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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雜志2004年總第120期封面（《財經》雜志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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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今年以來存款增幅一直在下降，穩定存款是否成為央行考慮的重點之一？
周小川：其實存款的增幅同貨幣供應量的增幅有著密切聯系。如果貨幣供應量增幅像去年那么大，那么存款增幅也會快。但是去年的情況比較特殊，有伊拉克戰爭和“非典”，與正常年份有一定的不可比性。
中央銀行傾向于將今年的情況和過去三年五年的一個平均值比，繼而作出判斷：第一，今年存款增幅下降，不一定說明體外循環已經嚴重到不得了的程度了，或說明老百姓只想消費不想存錢了；第二，從整個宏觀格局來看，需要鼓勵消費。老百姓口袋里的廣義儲蓄的錢，不僅可以作為存款，而且可以投資債券、股票，進行實業投資。中國的儲蓄率不斷升高，再高上去可能就不平衡，消費和投資、消費和積累的關系就不正常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存款增幅適當下降確實不是太嚴重的問題。
《財經》：如果這樣，資金體外循環也不是主要的擔憂了？
周小川：體外循環的問題我們是關注的，但問題嚴重到什么程度，還需要認真分析。世界各國都有脫離于正規金融體系的體外投資資金，對于資金持有人來說它是一個正常的選擇。對于有貸款性質的體外循環需要采用綜合措施來應對，既要有利率政策，也要有對市場的監管和投資者教育。一是要明確非正規金融不能有對公眾的性質，二是要禁止非法操作，三是要提高公眾的風險意識。市場各方需要對資金體外循環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對什么是合法的私募投資形式，什么是不合法的集資，不合法的要承擔什么風險，要有一個認識和教育過程。從國際的經驗來講，不同的經濟體在不同階段都有過類似的現象。
《財經》：美國的利率上調對中國的貨幣政策有沒有實質性影響？
周小川：此前美國利率上調三次，中國的利率都沒有特別明顯的動作，這就說明中國還是一個國內經濟占主要成分的經濟體。我們不會把資本流動當做利率政策最主要的一個出發點，盡管它也是一個對決策有影響的因素，但不是人們想像得那么大。例如，我國現在用以對沖外匯占款的資金量對于小國來講可能已經是不可承受的了，但對于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來講，在操作的各個方面都還在一個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另外，除了對沖工具，還有其他的政策工具可以選擇，政策工具之間也可以動態切換。
《財經》：從現在的宏觀形勢分析，中國是不是即將走入一個持續地小幅加息的政策通道？
周小川：外界這樣預測的比較多。不過，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我一直強調，去年有伊拉克戰爭加上“非典”，是很特殊的一年。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今年四季度，物價同比會往下走，能走多少還要看，主要還取決于上游原材料的產品價格能不能回落，或者說，看PPI最終是否會傳導到消費物價或者勞動力成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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