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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財經》汪細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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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黃一義
中國人均GDP的準確數字從來就是一本糊涂賬。例如，早在1980年，按當時的美元計算中國的人均GDP為400美元，到2003年才達到1000美元出頭。同期中國GDP的平均增長速度達9%以上，人均GDP的增長速度應為8%左右。如此算來， 2003年的人均數字應達3000美元左右；考慮到美元的通貨膨脹因素，按現在的美元計算還應再增加百分之幾十。
另一個顯然不合理的現象是按現行方法計算中國的GDP總量，中國的貿易依存度畸高，今年的數字可能會高達3/4。我們知道，大國通常擁有較為完整的產業結構，因而其進出口的比例會遠低于從事專業化生產的小國。中國當然也是這樣。目前美國和日本這兩個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的貿易依存度大約在16%～18%之間。如此算來，中國的同一指標比日、美高出三倍多，意味著中國的GDP總量也應升高同樣的倍數，即使剔除中國加工貿易的影響，GDP總量實際上可能不會增加那么多，但增加兩倍或更多是有可能的。
目前我國的GDP數字是按官方匯率計算的，而匯率具有很大程度的任意性。例如，在上世紀70年代末，官方匯率為1.5～1.7元人民幣換一美元，如今則是8.3左右。另外，匯率中未考慮服務等非貿易貨物，薩繆爾遜等早就指出窮國與富國在這方面定價的巨大差別，當時他估計為1∶3左右。考慮到兩類國家的實際價格和工資水平，其實際差距可能更大。
如果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占世界的3%多一點，其宏觀調控絕不會引起世界各國如此嚴重的關切，也不會被視為與美國并列的經濟火車頭。因為中國有1萬億美元以上進出口總額(今年的估計數，可位居世界第二位)才會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反過來，這也說明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決不止1.4萬億美元。
人均GDP是一國經濟最大的基本面。人均收入決定著一國的需求結構，進而決定著其產業結構。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結構變化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實際上，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是通過結構變化實現的，例如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但在發展中國家這種效應更明顯(錢納利等，1986)。從產業分析的角度來看，厘清人均GDP數字，是我們參照國際經驗判斷產業發展趨勢的重要依據。例如，關于中國的汽車需求何時啟動及其以后的增長路徑問題就離不開這種數字的準確分析。由于我們總是根據由官方匯率確定的人均GDP數來判斷產業結構的變化，因而無法說清中國產業變動的根據。這無論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還是投資人的產業分析和投資都是一個嚴重的誤導。例如，媒體上總是引證某些專家的說法，稱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如何之低。實際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總量要大得多，因而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決非日本的十幾分之一，而是幾分之一，而且未必比美國高多少。因此，科學地確定中國的GDP總量及其人均數，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意，是我們正確地制定經濟戰略和具體政策的重要基礎。
即使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了我們所估計的3000多美元，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約5000美元，如果也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會更高)。從更能體現一國真實國力的實物和非貨幣指標來看，中國在鋼鐵和電信等一些重要產品和服務的占有量上已接近或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人均期望壽命上甚至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例如北京的人均壽命將近80歲，與日本相當接近，盡管按匯率計算兩者人均收入相差近10倍。
也許是出于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但這種擔心實際上是與此無關的。實際上，東盟等國正在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法國等也將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都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強大及因此產生的吸引力，而不是因為其弱小。而這種經濟和貿易的融合只會消除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疑慮，從而有利于中國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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