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德明溫州維權風波

　　以下為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節目腳本：

　　沈 冰：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收看《新聞會客廳》。一年多以前，因為和溫總理的一次握手，43歲的農村婦女熊德明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熱點人物，而一直被媒體稱為是討薪英雄的熊德明上一周出現在了溫州，是去為在溫州打工的重慶老鄉討薪水去的，為什么在隔了一年之后，熊德明才第一次出現在了討薪的現場，她討薪的結果又怎么樣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

　　11月30日下午，熊德明抵達溫州機場，開始了她的首次維權之行。她要為在溫州陶瓷工廠打工而得矽肺病的重慶老鄉，討要被拖欠的工傷賠償。與熊德明一起抵達溫州的，還有重慶晚報、重慶時報、華西都市報和重慶衛視的9名記者，還有熊德明的一位法律顧問。

　　離開重慶前，熊德明給溫州市長劉奇寫了一封公開信。她在信中說：“2003年10月，我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反映拖欠農民工工資一事，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我也因此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十大經濟人物。 熊德明希望市長過問查處此事，并代表重慶農民工表示衷心感謝。”

　　然而熊德明的首次維權之路并不順利，在她抵達溫州的第二天就陷入了媒體競爭的混亂和困頓之中。

　　神秘失蹤、采訪權被包、淚流滿面、手足無措、討薪分成……種種說辭充斥著媒體的版面。有人斷言，熊德明將無功而返；有人質疑，熊德明替人維權會不會影響法律公正？甚至還有人提出，熊德明到溫州到底是為鄉親維權？還是為了接受媒體采訪？

　　12月4日，熊德明跟隨央視農業頻道“聚焦三農”欄目組來到北京。采訪、發布會、網站聊天，熊德明的活動又被安排得滿滿當當。

　　那么，熊德明對首次維權之行有著怎樣的體會？面對社會的各種聲音，她又有怎樣的感受呢？

　　沈 冰：今天我們會客廳的客人當然就是熊德明了，不用更多地介紹了，你好，因為我們去年握過一次手，今年要再握一次手。

　　熊德明：謝謝。

　　沈 冰：你坐下，但是我有一個感覺，今年握手比去年這手軟多了，我再看看，不黑了，而且嫩了好多。

　　熊德明：半年沒干農活。

　　沈 冰：沒干農活。

　　熊德明：打工去了。

　　沈 冰：當了名人不干活了。

　　熊德明：從去年他們在電視上、報紙上看到我了，紛紛打電話、寫信到家里來，就是說總理幫你把工資追來，你能不能幫我追一下，我給你工錢，當時我說我的收入，總理才能給我解決，都說他們家庭各種各樣的遭遇跟我說了，我聽了還是挺難受的。

　　沈 冰：你為什么那個時候，去年你就了解了好多人，也希望你去幫他們去討薪水，你都沒去幫忙，為什么今年這個你要幫忙，而且還跑到溫州去？

　　熊德明：今年前兩個月的時候，通過幾次電話。就是我的表弟張仁厚。到我們家里來講、哭，說沒錢吃藥，沒錢吃飯，孩子不能上學，我整天都把他們那些話裝在我心里面，我夾在中間好難受。

　　沈 冰：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有沒有見著什么人？

　　熊德明：下飛機，我給那個表弟打電話，我說我們到溫州了，不知道到哪個地方去，他說好，到機場來接我。一接的時候，溫州當地已經有媒體了，挺多的，幾十家，我們那邊去了那么多家，他們去了那么多家，都把我們全包圍了。當時我一看到農民朋友、那些兄弟們，都才30來歲，我一想，真的是跟家里面說的一模一樣，家里還有老有小，我的確很同情，因為我曾經有一個打工的經歷，想到家里拿不到錢，沒有開支，我有時候想我自己家里面沒有小孩上學，沒有錢吃藥，我覺得我還是能夠過，沒有錢也能過，當時我一看他們，想到他們說的，到那個地方看，后來見到我了，都認為我能馬上給他們解決，有同情心。我到溫州還有一點時候，我到上海，去年我們頒經濟年度獎的時候，有一個打火機廠的老總，我給他打個電話，我說我已經到溫州了，他說你什么時候到，我說我們是坐的一架飛機，上海飛到溫州，他說我們派車來接你。當時我覺得我們那么多人，我說不用，我說我們自己打車就行了，他說馬上派車。當時我看到那么多媒體采訪，還有那些農民朋友都在那兒圍住了，當時黃總派的一個車，他說走走走，熊大姐走走走，我們黃總的車已經等了好長時間了，我跟他一起都接到他們單位去了，新聞媒體又跟著走，當時黃總就看到，說不是我的事，那么多媒體來采訪，可能給我帶來負面影響，說不行，就把他們全部趕出去了，這是我私人的關系，私人的朋友，我能夠留在那個地方，都把他們全部都趕出門了，我一個人在那兒，問我是什么樣的經過，我就說一個表弟在這里打工，他們得了病，他們都有相關合法的手續，那些工作鑒定都完善，都沒得到解決，他們家里沒有吃飯。我都要幫助他們，他說我們走哪個地方找誰去，他說農彎區，只能找區政府或找勞動局，所以我就說，麻煩你幫他們打個電話好嗎，我憑本身可能當地還不接受，他說好，我來給你打電話聯系，他馬上把電話聯系上，區政府和勞動局還是歡迎，我們做工作，一來到那個地方，更進一步地和企業家老板溝通，他們打電話，晚上黃總說，如果說你沒有多少錢，可以在這兒吃，在這兒住，私人的關系我給你出錢，當天晚上他就帶我出去吃飯的時候，等于我們那邊的小媒體就說，你一來就把我們排開了，我當時就覺得那句話不對頭，我說以前你們采訪我從沒拒絕過，這次來，我是想通過協調的方式，通過一個過程，協調方式能給他們解決事。

　　沈 冰：受委屈了。

　　熊德明：有一點點。

　　沈 冰：除此之外還為討薪做了些什么？

　　熊德明：他們也承認，我們每一個人已經到我們手里，掌握到我們手里，我們下一步找勞動局，找企業家老板溝通協調，會很快地給你們一個滿意的答復。

　　沈 冰：現在有答復了嗎？

　　熊德明：有。

　　沈 冰：是什么答復？

　　熊德明：當時那個下午我們去見他的時候，企業家老板都說，媒體多了，工人多了，把我們圍困了，他們不出面，我都跟我們那些小媒體說，如果說他們不出面，我們都不能協調，我不可能住在那個地方住一個月、兩個月。如果我走到哪個地方，他們就要圍困到我到哪個地方，我見不到老板，我有點著急。

　　沈 冰：后來見上了嗎？

　　熊德明：后來這天是第一次那個勞動局的說熊大姐，你見面，企業家不出來，我們已經把他們找到一個地方見面，律師都去了。當時我覺得律師還可以幫我咨詢協調那個事兒，兩個小時候律師出來，他已經向有關媒體透露了，已經協調好了，把老總他們一起座談協調，當時媒體又給我打電話，我當時還沒有坐車，我還在跟央視的人一起吃飯，后來講，熊大姐你已經協調好了，我們不知道，當時我有點好奇，我說我是一個說假話的人嗎，我不知道，說已經協調完了，四萬零五。我當時想，我當時就回電話，我說我身上沒有錢，我沒帶錢坐車，我說我如果是說假話，去年溫總理的事，我是說假話，說謊話，我可能今天熊德明沒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當時說不行，你沒有錢，馬上派車來接你，我說好，我當時是想央視的各大媒體在一起座談，如果你不去，我們去找協調的結果，如果解決不解決，我馬上會出來跟你們講，當時回到賓館的時候，沒有想到，他們說我們的領導安排我們出來，我們是天天要發新聞回去，對我當時那個打擊更大了。

　　沈 冰：所以事實上你根本沒進去跟他的企業老板談對吧，沒見上面，就是律師跟你全談好了，然后說是你給談好了。你不應該挺高興嗎？你看你都不用談，人家就說是你出面談成的事兒。

　　熊德明：我沒見到老板，我不相信，但是律師出來也有負面的影響，他說老板只承認一萬或者兩萬，那個話就不對頭了，律師說老板只承認兩萬，離四萬零五差距太大了，你說我相信哪個，我沒聽到老板說的話，我不相信。

　　沈 冰：現在這個錢到底怎么著了呢，你到底拿到了沒有？

　　熊德明：拿到了幾個。

　　沈 冰：拿到了多少？

　　熊德明：拿到了兩個。又是另外的一個老板，因為他們是不同的廠，都是一個廠只有一個、兩個，他們都是分散著，不是一個廠的工人。

　　沈 冰：所以總體來講，你覺得這次討薪還算成功嗎？

　　熊德明：還算成功。

　　沈 冰：所以現在從這方面來講，應該心里面還愿這個角度來講，心里面踏實一點了，但我今天不覺得你很開心。

　　熊德明：應該還是有一點點開心吧。

　　沈 冰：我也覺得奇怪，你看剛才讓你講怎么討薪的，你一直在跟我講，這伙記者說什么，那伙記者包圍你了，全是記者的事兒，你自己分析是什么原因，為什么會這樣？

　　熊德明：家里人說你出來是為你老鄉索回工資，為什么媒體老是把你纏著。我說以前媒體采訪我沒拒絕過，為什么這次他們不理解我，要把我纏著，我不能辦事，我說家里面還有好多事兒等著我回去辦，我跟那些媒體也講了，他們還是不理解我，我都想起以前一年當中，我吃飯的時候你們打電話采訪，我睡覺的時候你打電話，我記得頭天晚上是一個小時接了十幾個電話，他們都是那些媒體，都說我們明天要去，都要跟我一起去，我從來都沒拒絕過媒體，也沒有不接受采訪。

　　沈 冰：一直都是很支持配合他們工作的。

　　熊德明：對，我說這次來溫州，你們都不配合，不理解我的心情，我想你們還說我們是為工作，天天要發新聞回去，我說如果說我今天解決不了什么事你發什么新聞，我當時就這樣向他們講，我有點生氣，我說以前我從沒拒絕過，為什么你們還不理解我的心情，你們還是為工資，我自己干事，我自己出錢，我自己耽誤我自己的事出來，你們不為我想一想。他們說了，還是不理解我，總是在網上、報紙上都說我已經失蹤了，我其實是遠離他們的事，我想找個地方靜一下，在勞動局打電話，能夠溝通他們找企業家老板見面，我能夠解決幾個人，我即使解決不了，也要討一個說法，我想在農民朋友面前有個說法。

　　沈 冰：你經歷過這么一次以后，你覺得是了了一次心愿了，以后你還敢再去幫忙討薪嗎？

　　熊德明：當時我還是想，如果會成功，我覺得去溫州，去年我當時到浙江，去年有好多人都說，有一個某某農民向總理說了一句實話，以前他們每到過春節的時候去找老板拿工資都拿不到，今年甲方的老板主動叫乙方的老板去拿工資，我當時聽到好開心，雖然我沒得到錢，他們有句老話，我是想聽到那句話。今年當時我覺得勞動局和區政府都表態了，我覺得他們還是挺好的，都能給他們解決。

　　沈 冰：是不是以后要不要接著討薪。

　　熊德明：我沒那樣想，我只是想通過那個程序推動一下，使他們能看到，報道上能看好，推動他們，如果有其他類似的會給他們盡快地解決，我是這樣想，也了了我一個心愿，我也想為那些農民朋友說話。

　　2003年10月24日，溫家寶總理來到熊德明居住的村子。剛剛打豬草回來的熊德明，無意間向總理說了句實話：自己丈夫打工的工錢一直沒有拿到。在總理的直接過問下，熊德明一家在幾個小時之內痛快地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錢。她無意中的一句老實話引起全社會對農民工欠薪問題的關注，她此因此當選為央視2003年度的經濟人物。從此，熊德明被媒體罩上了“討薪英雄”的光環。

　　一年間，先后有1000多民工和她聯系希望她幫助追討工資，面對這么多對她寄托希望的民工，熊德明實在不知道該怎么辦。由于找上門的民工太多，她不得不拖著丈夫、兒子背井離鄉，到重慶的一家企業打工去了。

　　在企業里，熊德明當起了管理人員，工資不低，但她還是覺得不適應、不快活。城里的生活盡管好，但她覺得沒有鄉下的日子過得自在和踏實。7個月后，她辭掉工作回到村里，申報注冊了“熊德明”商標，開始籌辦以自己名字做品牌的養豬場。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有城里的律師找到熊德明，對她說，把熊德明的品牌用于為民工討薪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熊德明的親戚也三番五次請求她來溫州給這里的民工主持公道，追討被欠的工傷賠償。

　　熊德明，一方面是被廣大民工寄予厚望的“討薪英雄”，一方面是自己希望成為“養豬能手”，那么在這兩者之間，熊德明今后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她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熊德明這個品牌的呢？

　　沈 冰：剛才短片一開頭，那會兒跟溫總理來看你們的時候，我覺得你模樣變得太多了，比去年好看很多。

　　熊德明：沒有。

　　沈 冰：而且穿的也比去年好看了，胸前這個胸花也很漂亮，是自己買的嗎？

　　熊德明：不是，是去年央視頒獎的時候，一個媒體采訪我的時候給我送的。

　　沈 冰：真的，一直戴著，很漂亮。說到這兒，我們要請上來自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樊平，我們發現，一方面討薪確實還有一定的效果，就是錢討回來一部分了，但另外一方面媒體的大量包圍，將這件事情在其原本的面貌上增加了好多撲朔迷離的一些因素，你怎么看她這次討薪行為？

　　樊 平：首先我覺得她討薪是正當的，甚至可以說是高尚的，她承擔了一種責任，她可以不承擔這種責任，我覺得媒體的關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件事情我們會發現媒體是第三者，當然媒體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沒有媒體的關注，這個事情也不會在社會各個階層引起這么大的關注，所以熊老師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覺得媒體也在學很多東西，比如說熊德明要和當地的政府，要和當地的企業家進行一些具體的探討，當地的企業家、當地的政府不希望媒體來的很多，而且當地的政府和當地企業家允許跟熊德明談的條件，只允許央視一家來。

　　沈 冰：我們提出來兩個詞，一個是好多人現在叫熊德明討薪英雄，或者說希望她能夠成為討薪英雄，你怎么看討薪英雄這個名字？

　　樊 平：我覺得首先，我覺得這次熊德明討薪，我覺得從她來說也是一份應盡的責任吧，可能城里人覺得她不具備法律知識，不是一個團體，不具備一定特定的資格，但是按照鄉村社會的規則，鄉里鄉親有了難，有了麻煩事兒，自己解決不了問題，鄉親們、鄰居們是要幫的，尤其是鄉親們已經把熊德明認為是一個很有光環的，很有能量的，能夠通天的人物，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熊德明在家里也不好受，她如果不出來，專心養她的豬可能也不好受。

　　沈 冰：反過來熊德明也說，媒體記者也得理解我？

　　熊德明：應該是。

　　沈 冰：這兩條路現在如果讓你選擇，一方面你已經得了社會公益獎了，你要幫助我們維護權利，做討薪英雄，還有一種就過自己的日子做一個養豬能手，你現在選擇哪邊？

　　熊德明：還是養豬能手。

　　沈 冰：你什么樣的情況下會本人親自出面去討薪？

　　熊德明：或者說是我家里沒有多少事，要跟家里溝通，或者是特殊，或者是近一點點，如果再想出差遠，耽誤我那么長的時間，家里的豬都沒有人管它。但花精力，花經費我都不重要，真正能夠給他們幫上忙還是我的心愿。

　　樊 平：熊大姐還是應該解脫一點，我希望她作為這個事情的受益者，而不是成為一個被奴役，被上了套的人，我希望她還是作為一個受益者，而且我們政策的本意，可能公共事務要由公共的權力機構來解決，而不要個人去替代政府，可能個人的影響力比政府有影響，我希望她過一個正常的、舒心的生活，我希望她老是那么開心地笑起來，而不要通過這個事兒老是搞得她疲于應付。

　　沈 冰：德明是不是有點委屈？

　　熊德明：有。自從去年頒獎之后，當地的好多都說我們已經發財了，在我們家里去存款，得了幾百萬，不管你趕車也好，有的說你們家拿了幾百萬，把錢準備放到哪個地方，我說我如果有幾百萬，我會自己坐車，我包個車不會坐你們的車，有一個誤解，我覺得我還是很難受。但是我覺得還是媒體，我曾經說過，媒體關注我的時候更多的時候去關注他們，通過報道，能夠去給他們得到一部分的解決，所以說我只能通過媒體，那些專家我都可以咨詢他們的電話，我可以出電話費，盡到我自己的責任。我是一個農民，我能夠憑我自己勤勞的雙手，我掙了錢，有了錢我能夠去幫助別人，我覺得這個名才相稱。我還是希望當地政府支持，有關部門能夠幫助我、支持我，我會盡快地把我的豬場建好，有錢了，我會盡快地去幫助別人。

　　一個普通農婦的偶然遭遇，牽動了整個民工群體的命運。熊德明的一句實話引發了全國的一場“清欠風暴”。隨后，建設部、國家發改委等6部門立刻下文要求嚴罰拖欠民工工資的單位和個人。最高人民法院也出臺規定，對于民工與用人單位的勞動爭議糾紛，要快立案、快審判、快執行。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指出，中國將用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截至2004年10月22日，全國2003年內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已基本解決，2003年以前拖欠的171億元，已經償付146億元，償付比例為86%。

　　又是一年年關，我們的記者在北京站，采訪了一些準備回鄉的民工，他們中很多人拿到了全部工錢，可還是有些民工沒能把一年的辛苦錢全部拿到手。

　　雖然政府對拖欠民工工資加大了治理力度，但仍有一部分民工工資追討無門。那么民工討薪難的瓶頸究竟在哪里？民工們又該如何面對被拖欠工資的窘境呢？

　　沈 冰：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要用三年時間來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但打工給錢，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什么這個問題要用三年的時間來解決？

　　樊 平：很大一個問題還是政府監管環境，我覺得政府的監管，對企業的監管，以及嚴肅現有的法規，執行不是制定很多，而是落實不了的，這個可能重要，而這種實施必須是有一個案例查處一起，這樣可能能夠更有利，應該說現在解決的問題速度很快了，但是它積累的問題很大。我剛才要說的就是這個問題不要認為，好像這些問題單靠農民民工的忍氣吞聲就可以解決的，現在我們政府特別強調了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和諧的社會不但使各個階層能獲得自己的收益，而且很重要的是不要盤剝別的階層、別的群體的，別的成員的應得的利益，如果這個問題做不好，可能有些社會上的弊病，社會上的反抗，有一些社會上的沖突就會增長起來，其實應該說遵照顧及各個階層的合法利益，應該說有利于各個社會階層分享現代化的成果，也包括老板階層，而那些人可能通過他們的行為，他們個人牟利了，他們不但出賣了農民工的利益，而且也出賣了合法的企業家的利益，使那些按時發放工資的企業家，也和他們處于一樣，被別人鑒別成本很高的時候，處于一樣的被指責的境地，我覺得從社會穩定來說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這個問題單靠企業家的自覺是一個方面，但是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政府的他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這個應該是政府的職責，這個職責不比地方GDP的增長要求要低。

　　沈 冰：感覺樊先生把好多的壓力都壓到了政府的肩膀上，但如果說站在政府的角度上來講，勞資雙方形成雇傭關系和被雇傭關系，形成一定的合約，這應該是用法律來固定住雙方的一個合作的關系。

　　樊 平：而且保證法律能夠實施，能夠執行，能夠落實，我的意思很多老板老以為農民工的力量很弱，因為我們在社會調查中會發現，農民工在城市中，在企業中占的人數很多，但很多老板對農民工和勞資關系當中的重要性，反映并不覺得很重要。我的意思農民工的反應可能比要錢還有一種其他的更為劇烈的反應，那種可以造成社會沖突。

　　沈 冰：我剛才的問題是說，從政府的角度來講，這是屬于你企業的市場的行為這是屬于你企業的行為，你應該用勞動法，用我們的法律體系來固定住雙方的一個關系，政府的職責監管職責應該是更外圍的。

　　樊 平：不，最低的工資的，最低的勞動保護條件。

　　沈 冰：這些我們都有，這些政府早已頒布。

　　樊 平：執行沒執行，有一個案例就可以推倒你的都有，政府不僅是個立法機構它是一個執法機構。政府不是立法機構，但它是一個行政機構，它是要把那些法規，要按照法規來執行，所以政府中有四種行為，我們研究中有四種行為是很有意思的，一種叫做默契，一種叫做合法性，一種叫做容忍，一種叫做不聞不問，這都是使法規至于須至的一種地步，什么叫合法性呢？我說這個東西不許干，但是你干可以，這就是合法性了。什么叫默契？我說這個東西不許干，但你干的時候我背過頭去，我看不見。什么叫容忍？我看見你干，我告訴你不許干，告訴你下不為例，但是下次我還告訴你下不為例，還有一種就是不聞不問，我說了以后，你干了以后我不理。你會發現這都是一種失職的行為。

　　沈 冰：所以雖然我剛才把法律的保護傘提出來，但是你也講到了，法律也是要靠人，尤其是靠我們的實施效果，靠執行力來保證的。

　　沈 冰：快到年關了，到年底了，對那么多的農民工朋友有沒有什么話特別想跟他們說？

　　熊德明：我希望他們能夠得到政府，得到他們的單位，來自各個環境的情況，他們都學我一樣，能拿到他們應得的工資，回家和家人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