村兩個移民村3萬多畝山場(含1.9萬畝生態林)，每年可享受國家生態林補償資金46萬余元。

　　“原居地的林區要封山育林，等到自然恢復后還可以發展特色林果業。”耿辛莊一位村干部樂觀地說。

　　但另一方面，耿辛莊村也并不是“占盡先機”。新移民的涌入，考驗著耿辛莊村的接收能力。

　　耿辛莊村原有村民510人。按移民計劃，去年耿辛莊要“消化”兩村111戶、225名移民，人口一下膨脹了三分之一。

　　“一下子涌進這么多人口，這在客觀上給村里統計、管理、選舉、計生、指導就業工作增加了困難。”耿辛莊一位村干部稱。

　　合并前，耿辛莊村占地1700畝，其中耕地1000余畝，人均耕地約1.8畝。按每個移民重新分配6分耕地的標準，耿辛莊村要從原有耕地中拿出130余畝重新分配給移民。照此計算，合并后村里的人均耕地減少了約3分。

　　另一方面，擬建在耿辛莊村北面和西南面的兩片占地50畝的移民新區，全由耿辛莊村無償提供地皮。村主任李連成告訴記者，為了安置移民，村里拆了一些舊房子，拿出一些自留地作為移民建房基地。

　　李連成認為，合并后由于兩村資源置換，使資金、土地等資源分配發生了變化，將不可避免產生一些過渡問題。

　　“總的來說，大方向是好的，不過肯定需要一定的磨合期。”貧困縣催生移民新模式與北京農民大部分盼望搬遷相比，河北承德豐寧小壩子鄉的許多村民更愿意呆在家鄉。

　　“上面的要求是整村搬遷。我們村200多人，去年只搬了30戶140多人，剩下的大部分是不愿意搬的。”槽碾溝村村主任蘇喜軍說。

　　蘇喜軍說，不愿搬的主要原因，是缺錢。蘇喜軍拿出一份名單，上面密密麻麻記載著槽碾溝村各戶搬遷資金來源及數目。以一戶五口之家為例，總搬遷資金55060元，其中國家補助24350元，舍飼補助14610元，移民自籌16100元。照此比例，移民自籌資金占總資金的30%左右。

　　小壩子鄉6個行政村中，就有4個省級貧困村。

　　“去年我們村人均年收入僅460元。即使國家補貼了大部分搬遷資金，許多村民還是拿不出錢來。”蘇喜軍搖著頭說。

　　在槽碾溝村周圍方圓數里，分散著新房組、老虎溝等四片自然村，各村均相隔數里，村周圍都是連片的沙地。

　　蘇喜軍擔心的是，如果不實行整村搬遷，那么該地區的零散性放牧、毀林現象仍難以根治，難以發揮成片規模化沙地治理開發效應，從而失去了生態移民的意義。

　　豐寧滿族自治縣農委奶牛辦具體負責移民搬遷工作，其負責人張艷增說，豐寧現在施行的是與北京不同的移民模式：移民遷出原村，原有耕地、荒山、林地承包權30年不變，并可享受原土地及“四荒”優先納入退耕還林還草的補助。“有了這筆補助，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移民的生活問題。”“一個月就幾十元的補助，能干啥？而且建房的錢還懸著呢。”榔頭溝村一位村民說。

　　按豐寧引導移民就業的思路，該縣移民被集中安置在土城鎮等三個交通便利、奶牛養殖比較集中的地區，以鼓勵移民發展奶牛養殖產業。按移民部門的想法，移民可在政府扶持下用貼息貸款購買奶牛。而據縣奶牛辦透露，由于當地信貸機構并不相信新移民的還貸能力，致使移民貸款存在困難。

　　此外，移民遷出后，奶牛的飼料供應也成了新的難題。槽碾溝村一位移民告訴記者，搬到土城鎮后，移民還得跑幾十公里回原村草場取草料。“這樣一來，移民工程還不是等于零？”

　　生態移民補償爭議

　　資料顯示，以“沙子高過房子”而聞名的河北豐寧小壩子鄉，位于壩上內蒙古與壩下豐寧交接處，離北京110公里。小壩子土地沙化面積占全鄉總面積36%，每年，從內蒙古吹來的大風，掠過小壩子鄉，夾帶著黃沙直撲北京。

　　但一個事實是，自2001年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實施以來，豐寧沙化土地治理已取得成效。記者在小壩子鄉驅車沿新修的柏油馬路前行，一路上看到兩旁的山坡上新栽著楊樹、沙地上用沙棘圈成固沙網。

　　豐寧滿族自治縣農委資料顯示，為了京津風沙源治理項目的順利實施，豐寧財政投入巨大。在2002、2004兩期生態移民工程上，縣政府總投入資金765.47萬元。

　　“對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來說，這是項不菲的支出。”縣奶牛辦負責人張艷增說。

　　與豐寧毗鄰的懷柔環境也出現了明顯改善。懷柔區林業局資料顯示，該區沙化土地面積已由2000年的4906.6公頃減少到現在的3486.6公頃。

　　“很難想象，如果小壩子還像以前那樣濫墾濫伐，現在北京的風沙會是什么樣。”承德市林業局負責治沙工作的一位干部認為，京津作為風沙源治理工程的受益方，應該給予豐寧等風沙源治理地資金和政策上的補償。

　　據了解，從去年到2010年，承德計劃生態移民3萬人。由于移民資金欠缺，部分地區曾經出現過遷出的移民重返原居住地的現象。“必須從區域治理的角度出發看待京津風沙源治理問題。移民眼下要解決的是生計發展，關鍵是資金跟得上。如果移民后他連飯都吃不飽，他還管什么天藍不藍，水清不清？”這位干部說。

　　談及具體補償措施及金額，這位干部認為最好由受益方與治理方協商解決，“對口資金扶持、項目補償都可以。”但北京方面對生態補償一說未置可否。

　　負責京津風沙源治沙工作的北京市林業局工程科主任劉松稱，此前從未聽說過關于生態補償的事，不便對此發表看法。

　　北京市農委工作人員齊智告訴記者，北京密云每年都通過國債資金形式對承德等地進行生態扶持。北京市民近年來也有組織地到榔頭溝村義務植樹，北京民間對河北生態治理的各項民間扶持也從未間斷過。“再說，國家已經下放了補助資金。從政府行為上看，這是一個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應該放到一個更大的層面上討論，并非北京或天津某個市能解決的。”她認為，實施生態移民的地區主要是那些資源貧瘠的地區。治理不但能讓當地的生態改善，而且能讓移民脫貧。

　　“這不同于用水，涉及到水權歸屬問題，而是一件雙方利益平等的事。是否需要建立補償機制，還有待商榷。”

　　 本報記者 王蓉 北京河北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