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吳敬璉

　　很高興和大家來交換對中國當前的情況和走勢的看法，討論我們需要做一些什么樣的努力使得現代化中國能夠更順利地誕生。

　　對于今年的情況，我覺得無非是過去20多年改革和開放的繼續。去年下半年以后，出現了宏觀經濟的過熱，但這只是一個插曲。過去一些困擾我們的問題在有些方面似乎有所加劇，比如現在全社會最關注的宏觀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危險、收入差距的擴大、腐敗的蔓延。它們并不是新出現的問題，但這些時起時伏的矛盾和問題目前似乎有加劇的趨勢，而且經濟問題逐漸反映在社會層面上來，對社會的和諧發展造成了威脅。我們注意到，近來社會上散布著這樣的疑問：改革以來，這些問題和矛盾不但沒有減弱，而且有加劇的趨勢，它的性質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出了問題，需要改變？

　　對這個問題，這里我想做出自己的判斷和回答。我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公民，都應思考：在促進現代化中國的順利誕生、順利發展方面應該做些什么，以幫助民族和國家更快地進步？

　　對問題性質的判斷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現代化過程中會碰到的問題，所以要首先知道中國現代化選取的是什么樣的路線和道路。

　　現代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主要靠政府的強力組織，另一種方式主要依靠市場力量的推進。在文革結束以前，我們采取了第一種方式，依靠政府強大的力量，依靠計劃經濟動員資源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這種方式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同時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就是要從第一種方式轉到第二種方式來推進我們的現代化，也就是推行市場取向的改革。過去20多年來，中國現代化事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這種轉變、歸功于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和從1956年就開始了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之間的區別。在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已經提出要進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但是當時的改革措施沒有動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與過去的改革相比，1979年以后的改革的特點是它是市場化的改革，或者叫市場取向的改革。從1979年開始，在鄧小平的改革思路里，已經隱含著這樣的想法，就是要搞一點市場經濟，后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明確規定我們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92年之前我們采取的改革方式是增量改革，也就是說國有部門包括國有的工商業、金融企業基本不動，而是在國有部門以外發展非國有經濟。1992年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目標以后，改革就轉為整體推進，要對經濟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支配了最重要資源的國有工商業、國有外貿業、國有銀行等，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在改革過程中，社會上不滿的聲音開始出現。在上個世紀80年代增量改革的初期，滿意的聲音是占支配地位的。但到了80年代后期，由于貧富懸殊的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如通貨膨脹的發生、腐敗的蔓延，對于社會現實狀況和現行政策不滿的聲音就不時出現高漲的態勢，變成社會關注的熱點。

　　最近的情況無外乎是過去曾發生過的情況的再次出現。在90年代初期曾經出現過所謂“懷舊”，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甚至導致了“命令經濟”在短時期的回潮。這種回潮的根源，就是對1979年以來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方向的懷疑和否定。

　　那么，我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我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大方向上，而是枝節性的問題、執行中的問題和一些跟改革大方向相背離的逆流。有一些問題是執行中的問題，比如說，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要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改革有一個安全網，使得建立和諧社會有一個經濟基礎。現在看，1993年的這個決定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在執行中有不少問題。有一類問題是枝節性的問題，比如說，雖然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就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加強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執行能夠發揮人們創造性的、主動性的人才戰略，但是這落實得不夠好，沒有很有力的具體措施來配套。有一類問題則是跟改革的大方向完全背離的，跟建設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是完全背離的，比如說腐敗。

　　既然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大方向的問題，而是執行中的問題、支流、逆流，那么我的判斷就是，現在我們所面對的只是“現代化中國的臨產陣痛”，而不表明所懷的孩子是個壞的。不是說問題不嚴重，可以掉以輕心，如果出現了難產，那么現代化中國這個中國人奮斗了100多年的偉大希望也會落空，那將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們還是要分清楚問題是主流還是支流、逆流，要對這些問題、這些矛盾進行深入分析。

　　對問題癥結的分析

　　我要講的另一個方面是對這些問題的癥結的分析。

　　對待這些矛盾、問題的根源及相應的對策的看法大致上有兩種。第一種看法認為，腐敗問題和收入差距、貧富懸殊不斷擴大這樣的問題，是因為舊體制下行政權力對于資源的支配在有些方面還保存著、在有些方面還有所增強，于是就造成了權力尋租的可能性。按照這個判斷，相應地它的對策就是限制權力、推進改革與建立法治。第二種看法認為，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于市場化的改革。相應地，持這種觀點的人給出的對策就是抑制市場力量、強化行政干預、強化政府對于資源的控制和配置能力。

　　對于當前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對腐敗根源的不同分析中得到借鑒。當時，對于腐敗的根源大致上有兩種極端的觀點和一種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兩種極端的觀點之一是，腐敗蔓延的根本原因是市場取向，認為改革的方向出了問題，因而應扭轉改革的方向。另一極端的觀點則認為，金錢力量的擴大是市場化改革所必需的，認為腐敗是實現現代化必要的條件，甚至認為它是一種潤滑劑。運用現代經濟學對腐敗進行分析則認為腐敗的根源不是市場化改革，而是“權力攪買賣”，權力對于交易的干預造成了權力尋租的可能性。

　　圍繞腐敗根源問題，當時有一個很大的爭論。后來的事實表明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是對的，不是市場化的改革造成了腐敗的蔓延，而是因為權力對交易活動的干預、壟斷權力造成了腐敗的蔓延。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的腐敗現象就是“官倒”，他們倒批文、進口許可證、官價的貸款，但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別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各種商品的價格都放開了，“倒爺”也就銷聲匿跡了。

　　但是，社會現象非常復雜，對社會現象的分析往往長時期都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不會因為一次討論在某一個問題上大家比較明白了，就對所有的問題都會明白，它會反復地出現。在近期，因為一些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有激化的趨勢，所以新的爭論又起來了。

　　在當前的情況下，我認為有三種社會力量可能傾向于認為問題的來源在于市場化改革，因而抑制市場力量、強化國家的干預。其中，第一種力量是靠權力已經發財的權貴，即所謂的“既得利益者”；第二種力量就是希望保持和擴大對資源支配權力的官員；第三種力量是弱勢群體。

　　在過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勢群體的利益，可能由于各種原因受到了損害，但是對于是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或政策使他們受到損害的，他們沒有很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第一種力量和第二種力量結盟，就有可能把第三類力量誤導到反對市場取向改革的方向上去。反對市場取向改革其實不符合弱勢群體的利益，但是在某種情況下，它可能被不明真相、受到了損害的人們所接受。如果人們被誤導，這種觀點再經過現代傳媒的放大，有可能對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的改革方向造成傷害。這對于我們社會上的多數人都是極其不利的，對于中國的現代化是極其不利的。

　　其實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已經被反復證明過，但現在看來仍要重新證明，要重新證明最重要的是付諸行動——不是做理論的分析，而是要消除問題的根源。仍以腐敗問題、權力尋租為例來說明，既然我們認為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攪買賣”，那么要從源頭上鏟除腐敗就要做這樣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盡量減少行政審批、限制行政許可；第二是要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第三是把必要的行政許可置于監督之下。市場經濟不能沒有國家力量的介入，國家除了要提供法治的環境，還要在很多方面發揮它的作用，但這種權力應該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并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

　　我們要減輕臨產陣痛的正確途徑不是“開倒車”，而是堅定而穩妥地推進改革開放，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理論。具體來說，就是要全面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于怎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了很好的規劃，我們就是要存利去弊，把改革取得的成果鞏固下來，把改革中出現的執行不力、支流、逆流消除掉，全面地推進改革。我認為當前有這五個方面是需要重點進行的：一是金融體系和市場的改革，二是投資體制改革，三是國有經濟的改革，四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五是建立法治政府。

　　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關心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人，應該和政府、和社會各方面合作，來使得這些改革落到實處，那么我們新生的現代化中國這個嬰兒的誕生和茁壯成長是可以預期的。

　　提問

　　問：在去年到今年的宏觀調控中，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而結構問題不能用貨幣手段來解決。這也是支持更多采用行政手段的觀點的理由，您認為這個理由成立嗎？

　　答：短期的宏觀經濟平衡是一個總需求、總供給的協調問題，通常講的凱恩斯主義意義上的宏觀經濟問題就是指供給總量、需求總量不平衡的問題。從長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效率問題，效率問題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主要內容就是資源配置效率太低，即大家所說的結構問題。

　　去年的爭論中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說，中國沒有總量問題，是結構問題，所以就要由政府來調整結構，或者說中國的宏觀問題等于結構問題，所以說我們就不要用經濟學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手段去調。另外一種說法，說不能把宏觀問題等同于結構問題，宏觀問題即短期總供給、總需求不協調的根源在于結構問題、效率問題，因此就要把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分開來對待，宏觀問題要用宏觀手段來解決，宏觀經濟穩定了以后，在穩定的宏觀環境下才能有條件解決結構問題。我想學過現代經濟學的人很容易理解，要保持宏觀的穩定是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只有宏觀穩定，也就是幣值穩定，個別產品的價格才能反映這種產品、這種資源的稀缺程度。

　　結構問題是宏觀不穩定的根源，那么怎樣才能優化結構？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就是用政府去做資源的再配置，就是說由政府決定哪些項目應該上，哪些項目應該下，哪些生產應該緊縮，哪些生產應該擴大。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在穩定的宏觀環境下發揮市場機制、價格機制的作用，通過市場價格來調整結構、保證資源的配置結構適當，使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這是兩種對立的觀點。

　　我的觀點是什么呢？我認為黨的十四大“關于中國改革的目標”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它說，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機制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換句話說，結構調整主要要靠市場機制。

　　問：您剛才談到通過國有資產劃撥解決國家對老職工的隱性負債問題。請問這個觀點是基于社會正義和公平，還是說這是解決中國社會陣痛的一個權益之計？

　　答：在過去我們實行現收現付制，職工的醫療費、養老金等不是直接發給每一個職工，實行的是低工資制，在發工資之前政府先把這些錢扣下來，以后職工需要錢的時候，政府再將當時的收入支付給你。因此，這一筆錢本來屬于職工的，它以勞保這種政府的保證、承諾的形式表現出來。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引進了社保基金的個人賬戶制，有一部分錢要從職工自己的基金里付出，因此這筆錢應該從政府那里挪到職工手上。1993年，我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專著和中國經濟改革的總體描繪和方案里面都有過論證，國有資產中間有一筆錢就是屬于職工的，應還給他們，這才能保證相對弱勢的人們在改革的過程中他們的權益不受到損害。

　　問：在90年代末之前，大家習慣性地會認為市場和政府是一對此消彼漲的力量。但在過去幾年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一方面市場力量在加強，另一方面政府力量也在極度加強。在未來，它們的相互關系會是什么樣的一種狀態？

　　答：在改革初期的確有這樣一種觀點，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是政府的力量越來越小、市場的力量越來越大這種單邊的過程。但我從來不贊成這個觀點，因為現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夠排除政府的作用。

　　比較好的說法是，我們存在的問題是政府行為錯位、越位和不到位。有些地方是越位了，比如說微觀經濟活動政府參與太多，資源在企業之間、地區和部門之間的配置參與太多。不到位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說提供一個好的制度環境，提供一個好的法治環境盡力保證分配上的公正，比如說向全社會提供準確的、全面的宏觀經濟信息等。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到現在的發展，我認為政府某些方面加強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國務院新一屆政府提出來建設法治政府的綱領，黨的十六次代表大會進一步強調要建立法治國家。在這樣一些方面要加強政府的作用，如建立法治環境、公正執法、加強對政府的監督。

　　但說到在去年發生了經濟過熱以后，一些政府部門采取行政手段進行微觀干預，甚至加強一些審批制度，我希望這是暫時的，而不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今年曾有一種觀點：既然經濟過熱是結構問題，是因為亂投資，因此投資改革不能進行，不應該進行。但是國務院沒有接受這個意見，還是要求貫徹執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投資體制改革怎么改，現在有很多討論、很多不同的意見，我們要進一步研究，但總的來說是要盡量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

　　(根據吳敬璉演講和答問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