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吳敬璉：中國能否越過重化工業的發展階段

　　趙曉

　　2005年初，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召開的“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會上，吳敬璉教授作了“中國新型工業化發展分析”的主題發言。吳教授通過分析、比較不同增長方式和理論，強調了效率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意義重于投入增加，進而對中國當前“片面重化工業化”的傾向提出警惕。吳教授指出，中國發展重化工制造業正面臨許多問題如 土地不足、環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水資源不足等，因此，中國不可能再走“舊型工業化”的道路，必須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多搞研發和品牌，而不是過分依賴制造業尤其是重化工制造業。

　　龍永圖先生第一個對吳教授的講話作了評論，他著重講了不同于吳教授的一些觀點：制造業是我們發展的必經之路，我們要占據產業鏈的高端，一沒有技術，二沒有品牌，三沒有現代服務業；中國應該以韜光養晦的態度參與國際貿易，找到自己在產業鏈中的位置。要有再為外國人打十年工，甚至二十年工的準備，要有這個氣度。

　　我基本上贊同龍永圖，但我喜歡用數據說話，五點簡要的分析和闡述如下。

　　第一，我們不僅要談論“應當如何”的問題，還要談論“實際上如何”的問題。從經濟發展的演變看，中國當前新一輪“黃金增長時期”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化工業，中國事實上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發展階段。

　　據筆者計算，2003年，工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4%。其中，對工業高速增長作用最大的六個行業分別是電子、冶金、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力、化工和電氣機械行業，重工業增長18.6%，大大超過了輕工業14.6%的增長速度，表明中國進入了新的重化工業主導的發展階段。

　　眾所周知，在本輪經濟增長中，投資的力度很猛，而工業的投資增長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工業中的重化工業投資的增長最為引人注目。例如，2003年在500萬元以上項目中，鋼鐵投資增長96.6%，電解鋁增長92.9%，水泥增長121.9%，汽車增長87.2%，煤炭增長52.3%。

　　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大作用就是緩解就業壓力。由于經濟高速增長，2003年一舉解決了新增800萬人的就業。中國今后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就業問題。不發展重化工業，今后1.5億農村勞動力以及城市新增就業人口如何解決？事實上，眼下還沒有任何增長力量可以替代重化工業的增長，研發和品牌都有點遠水不解近渴。

　　第二，中國制造業是不是已經走到了頭，因此必須往服務業上走了？不是的。以數據為證，2003年，美國制造業高達17111億美元，日本是9111億美元，德國是4430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只有區區3825億美元(當然這樣的簡單對比沒有考慮購買力平價的問題)。按過去的追趕速度，中國要趕上美國和日本還有至少幾十年的長路要走。在此期間，存在著中國工業發展的巨大空間，并且惟有隨著制造業的大發展，科技研發等制造業的上游以及流通、金融等制造業的下游才有最好的發展基礎。中國如何能夠放棄“世界工廠”這一大好的發展空間，越過重化工業發展階段？

　　事實上，中國尚未真正實現工業化，當前仍是加快完成工業化的時期。我國城鎮人口比重目前只有40%，估計到2020年以后才有可能達到60%以上。另據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的看法，工業化前期農業產值約占10%-20%，工業化中期農業產值可降至5%-10%，后工業化時期農業產值將進一步降至5%以下。以此而論，中國目前屬非典型性工業化中期，前景仍然十分廣闊。2020年中國有望真正實現工業化，而當前，重化工業的發展勢在必行。

　　事實上，中國加入WTO后相當一段時間，中國的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在國際上的產業分工是不可能總做低端，如造鞋制帽，也不可能一下子跑到高端，如研發和品牌，而是要經歷一段重化工發展的歷程。

　　第三，中國當前重化工業的發展固然有政府拔苗助長的成分，但主要力量是來自于市場的消費需求，并建立在良好效益的基礎上。近幾年來，中國的消費不斷升級，目前已進入住房和汽車為代表的重工產品以及電子通訊產品的消費周期。例如2003年，轎車、移動電話機、照相機、錄像機、筆記本電腦、電熱水器等增長速度在30%以上，一些產品的增長達到了50%，甚至更高。

　　良好的市場消費導致了機械重工業生產的效益日益改善，一舉改變了過去長期難以贏利的局面。據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全國規模以上機械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531億元，比上年增長48.71%，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創歷史最高水平。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國當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旺盛，但消費的最高峰其實還遠沒有到來。以最為人關注的鋼鐵業為例，盡管中國鋼鐵產量已是全球之冠，但麥肯錫的報告認為，中國的需求仍處于迅速發展的最初階段。中國人均鋼材消耗為92公斤，而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人均消耗達450公斤。

　　顯然，在重化工業產品上，中國正面臨巨大的消費需求的壓力。中國人要改善住房，要添置汽車，就得發展工業。如果中國自己不發展重化工業，那就只有進口，這是否可能、是否合算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第四，中國發展重化工業的主體已不同于當初計劃經濟時期，由不計成本的政府轉變成了民營企業、外資和國企這三大部分，其中中國的民營企業尤其看好重化工業的發展。所謂的2003年“投資熱”中，中國鋼鐵投資增長幅度高達130%，汽車投資增幅也超過了70%，是投資增長速度最快的領域，都以民營企業的投資為主。因此，即使除去地方政府的鼓動因素，并且將當前低估的生產要素和環境的成本也增加進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并不會根本改變，因為民間投資有動力根本上還是在于市場驅動，在于有非常高的重工業產品的資本回報率(目前建一個鋼廠，兩三年就可收回全部資本)。

　　第五，中國發展重化工業最大的問題是在當前引起了國內煤電油運的緊張，并引發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升。這個矛盾從長期來看，則是中國13億人口要加入到目前總量才7億人口的世界發達工業化國家當中去，必然引起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緊張。但這一發展中的矛盾不太可能通過中國人“自廢武功”來解決，并且不能用現在的靜態眼光來看，而是要靠技術革命來解決。依筆者之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不可能停下來的，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則是尋求新的技術革命。

　　當然，吳教授的分析有許多引人深思的地方，他對于中國地方政府加入重化工業發展的比賽的擔憂也是非�，F實和睿智的。至少有三點，我是完全贊同吳教授的：一是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一定要靠效率提高而不能只靠投入增加；二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應該介入重化工業的發展，尤其是不要陷入到重化工業發展重復建設的競爭中去。為此需要通過政府政績考核目標、財政體制等一系列體制改革的辦法來促使政府退出；三是應該將扭曲的生產要素成本低估的環境成本打足，并加入到企業的發展考慮中去。但是筆者認為，在上述三個條件下，如果發展重化工業的回報依然豐富，而民營企業仍有積極性發展重化工業，則應聽其自然，千萬不要通過政府干預叫停。

　　(作者系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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