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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憲容:中國利率調整之迷思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28日 19:53 新浪財經

  

易憲容:中國利率調整之迷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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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央行加息之后,新浪財經第一時間聯系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他掩飾不住內心的興奮,第一句話就是“這事早就該做了!”易憲容高度評價央行的此舉,“雖然這次加息的幅度不大,但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轉折,是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由行政手段向市場手段邁進的相當重要的一步。”下面這篇文章是易憲容此前對中國利率形式的總體分析。

  一,目前國內利率調整的猶豫不決

  隨著8月份的CPI(國內居民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公布,由于CPI保持在5.3%的水平上,加息的話題又成了媒體與業界最為關注的熱點。央行會不會加息?如果加息,什么時候加息?加息的幅度多大?央行為什么對加息會猶豫不決?這些都是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

  國內對加息與否為何會如此熱衷?在發達的市場體制中,基準利率的變動基本上是央行的事情,是央行根據相應的經濟形勢與經濟參數作出加息與否的取舍。坊間可以預測央行會作出什么決策、央行對利率調整的走勢,但象國內這種涇渭分明對能否加息的爭論則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事情。這種現象,一則表明國內民眾及一些集團對自己的利益之關注,希望通過各自的話語權來影響央行之決策;二則表明中國央行的威權性與獨立性仍然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

  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不說則已,一說則驚人,美國及世界市場就是看著他的眼色和講話而波動。可國內央行行長周小川則沒有這種威權。正是沒有這種威權,使得周行長及相關的央行領導不僅在各種場合滔滔不絕,而且不斷地有長篇大作在不同的媒體上出現。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說明了國內央行的權威性與獨立性不足,否則我們的行長為什么會有這樣多要說之東西呢?在加息不加息的問題,國內央行領導們一直在表態,但實際的作為與這些言論甚遠,其言論可信性市場也無可適應。

  比如,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來看,8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增長5.3%,低于預期的5.4%,與7月份的增幅持平。8月份CPI的漲幅仍維持在1997年2月以來的高點,當年CPI漲幅為5.6%。同時,有數據表明,8月的廣義貨幣供應量,貸款余額和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增長了13.6%,14.1%和26.3%,均低于7月份的15.3%,15.9%和32%。特別是廣義貨幣供應量增幅遠低于年初17%的調控目標。就此央行方面表示,加上目前資金的主要用于地方政府和民企,它們對利率并不敏感,因此,加息形勢已經緩和。可是,早些時候,央行一直強調的CPI到5.3%就可能加息承諾從而變得不可信了。

  現在我要問的是,國內利率的變動其參考的標準是什么?這些標準真的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之形勢嗎?國內的利率水平與中國的經濟增長的關聯性如何?如果國內利率水平反映了國內經濟發展之形勢,那么國內CPI指數它又表明了什么?CPI多少是利率調整之標準?國內CPI變化真正表明了國內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嗎?特別是已經幾十年過去了,CPI指標依然如故,它與國內民眾的消費品價格有多少關聯性?如果關聯性不大,那么國內的真實通貨膨脹率應該是多少?還有,利率作為一種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它的每次調整都是一次社會利益上的大分配,目前國內的負利率如此之高,央行通過對利率的管制下對誰最有利?最為受損又是誰?這種巨大的負利率給中國金融市場帶來的風險有多大?還有,國內民間信貸市場為什么會十分活躍?等等。只要對這些問題一一梳理,水清則見魚了。

  二,中國的利率與實體經濟的關聯性如何?

  一般來說,利率作為金融市場的價格,它的基本功能應該是分配金融稀缺資本的標準,通過市場的利率機制能夠把稀缺的資本分配到經濟效率高的地方去。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資本的稀缺性一直是整個經濟發展最大之瓶頸。如何讓這十分稀缺的資本能夠有效的使用,就得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決定資本利率的高低,從而讓有效的投資得到所需要的資金,而讓無效的投資在競爭中淘汰。但是,在中國,為什么一輪又一輪的投資過熱?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重復建設?最為關鍵的問題就在于政府對利率的管制,在于金融市場的利率機制根本失效。早在2004年初時政府宏觀調控時,我就指出,政府如果不發揮金融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僅僅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只要政府的宏觀調控一停止,過熱的投資馬上就會死灰復燃。

  事實上,國內的一些過熱行業的產品與投資,如鋼鐵水泥、能源等,盡管在實施宏觀調控后的5-6月份有所下落,但在7月后迅速回升。據央行公布的數據表示,國內7月份企業商品價格小幅回升,較6月份上升0.3%,較2003年上半年同期上升9.4%,1-7月份較去年同期上升8.5%。投資品價格較6月份上升0.4%,較去年同期上升9.4%,1-7月份較去年同期上升8.7%。

  而7月份鋼材、水泥價格漲勢驚人,有色金屬價格升勢不減,但氧化鋁和鋁錠價格降幅較大。7月份鋼材價格較6月份上升2.1%,較去年同期上升18%;其中螺紋鋼和線材價格升幅最大,分別較6月份上升2.8%和6.3%,較去年同期上升18.9%和23.5%。水泥價格較6月份升4.7%,較去年同期上升11.6%。有色金屬價格較6月份上升0.9%,較去年同期上升28.7%,氧化鋁和鋁錠價格盡管比6月份有所下降,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34.7%和7.5%。而產品價格上漲,不調整利率要想遏過熱的投資是困難的。

  利率的另一個功能就是誘導民眾的剩余資金用于貸款市場作投資之用,增加民眾的儲蓄。但是,從國家統計局最近發布的報告來看,今年前7個月國內居民儲蓄存款平均增幅同比連續下降4%,增幅已連續4個月回落。截至今年6月末,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月末余額為62195億元,增長6.2%,增幅比上年底低5.4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儲蓄存款累計增加3487億元,比去年同期少增2317億元。居民的剩余資金大量地分流到基金債券、購買住房等支出中去了。

  有人說這是中國高儲蓄一個拐點。它表明了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加速時期,表明了國同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但是,在我看來,情況并非如此。這主要是目前利率機制失效,主要是低利率或負利率的結果。在低利率甚至于負利率的情況下,民眾的大量儲蓄一定會流入正規的銀行體系而流向收益更高的債券、基金、房地產等市場。只要利率水平一提高,這種儲蓄減少的情況很快就會逆轉。在未來一段的時期內,國內民眾的高儲蓄這種大趨勢不會有多少改變。

  既然金融市場許多問題都在于利率機制缺乏所導致,那么,國內現行的利率水是否合理?它能夠反映國內經濟增長之形勢嗎?可以說,近幾年來,國內經濟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內經濟發展也保持一個持續高速增長的水平上。但是,經濟環境變化了,政府對利率管制并沒有變。由于政府對利率的完全管制,國內利率水平完全僵固一個不變的水平上。央行上次調整人民幣存貸款利率是在2002年2月,當時將1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下調至1.98%(含利息稅),1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下調至5.31%。中國自1995年7月以來已經有9年沒有上調過貸款利率,而自1993年11月以來近11年沒有上調過存款利率。但國內的經濟則保持了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也就是說,國內利率水平與經濟增長嚴重背離。

  一般來說,央行對基準利率進行調整,會影響短期借貸市場和長期借貸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然后通過一系列的傳導機制影響最終產出。如美國(通過調整聯儲基準利率)和日本(通過調整銀行貼現率)基準利率的調整與借貸市場利率變動幾乎一致。但國內有研究表明,中國的基準利率變動和借貸市場利率變動并不一致,存在一種非對稱關系。如從1996年到2003年,國內央行對利率進行了9次調整,但利率政策對宏觀經濟效果不明顯。即國內的利率政策對于宏觀經濟影響十分有限,特別是對通貨膨脹和實際產出的影響不顯著。

  同時,一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利率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是相吻合的。無論是典型的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其利率水平或者圍繞經濟增長上下波動,或者持續地高于經濟增長率。但近十年來情況表明,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利率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嚴重背離的。從1996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持續保持在7%以上的較高水平上,但利率水平則持續回落。何也?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機制失效也。

  也就是說,在利率完全管制的情況下,對于利率變化的問題,利率下降時與希望利率上升時的標準完全雙重標準。在利率下降時,政府就以國內的利率機制不完善和中國的特殊情況,以及與國際慣例接軌(早幾年國際處于利率下降期)把國內存款利率下降到十分低的水平上。而當國人希望利率上升時,政府則要觀察國內宏觀經濟數據。這種標準的雙重性無非是希望通過管制利率這只有形之手無形地把金融資源按照政府意圖來分配。試想這樣的利率機制豈可有效地把稀缺的資本讓它流向有效率的地方呢?

  可以說,盡管中國的利率市場體系是一個復雜的東西,特別利率的雙軌制更是讓這種利率體系的復雜性無以復加,但中國利率市場機制失效是一個不爭之事實。中國的利率水平不僅長期與實體經濟相背離,而且其運作機制喪失其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僅僅是用一些宏觀經濟指標來討論中國是否加息問題本身就是一個誤區。就利率問題而言,中國要做就是如何讓利率機制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CPI與加息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8月份CPI同比增長5.3%,低于預期的5.4%,與7月份的增幅持平。其中,翹尾因素為3.7%,新漲價因素為1.6%。與上月相比,當月CPI上漲0.7%。1-8月份累計,CPI比去年同期上漲4.0%。而且在公告中特別強調,食品價格一直是推動本輪CPI上漲的主導力量。由于食品價格在CPI中占有三分之一權重,而8月份這一價格上漲13.9%,僅此就拉動CPI上漲4.6%。也就是說,在推動當月CPI上漲5.3%的因素中,只有大約0.7%是由非食品因素引起的。

  同時,今年中國秋糧豐收在望,由糧價主導的CPI上升趨勢,有望于秋收之際波瀾不興。因此,有人認為,盡管影響國內CPI走勢的因素會相當復雜且往往難以準確量化,但推動其上漲的主導力量即將弱化,下半年CPI漲幅會減緩。

  對于上述的數據,8月份的CPI5.3%說明了什么呢?它是否真實地反映了國內通貨膨脹率水平?它應該在什么情況下成為利率調整的重要參數呢?最近,燃料油價格、水電費、糧食價格迅速上漲,與原材料有關的能源、金屬、糧食等價格迅速上漲,它早已通過多重傳導機制傳導到民眾消費品價格上,只不過,近幾年民眾可支配收入增加,有一定漲價承受力,加上生產品的豐富,從而也就沒有出現20世紀80年代搶購擠兌的現象。

  還有,還有,CPI各種商品的權重,還是20多年前制定的。幾十年來不僅消費品增加豐富了許多,現在許多消費品過去根本就沒有,而且民眾的消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目前國內發生最為迅速的汽車旅游、房屋裝修、電話通訊等這些東西根本就沒有納入CPI的指數中。因此,用一個十分過時的CPI指標來測量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到底效果如何是十分令人質疑的。而且也沒有看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一定會把利率調整定在某一個CPI的水平上。一般來說,只要預期將出現經濟過熱,就會通過利率價格機制來緩解這種過熱。

  更為重要的是,在以往的CPI商品權重中,住房消費根本沒有包括其中。而居民住房消費信貸上半年一下子就增長近6000億元,1-8月份商品房價格上升了兩位數以上,上海浙江等地還上升20%以上。一般來說,住房既是消費品也是投資品,作為消費品,住房的價格上漲,CPI包括了嗎?如果以政府目前所估算的居民住房作為投資品所占比重不會超過20%,以住房消費所占的比重,只要把商品房價格上升的因素考慮進去,國內通貨膨脹早已是兩位數以上了。因此,國內目前所公布的CPI并沒有反映了真實通貨膨脹率的水平。

  還有,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房地產業是這次國內經濟快速增長、投資過熱、通貨膨脹的根源。盡管早些時候的宏觀調控讓一些過熱的產業增長放緩,宏觀調控也初見成效。但是,如果房地產的價格不能夠向下調整,商品房價格的上升不僅會推動消費物價指數的上漲(住房本身為消費品),而且也會推動與房地產相關的投入品的價格上漲,由此帶動這些產品上下游相關的消費品上漲。

  有人說,8月份的CPI上演“最后的瘋狂”,我想還得拭目以待。因為,第一,國內今年的秋糧是否豐收在沒有收割完之前仍然相當不確定的。即使秋糧豐收,前幾個月糧價上漲都在30%以上,上漲如此迅猛的勢頭能夠在一個月內嘎然而止嗎?特別是在解決“三農”問題的政治引導下,農民收入的提高是解決“三農”解決問題的核心。在糧價高低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民收入高低的情況下,國內糧價在短期內迅速回落的可能性不會太大。

  第二,在2004年的前幾個月,農產品的價格都普遍快速上漲,特別是糧食接連5個月上漲在30%以上。而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要傳導到食品價格上總是有一個滯后期。尤其是飼養業這種價格的傳導速度會更慢。因此,如果近幾個月的CPI高企,是由于食品價格主導而導致之結果,那么這種狀況在短期幾個內月緩解不太可能。

  第三,盡管住房消費沒有納入CPI的權重,但是由于國內房價兩位數的增長,它不僅直接影響到居民消費生活品的價格,而且房價的快速攀升必然會通過直接及間接的方式傳導到居民的消費品價格上來。因此,貨幣當局應該對國內房價攀升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決不可小視。反之,應該對此嚴密的注視,并如何改進現行CPI權重品,把住房消費納入其內。

  總之,用一個十分過時的CPI指標來測量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到底效果如何是十分令人質疑的。而且即使以過時的CPI標準,高企的CPI在近期內放緩也沒有一個充分的理由。面對著高企的CPI,不僅導致居民儲蓄較大的負利率,而且也使得國內的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因此,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通過利率價格機制來緩解這高企通貨膨脹率與負利率是較好的選擇。

  四,中國“負利率”所面臨的金融風險

  從2003年12月開始,中國實際利率已連續9個月為負。特別是近三個月,由于CPI一直站在5%以上,負利率更是高企。如果2004年全年CPI平均值達到5.3%的話,那么,就意味著存款的負利率為負3.716%。面對如此之高的“負利率”,從而使得上半年以來國內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幅持續下降。居民的剩余資金大量地分流到基金、債券、購買住房等支出中去了。

  居民儲蓄分流,本來是政府擴大內需夢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近幾個月來城鄉居民儲蓄的分流,并非是擴大內需的結果,而是,國內居民儲蓄利率的長期偏低,大大打擊了居民的儲蓄意愿,從而使得居民的儲蓄分流到收益高一些地方。特別是從國內居民的儲蓄存款結構來看,目前中國儲蓄存款,活期的比重為什么會高達50%以上,就在于國內居民隨時準備把儲蓄存款流向收入較高一些地方。還有,居民手中大量的錢開始流向房地產,這不僅抬高了商品房價格,也吹大了房地產業的泡沫。日本與香港的經驗表明,房地產泡沫的吹大對宏觀調控帶來不利影響決不可小視。

  可以說,如果居民儲蓄存款的利率過低,甚至于負利率,這不僅僅打擊了居民的儲蓄存款之意愿,更為重要的是使得銀行無錢可貸(由于銀行存款缺乏而使銀行信貸資金不足),從而實際所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逐漸下降,整個社會經濟增長放緩。同時,居民一旦預期負利率水平會進一步擴大,甚至于可能出現存款人到銀行擠兌并搶購消費品,從而爆發銀行危機。歷史上不少地方銀行危機的爆發基本上都是銀行擠兌的結果。。

  有人文章指出,國內銀行個人儲蓄存款利率上升,就是一次社會財富的分配,就是一種“劫貧濟富”。其理由有,一是對整個居民人口來說,居民的收益以工資性收益為主,而非資本性收益。由于國內居民儲蓄大多數為國內少數富人手中,如果銀行加息,得益只能是少數富人,只是擁有國內大多數財富的富人。至于國內有多少富人,他們手中掌握了多少財富,是相當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十分明確。即國內居民的銀行儲蓄存款則是其擁有財富最為的普遍、最為便利的方式。別看中國的人口那樣多,財富占有差距會十分懸殊,但國內居民有幾家會沒有個人儲蓄的呢?上海有調查統計表明,上海有90%以上的民眾希望加息。特別是在目前國內好的投資渠道十分缺乏的情況下,個人銀行儲蓄是最好的投資方式。因此,利率的變化直接涉及到廣大的民眾。政府仍然希望通過對利率的管制來把金融資源分配到它所要發展的地方,這不僅破壞了市場的價格機制,而且通過無形的財富轉移損害廣大民眾之利益。特別是,這樣做,受到損害最大的是國內廣大的中下層的民眾。因為,利率上升最受益者應該是廣大的銀行儲戶,是家家戶戶普通民眾。

  其實,在一個健全的市場中,如果利率為負,這只能說明通貨膨脹率過高,利率調整慢于通脹率的漲幅。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的儲蓄存款就會紛紛地流出銀行體系。去尋找減少這種財富為負或收益更高的地方。但是,中國出現的負利率,并非是市場自身之原因,而是政府對利率嚴格管制的結果。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國內的經濟增長持續保持在7%以上的增長水平,另一方面居民儲蓄存款利率持續的下降,1993年以來,存款利率只是下降而沒有上升過。而這種居民存款利率持續走低,當通貨膨脹率高企時,嚴重的負利率也就隨之而來。

  政府管制下的負利率,其實是一種通過政府權力的財富大轉移。因為,利率作為金融市場資金的價格,資金價格的高低也就決定的財富分配多少。在負利率的情況下,就是通過這種價格機制讓債權人的財富向債務人轉移。債權人的權益越大被迫向債務人的補貼就越多。而這種財富的轉移往往是無形地通過正式銀行體制來進行,即銀行的居民儲蓄存戶通過銀行儲蓄存款把自己的財富轉移給銀行的債務人。隨著存貸款規模越來越大,通過負利率實現的財富轉移的規模也會越來越大。或負利率是對貸款人的直接補貼,受益最多的就是那些取得貸款最多的企業或者個人。

  看看通過正式的銀行能夠獲得銀行資金者的結構,你就能夠知道這種財富轉移的群體是誰了。首先,目前的消費信貸大力發展,國內不少民眾也成了銀行的債務人,它們是國內居民“負利率”中獲益的一大群體。但是,由于目前的房價太高,居民的消費信貸又通過高房價把財富轉移到房地產開發商手上。試想,如果不是住房消費信貸,以國內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無法承擔起國內如此之高的房價的。而房價的過高,國內居民的財富只好輕易轉移到房地產商手里。因此,表面上看作消費信貸的居民是負利率的受益者,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受益已經轉移到房地產開發商手中。

  當然,更為重要的負利率的受益者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機構:一是銀行,政府通過行業準入壟斷的方式,使國內居民的存款流入銀行,并以管制的方式擴大存貸款利差。試想,目前民眾在國內銀行存款達12萬億多元,近4個百分點的負利率(因為目前國內銀行存款50%以上為活期存款),一年轉移財富就達5000多億元。看看這幾年國內銀行獲利大面積的增長,原因就在此。

  二是國內大型企業。因為,在目前CPI與貸款利率相差無幾的情況,企業能夠貸到款,其貸款就是零成本。在貸款零成本的情況下,企業大量的貸款不僅會促使投資過熱(近年來就是這樣的結果),而且會大量用貸款存貨。兩下其手,大獲其利。國內企業能夠在銀行貸到款的又有哪些呢?除了國有企業之外,就是與銀行有特別關系的大企業,而對中小民營企業來說是不容易的。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國內有不少國有企業,它們也做起放貸業務。因為,它們從銀行貸款是零成本,而民間信貸利率奇高(在發達沿海城市達20-30%),當這些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后,就把這些資金貸給中小企業,無本生利,何樂而不為?

  三是大量的貸款進入了地方政府各種項目。近年來投資過熱,各地方政府首當其沖。各地方的形象工程、領導工程、地方的大項目一擁而上,其資金哪里來,基本上也是從銀行貸款的結果。可以說,政府對利率的嚴格管制,進行了一種不動聲色的社會財富大轉移。受益最大者是房地產商、是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及地方政府,受害者是廣大的儲蓄存款者。

  同時,由于大量的儲蓄存款流出正式銀行體系,也促使了民間信貸的活躍,即大量的資金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循環。這種資金“在體外循環”一方面說明了現行的金融體制存在著制度上缺陷,必須大力地改革;另一方面說明了中國的金融風險正在逐漸增加。

  五,民間信貸活躍與利率調整

  目前,一方面銀行信貸緊縮、中小企業融資十分困難,另一方面國內銀行體系有12多萬億個人儲蓄存款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而以極低收益率放在銀行;一方面宏觀調控后與政府、國有企業有關的項目陸續上馬,另一方面銀監會、央行對一些行業的信貸指導越來越多。更為特別的是,面對著政府的信貸緊縮,民間信貸已經開始十分活躍。

  有調查表明,在一些省市的企業,由于銀行的信貸收縮,不得不向企業的職工及通過職工向周圍的民眾借錢了。這些民間的信貸活動樣式萬千、不拘一格。有高息承諾,如企業向單位職工借貸給職工25%的利息承諾;有將該發給職工的工資入股的;也有一些企業為了吸納當地資金,帶領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參觀考察項目,評估項目風險,然后向這些企業融資;也有企業開工資金不足,建設單位和產品購買企業答應以預付款形式、墊資或入股的方式承接新項目等。

  目前,在沿海一些經濟發達的省份,如果浙江、廣東山東等地企業信用擔保十分活躍。也就是說,在銀行的信貸緊縮條件下,當地不少企業開始轉向民間借貸。目前,溫州民間借貸利率已上升到12%,廣東借貸利率更高達20%-30%。而國內的實際利率已連續9個月為負,實際貸款利率早已為零。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國內民間信貸為什么會活躍?這說明了什么?民間信貸的活躍對正規金融的沖擊有多大?它對社會經濟影響有多大?民間信貸的活躍,仍然是以往那種僅“違法亂紀”去打擊而一了百了嗎?如果不是這樣,政府又應該采取什么政策?

  可以說,在政府對金融資源嚴格的管制下,政府總是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把社會的整個金融資源納入到自己的主導分配的體制中,并通過這種主導分配的方式來掌握金融資源的運作。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各行各業市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但是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壟斷性卻遲遲無法打破。甚至于社會經濟增長一旦有所波動,政府還會以宏觀調控之名不斷地對金融市場化方面進行收縮,而這種收縮必然給國內的民營企業及地方企業的融資帶來各種各樣的困難。

  目前,社會各種需求在不斷增長,企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投資機會,而政府則通過銀行收縮了這些企業希望發展之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改革初期,這些企業肯定打消這些希望增加投資機會。因為,它們根本無法從正規的金融體制之外融集到自己所需要的資金。但是,事過境遷,時代早已不同的,21世紀的今天,國內整個金融資源的持有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民間個人持有大量的可以用企業投資的剩余資金,而且不少企業也有大量的資金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而閑置著。只不過,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流到所需要資金的企業那里。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正規的金融體系是暢通的,那么這些資金就會通過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順利地流入所需要資金的企業。但是,目前正規的金融體系不僅不能夠為這種資金的供求關系提供暢通地渠道,反之成了這些資金流動的障礙。這樣,這些資金的供求關系只好另辟蹊徑來溝通了。也就是說,目前國內正式的金融體制已經從根本上不適應社會經濟增長之需要,如果這種正式的金融體制不加速改革,只能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也就是說,民間信貸的活躍不僅說明了國內正式的金融體制不適應國內經濟發展之需要,也說明了國內經濟增長并沒有因為政府的宏觀調控而完全被壓制。正如有調查研究表明,在不少地方,早幾個月一些暫停的項目開始上馬了。如有人說,“一家國有企業去年下半年上馬的塑鋼項目,已投下幾個億,企業認為市場擺在那里,利潤空間大,一上馬就沒有辦法停下來了。”事實上,在市場體制下,每一個經濟主體都會受利益之驅使,只要有利潤,他們都會在既定的條件下千方百計地作為。政府希望出臺什么政策來阻止他們這種逐利行為似乎是不可能了。因為,20多年來市場化的進程,即使金融市場仍然為政府所壟斷,但個人及企業對政府依賴程度越來越在弱化。因此,如果還是以傳統的方式來阻礙這種民間信貸發展,不僅不可能,而且會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

  同時,民間信貸的活躍也說明了社會大量的資金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運行。而大量的資金在“體外循環”不僅加大了政府對資金運作監管困難,國家稅收的減少,而且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使得有效的市場秩序確立更是困難。面對著民間信貸的活躍,政府不能用以往那種僅是冠以違法而打擊之對策就一了百了了,而是應該從國內金融體系本身入手,對癥下藥,尋找解決問題辦法。

  總之,上述種種問題都是與利率調整有關。目前,國內加息爭論甚多,但是,不少人都把加息理由歸結在國內經濟的宏觀層面上,如CPI的高低、經濟增長的快慢、貨幣供應量的大小,實際上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這些參數都不是重要,最為重要是讓利息變化來形成國內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試想,政府控制下的銀行利率與民間信貸的利率為什么會相差這么大?不就是說明了在非正規的金融市場(沒有政府管制下的市場)企業對信貸有巨大的需求嗎?如果非正規的金融市場對信貸沒有巨大需求,這個市場的利率肯定會接近正規金融市場利率水平,因為沒有一個企業愿意寧可用成本高的資金。可以說,只要政府不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只要正規的金融市場的價格運作機制不形成,民間金融市場的高利率趨勢就不會改變。而兩個市場巨大的利率差不僅進一步扭曲金融市場價格機制的形成,阻礙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也為相關的權力機構尋租創造了條件。

  同時,嚴重的負利率意味著社會財富大轉移,意味著通過政府管制把居民的財富轉移暴富的房地產商、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手中,而這種轉移必然會形成市場巨大的金融風險。

  可以說,就上述的經濟形勢來看,加息早已是國內央行勢在必行的事情了。越早變化,越是能把握住有利時機。可以說,一旦金融市場的利率能夠隨經濟形勢而變化,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就能形成,這樣宏觀調控的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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