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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雜志2004年總第120期封面（《財經》雜志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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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但是，市場上對此次調息的時機有看法不盡相同。
周小川：對這次利率調整時機的選擇，媒體、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有三種不同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調整時機的選擇有點出人意外；第二種看法認為時機選擇得不錯，配套性很好；第三種看法認為時機選擇得不太合適。我認為，這次利率調整政策在出臺時機上配合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統籌考慮，與國務院召開的加強土地管理電視電話會議是同步的。
《財經》：利率調整的幅度呢？有評論認為調整幅度還是太小了。你如何評論？
周小川：在利率的調整幅度問題上，兩方面的因素比較重要：一方面，小幅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以觀察利率政策的實施效果；另一方面，密切關注消費物價指數(CPI)、生產者價格指數(PPI)以及經濟走勢。
中國的CPI走勢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往往在春節前上升，春節后開始下跌。一般來說，3月至6月，CPI環比呈下降趨勢；8月以后到年末，CPI開始呈上升趨勢。去年9、10、11月CPI上升勢頭非常強勁，今年下半年CPI環比雖然仍有可能是正的，但是只要增幅小于去年，全年的物價漲幅就將趨于回落。
因此，綜合考慮物價漲幅回落和經濟適當冷卻這兩方面因素，如果利率調整幅度過大，震動比較大，容易出現風險。另外，正如大家注意到的，這次利率調整是9年以來的首次上調，心理上的影響比較強烈。
保持幣值穩定是貨幣政策的第一位目標，同時要考慮到經濟增長、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問題
《財經》：當前利率調整的時機把握原則是什么？要不要考慮其對資產市場的影響？比如證券市場。
周小川：從當前上市公司所屬行業、總市值、新增籌資的規模等指標來看，中國資本市場對宏觀經濟的代表性還不夠高，資本市場的起落同宏觀經濟的聯動關系也不是那么緊密。另外，資本市場有自身的規律，一些歷史包袱和內在問題還需要解決。貨幣政策的調整當然要考慮資本市場，但鑒于上述原因，當前在政策制定中，宏觀經濟層面的因素會考慮得更多些。
其實，即便是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比如美國，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關系也不是那么緊密的。格林斯潘就講過，貨幣政策雖然要考慮資產的價格變化，但是資本市場目前還難以按某種規律納入美國貨幣政策的決策框架中。對于資本市場，美國的聯儲目前能夠做到的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當資本市場出了問題，就是所謂有可能崩潰的情況下，貨幣當局可以考慮注入流動性；二是當資本市場出現泡沫或泡沫破裂，貨幣政策或許可以采取一些辦法，減輕其調整的痛苦。
《財經》：那么，房地產市場的因素在利率調整的決策中，應該占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周小川：房地產市場和宏觀經濟以及宏觀政策的聯系應該更密切一些。但我個人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房地產價格也不能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決策依據，因為目前的房地產市場發展中，存在房改這一特殊因素。在過去幾年中，房改在不同地區還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和不徹底性。
隨著這兩年人們開始逐步擁有房屋的所有權，這一制度性變化對整個經濟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就像過去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供需雙方的積極性都非常旺盛，再加上抵押貸款業務存在，因此這個階段的房地產發展有可能處在一個非常態的階段，這就加大了判斷的難度，所以我們不能單純以房價指數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依據。
判斷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主要還是要看整個宏觀經濟的走勢，包括看CPI和PPI這樣的指標。長期來講，PPI不可能不對CPI沒有影響，但其影響釋放會比較緩慢。對這種現象的一種解釋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波過去之后，中國存在商品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雖然產能過剩在一定程度上能沖抵一部分傳導，但理論上不能永久消化。
另外，我們比較關注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最近大家說得比較多的“民工短缺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價格問題。今年出臺了一些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有了一個經濟學上所謂的“溢出”(SPILL OVER)現象，使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反映到沿海城市的民工緊缺上。這些因素可能是宏觀調控時更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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