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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繼培 轉貼自：本刊記者
胡大模笑了，快樂的笑聲通過電話像電流一樣富有穿透力。
胡是當年在重慶享有盛譽的華康銀行的創建者——胡子昂的長孫。伴隨著設立民營銀行的討論風生水起，他以先天的優勢開始盤算恢復父輩的生意，重張華康銀行。
“非公經濟36條”的出爐，讓胡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非公經濟36條’的春風雖然來得比較晚，但這也標志民營銀行試點終于到了突破的前夜。”有“民營銀行之父”之稱的經濟學家徐滇慶對記者表示，開心的不止是胡大模，對于醞釀民營銀行的多家試點單位而言，好日子似乎真的要來了。
突破前夜的變局
中國銀行業一直是國家“一股”獨大，截至到目前，中國比較大的銀行中允許民營企業參股的“特例”僅有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他在民生銀行的參股幅度也未超過央行規定的10%。“非公經濟36條”雖然短期內不會改變這種格局，但它預示著一個新的變局正在悄悄醞釀。
中國銀行業改革是個艱巨的任務，這點是不得不承認。僅近兩年發生的事情，足夠讓人心驚肉跳。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前任行長劉金寶被起訴、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向上海農凱發放3億元貸款案、民生銀行準備赴港上市之機曝出的股權疑案、中銀百萬存款被卷，這些都一次次提醒人們中國銀行業在公司治理、內控制度、風險管制方面還有許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回顧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程，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內外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實現的。單純靠外部力量推動，則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銀行業的改革也一樣，放開民營銀行成為關乎改革成敗的關鍵路徑。
這一點已有很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徐滇慶就是其中之一。徐認為，民營銀行更為重要的意義也許還不在于他們可以為廣大的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民營銀行的制度創新為國有銀行提供一個對立面，加強金融市場的競爭環境，從而促進國有銀行的改革。
與此同時，近幾年徐滇慶領軍多家民營銀行為試點做著不懈的努力。這些民營銀行試點的機構主要分布于廣東東莞和深圳、江蘇江陰、浙江臺州和義烏、遼寧沈陽和大連、重慶等地。
2004年8月，浙江杭州，一家名叫浙江商業銀行的銀行掛牌成立，因為15家股東中有13家是民營企業，他們占去了約85%的股權，因此人們很自然地把它劃入民營銀行的序列。
毫無疑問，諸如浙江商業銀行這樣的銀行的出現將為中國的銀行體系引入更多的市場化力量。這種力量的增加似乎還太過微薄，對民營銀行而言，這是繼民生銀行成立之后的又一大進展。
更令人耐人尋味的是，這家獲得重生的銀行生在“非公經濟36條”的之前幾個月。“這可能是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一個指向性的途徑”，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如此評價。
三位經濟學家的建議
本著在金融領域堅持對內開放對外開放并重的原則，民營銀行的出現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方向。正如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易綱教授所說：“假如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就在于在國有經濟之外長出了非國有經濟，并且非國有經濟成為對經濟貢獻和就業的主力，如果這個成功的經驗能夠在金融領域得到重復的話，中國的金融業一定有一個非常好的前景。”
相同的是，民營資本對開辦民營銀行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渴望。包括深圳中科智集團、江蘇陽光集團、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遼寧東大集團、陜西豐佳集團等民營企業，還有一家設在北京的金融審計公司等企業已經為開辦民營銀行做了3年多的準備，給有關部門打了7次報告。而且，包括重慶在內的各地都在不斷傳來爭取開設民營銀行的消息。
另一方面，民營銀行圈錢的擔憂依然存在，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認為，他在研究亞洲各國銀行業后發現，民營銀行最大的問題就是股東貸款。而那些失敗的民營銀行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股東一開始就企圖通過銀行來圈錢。
據現有的規定，銀行向其股東或是股東的關聯企業貸款的最高限額是1%。但易綱建議，1%的限額也應該取消，民營銀行不能夠向關聯企業貸款，這樣就會從根本上否定民營企業進入銀行業的第一個目的。
除此之外，經濟學家林毅夫還建議，經營銀行的人或企業必須要有相當大的投入，也就是說，當銀行失敗了以后，不僅僅是把別人的錢玩輸了，而且也是把自己的錢玩輸了。這就要求銀行要具備相當大的自有資金，而且自有資金不能太分散，應該是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擁有，因為如果將這些自有資金被分成100家擁有，那么這100家誰都對銀行沒有太大的責任，誰都不會覺得損失很多。
如果這三位對中國金融界有著舉足輕重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建議能夠被當局采納的話，這就意味著，只有那些資金極為雄厚，而且是真正想把銀行作為一種產業來經營的民營企業才有可能走進銀行業。
試點漸行漸近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全面開放民營銀行的條件尚未成熟，但是，“非公經濟36條”的出現和經過幾年的努力，在有限地區進行民營銀行試點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且漸行漸近。
討論民營金融試點的時機是否成熟的標準也許應當包括如下幾點：有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持？是否有指導意義？有沒有支持試點的外部環境？有沒有能夠推動試點的研究力量？會不會出亂子，闖大禍？管理層的態度。
現在的狀況是，經過國內外幾十名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民營銀行二百問》已經完成。盡管這本書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推敲，無論如何，從理論上來講，開放民營銀行的關鍵問題已經梳理清楚了。
其次，經過幾年的整頓之后，國內金融形勢比較平穩，為民營銀行試點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現在開展試點，水到渠成，不會造成嚴重的沖擊和誤解。
最為關鍵的是，“非公經濟36條”的出臺，將會成為民營銀行的催化劑。
“開閘”不一定“涌流”
民營銀行在2005年面世，其有利條件是很多的，首先是“非公經濟36條”的實施給民營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機會與潛力所帶給民營銀行的外圍生存環境與空間。
從表面上來看，民營銀行開閘已成定局。就連被人們誤認為是民營銀行的最大反對者王自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他從來就不反對民營銀行，并且相信若干年后肯定會有為數不少的民營銀行出現。
但相對長期為民營銀行鼓與呼的樂觀者而言，民營經濟研究會的會長保育鈞就顯得很冷靜，私營企業可以參股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但沒提及可以新組建這樣的字眼。
就算這個問題不存在，在落實和操作中也會因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而“雷聲大，雨點小”，經濟學家魏杰顯然也并不樂觀。
“開閘”不一定“涌流”，這一中國式的怪圈可能在民營銀行的身上再次上演。
民營銀行在制度創新上的意義要遠遠大于在實際業務上對國有銀行的挑戰。隨著民營銀行的成長，通過公平的競爭，國有銀行有可能完善自身的運行和監管機制。
民營銀行寄望通過民營化來對國內銀行進行改革。當然也有反對者。香港中文大學首席教授郎咸平曾在一公開場合表示，通過調查全球958家銀行，他發現銀行產權一旦被家族或是國外的金融機構掌控，所產生的后果往往是很難控制的。以某些東南亞國家為例，整個國家的銀行體系就操控在少數大家族的手中，這些家族借助一連串的運作，最終竟然能夠將家族集團的負債轉為由全國人民來償還的國債。
“如果現在假設銀行真正向著民營化的道路走下去會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話，誰又能保證它不會是個壞的結果呢？”郎咸平說。
就在非公經濟36條公布的前幾天，從中國銀行業的最高管理層也傳出了另一種聲音。
1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一位高管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中國證券市場與金融體制改革理論研究會”上，更是發出了一連串疑惑：“究竟什么是民營銀行？能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嗎？中國銀行業改革的首要問題是什么？是產權，還是其他問題？”
堂堂央行高管在民營銀行熱烈討論了10多年之后，竟拋出這樣一個問題。可見，開閘之后的民營銀行“暗流”還會很多。
“暗流”不僅僅來自外部，就民營銀行自身而言，人員的專業化和業務的專業化也是民營銀行要面臨的考驗。
另外，民營銀行的風險也令人擔憂。民營銀行至少應有3年的試運行期，并在這期間建立關于民營銀行準入審核的新法規，盡快建立防止風險的銀行存款保險制度、金融審計制度等。
而所有這些都將決定民營銀行不會一蹴而就，準入的口子開了，前方路顯然并非坦途且還很長。
徐滇慶：草根金融要“先謀而后動”晚到的春風
記者：你是怎樣理解“非公經濟36條”對民營銀行的影響的？
徐滇慶：這里雖然沒有標明“民營銀行”的字眼，但相當于給了民營銀行一個準入的門檻，對民營銀行而言，它是晚到的春風，民營銀行已經到了突破的前夜。
記者：我們通過網絡可看到，在過去的一年里，你領軍的幾家民營銀行的試點好象沒有多大的動作？
徐滇慶：我們在做很多工作，只是沒說而已，換一句話，也可以說我們是積聚力量。
記者：在突破的前夜如何實現民營銀行準入過程中的公平競爭？
徐滇慶：在新的民營銀行審批過程中應當強調多元化和透明化。新銀行的最終審批權必須高度集中在中央銀行手中，但在推薦過程中應當實現多元化，盡量避免由于金融領域中的尋租活動，讓不合格的銀行混進金融市場。
應當指定一家主要報刊作為披露申請單位報告的主要新聞媒體。申請單位的主要文件應當在這家報紙上公開發表，并建立讀者評論專欄，鼓勵民間對申請單位的材料提出批評意見。在互聯網上建立專門網站，所有申請者的資料都要在網上公布。在網上邀請更多的人參與對民營銀行資格的審查。召開專門的學術會議對申請單位的報告進行評論，鼓勵幾個申請單位在會上公開辯論。
民營銀行絕不是私人銀行
記者：您能否告訴我們的讀者，您和您的同事設計的民營銀行，究竟是怎么一個模樣？
徐滇慶：我們要的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銀行，絕不是私人錢莊，也不是低檔次的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
但有必要強調的是，這次我們主張辦的民營銀行，決不是私人銀行。我們設計的民營銀行，最大股東不能超過8%。但你要理解成是私人銀行，是不是說某一個人也可以辦一個銀行。如果概念不清，就會給很多金融投機分子創造機會。
記者：根據你的研究，對民營銀行的準入資本金有什么要求？
徐滇慶：對準入資本金政策的制定應做實際調查，可以先征集愿意進入的、信譽良好的社區企業家名單和人數。夠資格的人數應當足以發起5～10家民營銀行。然后詢問他們可能的投資數額。假如一家民營銀行最佳的核心股東為5～7人，每人的資本份額為5%～8%，最高出資額為1000萬元人民幣，則啟動規模應在1億元人民幣左右。
記者：眾所周知，銀行的主要負責人對銀行的業務開展具有非常大的影響，請問民營銀行的主要負責人從哪里來？
徐滇慶：創建民營銀行最大的困難之一恐怕就是對金融人才的挑戰。我曾多次去臺灣考察，臺灣在1990年開放金融，一下子成立了15家民營銀行，有些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都來自原有金融體系，這些銀行駕輕就熟，業務開展得很快。但久而久之，舊體系中的毛病又都爆發出來，問題層出不窮。
在民營銀行創辦初期，主要的金融業務人員必然來自于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但要特別注意吸收在外資銀行中已有相當經驗的高素質的留學人員回國參加創辦民營銀行，也可以考慮從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聘請具有豐富金融經驗的高級管理人員擔任民營銀行的董事長或行長。
鄰國教訓
記者：你近年走訪了許多國家，并和當地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一起合作研究如何防范金融風暴，能否介紹中國周邊一些鄰國在開放民營銀行方面的經驗教訓？
徐滇慶：俄羅斯在1991年前后全面放開了金融業，結果一下子就冒出來兩萬多家銀行，其中多數是金融騙子，到處坑蒙拐騙，把俄羅斯金融搞得一塌糊涂。清理那些惡劣的金融機構，使整個社會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印尼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鼓勵民營銀行的發展，到1997年，民營銀行的市場占有率達到了50%，其中有些民營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管理水平大大高于國有銀行。但印尼在開放民營銀行的過程中并沒有建立健全嚴格的準入法規，特權集團混水摸魚，有許多民營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被控制在蘇哈托家族手中，公子王孫、達官顯貴利用特權，捷足先登。
韓國為了實現其趕超戰略，鼓勵大企業和銀行合作，韓國的八大財團因此都得到了銀行大量信貸，低成本的資金使得韓國財閥迅速擴張。但嚴重的虧損使它們負債累累，這些財閥不計成本的惡性擴張為韓國金融體系埋下了地雷。當金融風暴襲來之時，財閥的壞賬迅速拖垮了整個金融體系，導致無法挽救的災難。
記者：從中我們能吸取那些教訓？
徐滇慶：第一，在開放金融領域的時候絕不能放松對金融風險的監督管理；第二，不能讓特權集團或者軍隊、司法部門來辦民營銀行；第三，不能讓大企業來主辦銀行；第四，更不能毫無條件地讓外國資本進入金融業。
金融改革就像開車一樣，寧可慢一點，穩一點，也要比開快車，翻到路邊水溝里強。強調要慢一點，主要指要下力氣制定三大法規：民營銀行準入、監管和退出法規，然后，通過試點完善這三大法規，有了法規和試點的經驗才能夠全面開放金融領域。開放民營銀行是金融改革的核心，要“先謀而后動”，與其大轟大嗡，還不如認認真真做好研究。我們相信在民間有著極大的創造力，一旦將民間的金融力量釋放出來，中國將出現一個全新的金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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