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裁撂挑離職 溫州財團誕生四個月就遇到瓶頸

　　□本報見習記者　肖華

　　對中馳和中瑞這樣為剩余產業資本尋找出路而成立的公司而言，股東們過去白手起家做實業積累起來的經驗，是否仍然有效？而習慣了“你的錢是你的錢、我的錢是我的錢”的溫州人，要想將觀念轉變為“無論你的錢還是我的錢，成立了公司就是公司的錢，就得通過公司來實現增值”，也還得有一段時間

　　6月份高調亮相的兩家溫州財團(相關報道見本報6月17日18版《溫州民企打出“財團”牌》)國慶節前陡生變數，兩家財團高薪禮聘而來的職業經理人擔任總裁不過兩三個月就掛冠離去，而當地政商各界對財團的態度也在幾個月內大相徑庭，“財團”二字已成為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標簽。

　　那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有職無權，外聘總裁來去匆匆

　　幾經輾轉，本報記者分別于10月15日和22日采訪到了中馳財團前執行總裁王紹庭和中瑞財團前總裁楊新泉。

　　4個月前，他們倆都對溫州這片陌生的土地滿懷憧憬，如今他們對在那里的感受卻是“憋氣”(王紹庭)和“傷心”(楊新泉)。

　　王紹庭如此描述了他上任的過程：6月中旬的一個下午，經朋友推薦，中馳財團大股東李成文致電王紹庭，兩人一直聊到手機沒電。李成文力邀王赴溫州，次日上午又電話催促。第三天，王紹庭飛赴溫州，隨后兩天沒日沒夜與中馳股東、市領導輪番交談，之后則按手印簽合同，約定26日正式上任，整個過程迅速得令人驚訝。

　　“溫州有資本又求才若渴，而且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這樣的公司能不吸引想干事業的人嗎？更何況它給待遇。”王紹庭說。

　　比王紹庭早一個月出任中瑞總裁的楊新泉也向本報記者強調，他是給在美國培訓時的同學王振滔——中瑞董事會核心成員——打過電話確認兩權分離之后，才揭了“50萬年薪＋奔馳車＋提成”招聘廣告的榜。

　　“我們試圖走出一條新的路來”，中瑞董事長鄭勝濤6月初向媒體表示。“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制的溫州企業傳統模式，從外部招聘職業經理人組成管理團隊，進而構建現代企業制度。

　　但是，空降而來的兩位總裁很快就發現，現實與承諾相距甚遠。

　　最尷尬的問題是兩權分離只不過鏡花水月，楊新泉形容為“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盡管股東們屢屢強調“現代企業制度”這些名詞，合同也已寫明各自的責、權、利，但實際上他們視企業如兒女，始終無法割舍或者說不知該如何割舍控制企業的欲望。楊新泉與王紹庭名曰總裁，并無實權，以致后者曾經為一個廣告拍了桌子：“我堂堂一個總裁，連個十萬八萬的廣告都做不了主？”

　　更讓他們頭疼的則是財團的股權結構———中瑞九個股東均分股權，中馳則是兩大股東各占25%，余下5家各占10%，知名學者曾經斷言，如此結構顯然難有高效決策與有效激勵。果然，股權勢均力敵，如王紹庭所形容的“誰都想說了算，誰都說了不算”。據聞中馳辦公室裝修時，股東們為買哪種裝飾燈爭論不止，直到其中一個開著豪華奔馳買回一盞十幾元錢的燈做樣品。董事會于是不得不經常召開，力量更平均的中瑞往往開到要“送面條進去”。由于股權利潤都是吃大鍋飯，甚至有股東想方設法將財團的東西往自己企業撈，比如項目和人才，財團討論未通過的往往被搶到他們的公司。

　　股權平均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經營層在關系微妙的股東間無所適從，為如何保持平衡大傷腦筋，楊新泉用柏楊提出的“醬缸文化”來形容。即便是只有兩個大股東的中馳，王紹庭也不得不“給媽媽匯報，還要給爸爸匯報”。

　　董事會與經營層、甚至股東之間相互的不信任由此而生，記者聽到的一個典型的例子，中馳裝修完畢購買家具時，辦公室主任考察后，財務總監不放心地親自看了一遍，不料另一股東還不放心，又去了一次。

　　如此境況，王紹庭上任一周后就退意萌生。在接連遞交五個項目方案都未能通過之后，經營理念上與股東們難以調和的分歧讓他終于決心離開。8月2日的董事會上，王紹庭挨個給每位董事發了一份滿滿三頁紙的辭呈，坦率而懇切地直指財團諸多問題。據一位與會人士描述，會場頓時一片寂靜，只聽見翻紙張的聲音，不時響起的手機也都被摁掉了。

　　后來，雖經中馳董事長葉祥堯40分鐘長談懇切挽留，王紹庭依然通過短信等方式表示決意“跳出這個漩渦”，并在8月18日辦妥手續悄然離開。此時他尚未過完試用期。

　　楊新泉比王紹庭早來一個月，也晚走一個月，9月中旬，當地媒體發現楊新泉“神秘消失”，中瑞則對外稱其出國休假。

　　對兩位經理人的上述說法，記者費盡力氣想找兩家財團的股東們求證，但只有中馳財團董事李成文(持有中馳25%股份)在10月19日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外來的人也要熟悉溫州的文化，不理解溫州文化、不明白股東們的意圖是不行的。有些人力氣很大，但使不上勁是沒有用的。”李成文說。

　　李成文擔任董事長的華通機電集團一位中層干部則認為：“溫州人的商業傳統和比較固定的營銷網絡，已經決定了職業經理人難有什么作為。盡管隨著企業的規模化和多元化，溫州企業需要聘請高級人才，可溫州老板想找的仍然是高級秘書或者參謀、顧問這樣的角色。”

　　10月18日，記者向同機的一位溫州企業家說起此事，他的反應是：“啊？走了嗎？遲早要走的。”此后幾天，這幾乎成為記者在溫州聽到的關于這一事件的“標準反應”。

　　有名無實，兩家財團處境尷尬

　　在溫州人看來，外地人在這里做不長并非怪事，離開亦非新聞，對財團更無多大影響。他們津津樂道的，是中瑞如何自己引起了監管部門的警惕。

　　記者聽到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不久前當地媒體在報道一家類似性質的投資公司時，將其稱為“又一家財團性質的企業”，不料惹得這家企業緊張不已———本來答應貸款的商業銀行，聽說他們與“財團”有關時突然謹慎起來。與此對比，4個月之前各地媒體充斥著中瑞尚未掛牌，就有幾家銀行爭相授信的報道，樂清市柳市鎮一位小老板回憶，“那時我們羨慕得眼睛都紅了”。

　　銀行前后態度迥異，當地普遍認為原因是“溫州銀監分局很惱火”，觸響警鈴的是“財團”的名號以及中瑞的豪言壯語。

　　中瑞曾對媒體宣稱要做“以產業為基礎，以資本為紐帶，以金融為核心的企業集團”、“要進入金融業”、“用5580萬注冊資金撬動龐大的民間資本，運作資金100個億”。

　　這些豪言壯語理所當然地引起了金融監管當局的警惕。早在財團成立之初，溫州市金融監管機構的一位官員就曾公開表示，財團就是同時從事產業和金融運作的企業集團，而中瑞和中馳顯然沒有得到進入金融領域的許可證。而100億這個數字不僅備受溫州企業界質疑，據聞也曾遭到溫州銀監分局當面責難。

　　時值德隆出事，炒房團備受爭議，溫州民間借貸利率一路飆升，監管部門自然擔心沒有金融許可證的財團帶來風險。“不該說、不能說的話怎么能隨便說呢？”一位監管官員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深表不滿。在他看來，財團和溫州金融是兩個毫不相關的東西，這些“隨便亂說”使媒體將二者混為一談。

　　銀監分局遂數次找財團座談調查了解，希望他們明白相關政策法規，同時向各商業銀行發出風險提示。據說溫州銀監分局9月份曾召開緊急會議，希望溫州各商業銀行嚴審對中瑞九大股東的大額貸款，并密切關注貸款流向。

　　不過，當地人普遍認為，經過4個月的觀察，監管部門發現財團并沒有如其所說地介入金融運作，算是暫時安了心。“對于財團，我們既不支持，也不否定。”上述官員反復強調這一態度。

　　但是，監管當局此前的態度已經讓商業銀行提高了警惕，它們普遍加強了對財團各股東的貸款控制，有的甚至打出“銀監局不讓貸”的名號，以致銀監局不得不專門予以澄清。

　　與銀監局的惱火相比起來，政府態度的轉變則更為微妙。如果說當地官員出席中瑞開業大會至少表明了其對財團的態度是不否定，那么浙江省某領導來溫視察時財團被當作典型匯報，則表露出當地官員對財團的支持。但是，據說這個典型不僅沒能得到省領導的首肯，反而遭到了冷遇。

　　這些始料不及的變化讓曾經高調的中瑞陷入沉默，記者數次致電9位中瑞股東中的6位，始終無人愿意接受采訪。在本地人看來相對踏實的中馳也有些有口難辯，不知何故，中馳的掛牌儀式拖到今天仍未舉行。

　　實驗仍在進行

　　引起監管部門警惕的，無非兩個問題：財團資金從何而來，去向何處。這也是財團最為人關注的地方。

　　但眼下看來，這兩個問題似乎都難有答案，因為資金并未進行流動。李成文告訴記者，目前中馳尚在考察項目確定意向。而中瑞盡管對項目情況秘而不宣，但熟悉情況的人判斷，他們同樣停留在紙上階段。

　　目前看來，兩家財團均是意在房地產而非金融。據楊新泉描述，中瑞成立后許多項目慕名而來，其中不乏羅斯福基金等海外資本，經營層整理了大小上百個項目，論證了中醫藥、環保、國外上市公司并購等幾個大項目，但董事會大多束之高閣。知情人士透露說，中瑞一位股東稱“最近這支筆很值錢，一簽就是十幾個億”，這些項目大都囿于房地產。王紹庭在辭呈里更是直稱中馳為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

　　也就是說，中瑞中馳雙雙偏離了“產業＋金融”的財團本義，這一方面固然是受監管所限，另一方面則是溫州企業目前的發展水平對產融結合尚難以企及。盡管兩家財團試圖涉足資本運營，可在楊新泉看來，骨子里卻還是擺脫不了做產業的思維框架。中瑞經營班子招兵買馬時，楊新泉想找長于企業并購、資金融通等資本型人才，但股東們卻不同意，說投哪個產業的項目就找哪個產業的人。

　　無論是王紹庭還是楊新泉，都是奔著做投資公司來的，但他們來了之后才發現，股東們很難跳出過去做實業的經驗。但是，溫州老板們白手起家做實業積累起來的經驗，對中馳和中瑞這樣為剩余產業資本尋找出路而成立的公司是否仍然有效呢？

　　兩家財團的資本也不固定。據說中馳內部對此也曾有過爭論，李成文提出每個股東拿出一筆錢放在財團，結果其他股東馬上表示等有了項目再說。對此，當地銀行界一位人士評價說，“人還是那些人，錢還是那些錢，只是帶了頂洋帽子。”

　　產業資本想要聯合尋找出路，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利潤已經越來越薄。如某著名塑編城，已到了只能白天停工晚上開工，要靠電價的差別才能賺錢的地步。與此同時，資金越來越緊。另一方面，民間利率已經一路上升到一分二厘以上，柳市高達一分五甚至兩分，甚至出現了中小企業拿股份抵押以求資金的情況。

　　“現在這種情況下，一家企業無論是要技術升級還是搶資源都太勢單力薄，幾家聯合，既有資金又分擔風險，”一位溫州房地產商說，“未來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專業化，占領虛擬的資源，比如技術與金融，但溫州企業顯然并不擅長此道；二是多元化，搶實體資源，比如房地產。”

　　顯然，中馳和中瑞走的是后一條路。溫州老板自有他們的智慧，即使是對財團并不看好的本地人，也認為目前很難評判這場帶著洋帽子的財團實驗成功與否。

　　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以前溫州人談項目，是幾個人在飯桌上說說就各自拿錢干起來，后來漸漸開始打條子簽合同約定回報率，再后來開始請律師，而中瑞和中馳兩個財團的成立，則標志著溫州資本開始嘗試以有限責任公司為合作的平臺。

　　但是，習慣了“你的錢是你的錢、我的錢是我的錢”的溫州人，要想將觀念轉變為“無論你的錢還是我的錢，成立了公司就是公司的錢，就得通過公司來實現增值”，還得有一段適應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