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演講錄：國資委都干了些什么

　　本報記者　王梓　北京整理報道

　　9月16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一樓報告廳，邵寧就國資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演講。作為國資委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兼任研究員，邵寧是圈內公認的“對國資改革認識深刻的學者型官員”。

　　邵寧1969年1月在陜西省延安縣插隊，1978年4月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取得工學學士和碩士學位。畢業后到國家經委辦公廳、綜合局工作。1988年機構改革后任國家計委綜合司副處長、經濟研究中心綜合組副處長、處長，宏觀經濟研究院綜合研究部副主任。8年后調任國家經貿委企業司副司長、司長，企業改革司司長，國家經貿委副秘書長。2003年5月任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委員、副主任，分管企業改革局、企業改組局(全國企業兼并破產和再就業工作辦公室)、企業分配局、經濟研究中心。

　　邵寧表示，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是最艱難、最復雜的一個環節，引起的爭論也比較多。多年參與國資改革的他，主要介紹了四方面內容，第一是當前整個國有企業改革的整體形勢；第二是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實現的突破；第三是國有企業改革需要在改革中進一步探索的問題以及有待實現的突破；第四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下一步戰略部署。

　　以下是邵寧演講的主要內容。

　　1.國企改革：背水一戰的選擇

　　國有企業的問題，外部經濟體制環境的變化將以前幾十年造成的各種失誤后果顯性化，長期被掩蓋著的矛盾在表面化，這是國有企業改革這幾年面對的一個非常尖銳的挑戰。

　　這幾年國有企業改革處在一個攻堅的階段，從外部看這個改革，大家會看到非常復雜的局面，很多相互矛盾的現象交織在一起，從不同的角度看反差非常大。

　　從宏觀的層面看，現在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以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這個指標來分析。這個指標第一次有統計是1996年，這幾年變化情況大概是這樣：1996年是712億，1997年是807億，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跌到525億，這是低谷，1999年恢復到998億，2000年2392億，2001年2330億，2002年是2637億，去年底是3784億，今年的趨勢有可能達到將近5000億。由此可見，如果從這個數字來看，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是非常之好的，這是一個層面。

　　但是從微觀的層面看，大家會感覺到，國有企業的矛盾仍然是非常尖銳的。現在還有很多下崗職工；也有很多的困難企業，并不能夠按時給職工發工資；有很多企業資不抵債，現在正在操作破產。目前改革的壓力非常大。

　　宏觀和微觀的情況互相之間很難印證，所以很多人感覺非常困惑。國企改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很難用好和不好這樣的概念去概括。巨大的反差正是改革攻堅階段的特征，十五屆四中全會講，改革處在攻堅的階段，這是有實實在在的內容。

　　實際上這個階段性改變，源于國有企業外部體制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從上屆政府開始的。上屆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改革，某些改革跟國有企業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深刻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生存環境。

　　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公共財政。公共財政體制的一個要求就是要減少和淡化財政在競爭性領域的活動。因為市場競爭主體是企業，政府不應該作為市場競爭主體參與競爭，也不應該作為某一些競爭主體的后盾間接地參與競爭。

　　財政在競爭性領域的活動，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進行的。減少和淡化在競爭性領域的活動，對于國有企業的改變，其一是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虧損補貼；其二，停止對國有企業再補充資本金。我們財政對國有企業的虧損補貼，在1990年代初曾經占財政收入的20%多。但現在這部分補貼只占財政收入的1%。據我們了解，這1%主要補給一些軍工企業，保證軍品生產線的維護任務；還有糧食系統的補貼。地方政府層面主要是給供水、供氣、交通、公共交通、地鐵這樣的公用事業型企業。所以現在給國有企業的財政補貼僅僅限于政策性領域，那些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財政已經沒有補貼的渠道。

　　另外，很多國有企業都有一個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因建設項目成立的企業，現在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資本金不足，反正財政是不能再給撥資本金了。這個變化就改變了財政和國有企業的關系。如果說財政還剩下對國有企業的一項責任，那就是，如果國有企業非常困難，發不出工資，職工沒有基本生活費的話，或者你這個企業要破產，職工沒有安置費的話，財政有責任保你的基本生活費和職工安置費，這是從社會保障職能出發的。財政對國有企業現在是保人而不保企業，人出問題，基本生活失去保障，財政要負責，但是如果國有企業虧損，要求財政給錢，那就沒有多大可能了，這是財政改革對國有企業的影響。

　　再有一個是金融體制改革，方向是國有銀行的商業化。原先我們的國有銀行是政府的出納，各級政府對于銀行的干預非常多，尤其是地方政府。如果當地有一個國有企業出現問題，發不出工資，當地政府領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當地銀行的行長找來，讓他發工資。這在1997年之前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所以那時候銀行的壞賬一直在上升。

　　國有銀行商業化的改革開始啟動之后，第一位的任務就是要明確國有商業銀行獨立的經營主體地位，不能受別人的干預。具體的改革措施很多，比如說銀行系統垂直管理、銀行內部的責任約束包括政府對銀行的考核等。這些措施最后集中起來，改變了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關系。現在的關系變得非常簡單，就是符合不符合貸款條件的關系。如果是好企業，資金非常充裕，信譽非常好，銀行會追著讓企業貸款；但是如果是一個虧損企業，不符合貸款條件，想貸款就很難了。

　　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根本上改變了國有企業和財政系統、銀行系統的關系，改變了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把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輸血渠道切斷了。前幾年有一個很熱的概念———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搞不好，因為預算約束是軟的，它不怕賠錢，即便賠了錢也有人買單。當時預算軟約束的渠道有三個：第一是直接的財政補貼，第二是間接的財政讓稅，第三是在政府干預下的銀行貸款。但是現在，對于中國的國有企業而言，這三個渠道都已經被切斷了。

　　所以，1998年之后的國企改革是國有企業被斷掉后路的改革，是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被“硬化”之后的改革。1998年之后，如果一個國有企業搞不好、虧損，如果企業自己不能解決問題的話，拖下去就是一個結果———破產，沒有別的出路。

　　可以說，國企改革從1985-1998年改革開始推進，1998年之后被推入實質性的階段。但是大家分析一下就會發現，1998年之前的國有企業改革，有兩條底線是沒有人敢碰的：第一條是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第二條是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裁員問題。這兩個問題并不是大家認識不到，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企業當然能破產；企業的發展總是波動的，當企業處于低谷的時候，自然要裁員。但是解決這兩個問題風險太大。1998年之后，這兩條底線都被統統突破了。當年是三年改革突破的第一年，那時候我同時擔任經貿委企業改革司司長和企業脫困辦主任，這些工作我是親身經歷的。三年改革突破時期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政策歸納，是朱镕基總理自己歸納的，“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從這個政策概括就可以看出來，企業破產，職工下崗，都已經不是問題。

　　從微觀的層面來看，第一個特征就是，這幾年地方政府所推進的地方的國有企業改革力度非常之大，是動了真格的。通過財政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被“硬化”了，同時客觀上也把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給“硬化”了。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責任和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的效果掛在了一起，把地方政府逼到一個非改革不可的力度，所以1998年之后，地方政府改革的行為完全變了。改革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要是不逼到這個分上，是很難下定決心的。所以這幾年地方政府改革的力度非常之大，而且它是真要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第二個特征就是以前長期被掩蓋的問題表面化。國有企業的問題，是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問題，而且多少年一直拖在這兒。比如“三線企業”是1960年代初的問題，矛盾一直拖到現在。這么多年，一直是靠銀行貸款、財政補貼拖過來的。在1998年財政體制、金融體制改革之后，突然之間就發現財政、金融和國有企業的關系變了，沒有人給錢了造成“拖”的條件實際上就不具備了。這些問題一旦沒有辦法再拖，矛盾就開始表面化。

　　在宏觀的層面，國有企業的下崗問題開始大量出現。下崗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國有企業富余人員太多，國有困難企業也很多。這些問題在1998年之前就存在，之所以突然之間幾百萬、上千萬的職工下崗，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之后，銀行不能給虧損企業貸款了，虧損企業也沒有錢給職工發工資，那么職工就只好下崗。當然，1998年另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危機。從微觀的層面來看，就是困難企業的問題開始尖銳化，甚至出現影響社會穩定的情況。

　　當時我有一個判斷，國有企業的問題，外部經濟體制環境的變化將以前幾十年造成的各種失誤后果顯性化，長期被掩蓋著的矛盾在表面化，這是國有企業改革這幾年面對的一個非常尖銳的挑戰。

　　總之，由于經濟體制外部環境的變化，由于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啟動，切斷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輸血渠道，“硬化”了對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這是我們認識當前國有企業改革形勢的基礎。

　　2.1998-2003：國企突圍

　　國有企業改革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最難的是1998之后的三年，現在實際上很多的矛盾已經緩解。概括一下，這幾年解決了一個“退”字：在體制上不適應，可以通過改制退出去；在結構上不適應，可以通過破產退出去。

　　這幾年，國企改革有三個方面的改革是非常有成效的。第一是國有中小企業改革，國有中小企業采取多種形式搞改革，讓企業走向市場，實際上就是國有經濟從中小企業層面退出。這一項改革，前幾年爭議非常之大。實際上呢，之所以中央明確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這一方針，我認為是一種經濟上的客觀需要，是由中小企業的生產力水平和行業特點所決定的。一般講中小企業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一般性的中小企業，生產力水平很低，行業門檻也很低，湊幾個錢就可以搞一個企業。這樣的企業，它的特點是經營環境變化非�？�，面對的競爭非常殘酷。對于這樣的企業，客觀上要求所有者離企業要近一點，企業的經營者和員工對企業的關切程度要高一點，要不然他沒有辦法去應付變化環境很快的競爭環境和非常殘酷的競爭。

　　還有一種高科技中小企業，它的特點是知識密集的。知識這種資源和其他的資源不太一樣，都是附著在具體的人身上，而且只有個人自己才能啟動，外部力量沒有辦法決定這種資源。像這種依靠具體人的知識資源的企業，經營者很多都是技術骨干，在這些企業，搞國有制不太容易搞。

　　中央早在1995年就明確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實際上就是安排國有經濟從中小企業退出。國有中小企業的改制面，去年年底已經接近90%，現在改革基本處于掃尾階段。

　　當然，也要看到國有中小企業改革出現的問題，地方政府急于解決問題，急于甩包袱，所以很多事做得很粗糙，操作肯定會有很多不太規范的地方，但是方向是正確的。

　　最近爭論比較多的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實際上，三個方面的問題都需要關注。一是企業逃債的問題，二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第三就是職工安置的問題。國資流失產生的背景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沒有起動，當時是沒有國資管理機構，沒有人看管國有資產、對資產負責。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了以后，相應的一套規則才開始制定，而1998-2002年期間既沒有國資委，也沒有國資委出的文件，操作上很多問題沒有依據。

　　第二個非常有成效的工作是以國有企業關閉破產為代表的國有經濟結構調整。這是這幾年做得最艱難的事情。企業關閉，職工就要下崗，雖然給補償金，但是由于補償金水平不高，職工還是很難接受的。但是，這件事卻是非做不可的，對于我們這樣一個轉軌國家，有特殊的意義。

　　那些需要關閉破產的國有企業，比較典型的大概是這么三種情況。一是布局定位的問題。計劃經濟的布局定位跟市場經濟是不一樣的，計劃經濟時期是各個地區自給自足的，而市場經濟屬于產業定位，企業的定位必須具有比較優勢。在計劃經濟時期建設的很多國企，沒有辦法轉向市場、參與競爭，最典型的就是三線企業。

　　其次，因為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國家的建設是城鄉分開的，城市搞工業，農村不能搞工業，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工業都配置在城市里面。這在計劃經濟時期沒有問題，但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村也開始工業化了，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先后迅速發展。他們從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跟城市工業競爭，他們的人工成本低，原先配置在城市里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失去了優勢，所以，配置在城市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退出。

　　第三種情況就是欠賬的問題，最典型的就是礦山企業。一般而言，國外開采礦山，專門有一個立法，要給它積累一定的資金，用來轉產或者是安置職工，這是一個國際慣例。我們以前長期在計劃經濟狀態下，礦山所有賺的錢都被拿走，沒有留下任何的資金。資源枯竭時，就留下很多欠賬。

　　這幾種情況最后的結果是，這些企業由于沒有辦法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只能退出市場。國有企業的關閉破產工作，就是解決這一批企業的退出市場的問題。實質上是政府組織的、有計劃的國有企業的關閉破產工作，所針對的都是大中型企業。

　　破產工作要安排得特別嚴密，破產企業的剩余資產和土地使用權變現的收入，要優先安置職工，這是一條很硬的政策。這項工作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國有大企業退出市場的通道被開通，也實實在在地解決了一些問題。這幾年我們一共有3377戶大中型的困難國有企業破產，涉及到的職工是620萬人。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等5個省市歷史遺留問題已經消化完了，這5個省市已經退出政策性破產，這是第二項非常有成效的改革。

　　第三項就是再就業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因為改革和結構調整難度都在人，關一個企業，調整一個企業都容易，關鍵是人怎么辦。前幾年我們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滯后的，這幾年才把這個課勉強補得差不多。實際上1998年當年是非常危險的，很多職工開始下崗，但是社會保障體系并沒有建立，沒有形成一張安全網。當時中央采取了一個重大的舉措，就是在全國建再就業中心。再就業中心有四項職能，第一發基本生活費，第二交基本保險，第三進行再就業培訓，第四幫忙介紹工作。

　　再就業中心是社會保障的替代物，實際上是臨時性措施。1998年年底，全國的再就業中心就都形成了，這對于當時穩定社會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穩定了當時的社會，支持了改革和結構調整。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社會保障系統已經基本能夠承擔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一個新的詞叫“并軌”，各個地方裁掉再就業中心，人員進入社會保障，再就業中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以上三點是改革的實質性進展所在。目前，國有中小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接近90%，這項工作已經接近尾聲。第二，到今年年初，全國進行了統計，歷史遺留的困難國有企業已經進入程序審查的是575戶，涉及174萬人；今后這幾年還需要做的，還需要通過政策性關閉退出市場的還有1828戶，281萬人。說明我們現在用了這幾年的時間，把計劃經濟所遺留的問題，已經化解了一半以上，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正在做四年規劃，準備再用四年的時間，把遺留的問題統統解決。第三，到1997年末，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7131萬人，同口徑到去年末，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還剩下3067萬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職工進入國有控股企業，大概是1200萬人，就是說從1997年末到去年末，國有企業的員工從7131萬人減到4131萬人，大概減員的幅度在40%，應該說這個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可以做這樣一個判斷，國有企業改革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最難的是1998之后的三年，現在實際上很多的矛盾已經緩解。概括一下，這幾年解決了一個“退”字：在體制上不適應，可以通過改制退出去；在結構上不適應，可以通過破產退出去。“退”的問題能夠解決，它的意義是非常之重大的，只要能退，矛盾就可以化解。國有企業問題尖銳程度的一個晴雨表是人代會、政協開會的提案，1998到2000年大部分提案談的都是國有企業的問題，現在更多的是拖欠工資的問題、拆遷的問題、征地的問題等等。

　　3.國企布局：退出與堅守

　　公司制改革效果并不像我們預期的這么好，中小企業改制了以后，變化非常大，很多大企業改成公司制企業，變化不太理想，上市公司出的問題就非常之多。原因就在于改革不配套，出資人不到位。

　　第三個需要在改革中進一步探索的問題，主要是國有大企業改革的問題。國有大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就是公司制。這個方向沒有什么問題，因為市場經濟國家的大企業都是公司制，我們要和國外公司搞合資合作，也得采取公司制的形式。這幾年我們也做了很多工作，一是推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國家和省級重點企業4000多戶已經完成，改制面將近80%。同時我們也在抓規范運作，國資委專門頒布了一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規范，包括我們和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進行檢查，都是規范性的工作。

　　但是大家可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公司制改革效果并不像我們預期的這么好，這跟中小企業改革不一樣，中小企業改制了以后，變化非常大，很多大企業改成公司制企業，變化不太理想，上市公司出的問題就非常之多。

　　我們分析，原因就在于改革不配套，出資人不到位。我們的公司制是從國外引進的，包括《公司法》也是借鑒國外《公司法》起草的。公司制在國外是一個有效的制度，它有效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把所有權和經營權適度分開，投資是多元化的，甚至是社會化，投資人必然是不懂經營的，他要經過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層層的委托代理關系行使權力，讓經營者有充分的自主權去把企業經營好、管理好。第二個是保證控制權掌握在所有者手里，因為經營者經營的是所有者的資產，虧了以后，是所有者要去賠，股東必須有充分的信息，有權撤換不稱職的經理人。

　　西方國家是私有制為基礎的，私有制國家的所有者是天然到位的，所有者對自己的資產是有關切度的，所以西方對公司制的研究只關心委托代理關系的有效性的問題。西方對公司制的研究，都在于不斷的改善和委托代理關系的有效性。公司制引到中國以后，需要結合中國的國情。最大的國情是我們是在國有企業中建現代企業制度，國家所有者到底到不到位是個問題。中國的企業改革實際面臨雙重任務，第一重要解決好國家所有者的問題，國家必須到位，對國有資產有關切度，第二才是委托代理關系的有效性。

　　如果我們分析到這個層面，就會發現前一段改革不配套，出資人的問題沒有解決，十六大之后國有資產管理啟動，問題才得以解決。十六大之前，出資人職能多頭行使，管人一條線，管事一條線，管資產的一條線，實際上干預的線還不止這三條。企業好的時候，可以名正言順的插手，企業出問題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躲得遠遠的。

　　所有企業的發展，動力實際上只有一個，就是出資人的回報。出資人到市場上選最優秀的經營者，而且對這個經營者提出非常明確的要求，如果這個經營者不稱職，馬上就換掉，如果經營者給出資人的確帶來很高的回報的話，所有者會以各種方式去激勵他。很多企業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沒有人給經營者真正的壓力。所以不但要分析企業本身，而且要分析出資人。如果出資人不到位，必然是一個企業內部人控制狀態。出資人的行為是政府管轄范圍內的事情，通過企業改革是沒辦法推動的，必須是由上而下去改。

　　一些學者、地方政府官員這幾年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國有大企業改革不走現代企業制度行不行？中央企業的狀態是非常好的，很多人愿意買。對中石油、中石化、寶鋼、中國移動，跨國公司都非常感興趣。關鍵在于，是否有人接盤子。從咱們國內的情況來看，民營企業愿意接手國有大企業，但是民營企業去接國有大企業是有問題的。

　　前幾年國務院提出一個任務，要發展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概是在三四年以前，有兩位世界銀行研究國有企業的專家到中國訪問，點名非要跟我談。當時，這兩位世界銀行的專家說，我們非常理解中國政府提出的這個任務，在發展上意義很大，但是非常遺憾的結論是，這項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家族文化，中國的企業是家族企業，而這個家族企業和發展大企業、大集團、現代化的大公司是不相融的，所以臺灣沒有大企業，香港沒有大企業，在美國的華人也沒有大企業。他們認為，中國的家族文化的基礎上不可能形成大企業。

　　我的感覺是，這幾年學術界有一種把民營企業理想化的趨勢，只要民營企業就是好的，只要民營企業一介入，這個事就搞定。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把國有企業理想化，同樣我們也不應該把中國的民營企業理想化。家族企業的確文化有問題，他們很難科學決策，創業者有無尚崇高的地位，說一不二。這對中小企業合適，但是對于一個大公司來講，這種決策的風險是非常之大的。把大型國有企業賣給民營企業，風險是非常之大的。

　　再有一個方式就是轉給外資企業，尤其是很多地方政府絕對是對外資優先的。外資企業一般奉行比較現代化的文化，現代企業制度比較規范，但是有一個發展的問題。經濟全球化以后，我們如果再提到民族工業，那簡直是太狹隘了，但是實際上，對于我們國家而言，還是有財富分配的問題。如果我們的企業賣給外國人了，資本收益向哪兒走？技術收益往哪兒走？所有國外在中國的生產基地，銷售渠道絕對是跨國公司總部自己拿著，銷售環節的利潤也要拿走。實際上真正剩下主要是加工費、人工的費用。跨國公司的利潤轉移實際是存在的，一些企業一邊報著虧損，一邊報著投資，利潤就轉移走了，我們沒有真正好的辦法，可以把他們的利潤控制在國內。

　　所以我們感覺，只要我們中國企業能做，不管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還是應該支持我們自己的企業，能夠把產業鏈發展起來，不能拱手就交給國外的公司。所以，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的概念，似乎是有一些問題。

　　4.國資委時代：正在做的和將要做的

　　目前的國資委實際上面臨一個選擇，因為現在基本已經監管到位，已經“看住了”，看住了以后就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要不斷加強國資委的監管能力，第二個方向，就是要進行體制創新。

　　十六大提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任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我的感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大概如果早五年做這個事情更好一點，在地方政府大規模的推進中小企業改革的時候，如果當時啟動國有資產的改革，有一個出資人在那兒管著，當時的國有資產流失就大大的減少了。

　　十六大啟動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直接的結果就是國務院國資委的組建，我們是對中央企業行使出資人職責的這樣一個機構，同時我們還負責全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指導。國資委的組建，第一次在中央的層面實現了所有職能的集中行使，管人、管事、管資產一體化，畢竟體制上是往前邁了一大步，解決了多頭插手，責任不清的問題。

　　現在的國務院國資委壓力非常大，我們所監管的180多戶中央企業，要出了問題，我們沒有辦法把責任再推給任何人。國資委成立以后，到現在為止，我們大體上做這么一些工作。一個方面的工作，是國有資產管理和國有企業改革法律法規的制定，我們明確了國有資產管理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游戲規則，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規范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第二個方面的工作，是增強我們所監管企業的資產和經營狀況的透明度。對于國有企業來說，透明度是關鍵，因為畢竟出資人是外在的。現在在做兩個方面工作，一個是搞清產核資，我們做了一個國有企業清產核資的管理辦法，預計到今年年底可以完成，大部分企業在今年9月份基本做完。去年的9月到今年9月，我們基本完成了中小企業的清產核資，到今年年底會全部完成。同時，我們加強改進了外部監督的工作。

　　第三個方面是建立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業績考核制度。原先我們的企業包括寶鋼、鞍鋼、武鋼、中石油、中石化、中國聯通是沒有經營目標的，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從今年開始，全面實行經營目標管理，所有的中央企業要跟國資委簽合同書，這是任務，也是獎懲的依據。

　　第四方面，改革國有企業經營者的選拔制度�，F在是公開招聘副職，以后要過渡到正職。而且我們做了薪酬制度改革，以前的中央企業自己給自己定薪酬，我們以試點的方式在推行年薪制，以后還要加強和規范。

　　第五個方面是推進改革和重組，包括國有企業的內部改革、轉變內部經營機制，推進中央企業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離國有企業的社會職能，推進組織結構的合理化。國資委通過加強外部監管，啟動出資人到位的工作。

　　國資委下一步會繼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大概有兩個方向。

　　第一是地方國資委的組建。實際上從去年開始，我們就在推地方國資委組建，目前為止，省一級國資委基本組建完畢。省一級國資委到位以后，有責任把省一級國有企業的資產管理好，上下形成一個體系。

　　第二方面，繼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出臺的改革措施，目標和業績考核這些問題需要一個階段的努力才能實現。

　　第三個方面，要做國有資本經濟預算，這是必須有的，實際上就是得有收益和支出。國有經濟有進有退，必然要進的就進去，要退的得把資金抽回來，這就需要一個國有資本經濟預算的制度，作為財政的支撐和框架，這樣才能夠對國企布局進行調整。比如說我們的三大航空公司，現在都有一個資本金不足的問題。現在財政已經停止為國有企業注入資本金了，但是像航空公司這樣的企業我們必須得保，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幾個自己的航空公司，肯定是不行的，這是戰略問題。這就必須得出資人給它們補充資本金，變現一部分的國有資產。這樣調整，才能夠把國有經濟逐步調到能夠發揮優勢的方向上，必須有一套財務體制去支持這樣的結構調整。

　　最后，要在體制創新的方向上繼續進行探索。我覺得目前的國資委實際上面臨一個選擇，因為現在基本已經監管到位，已經“看住了”，看住了以后就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要不斷加強國資委的監管能力，比如說進行業績考核；第二個方向，就是要進行體制創新，我們感覺到這么多的企業看是看不住的，基本監管到位之后，就要轉向體制創新。

　　體制創新主要是這么幾個方面，一個是多元化的改革，對于國有大企業來講，主要的方式是上市。最近一段，大家也看到了我們推國有企業上市，應該說是力度比較大，具備條件的可以上市，尤其是到境外證券市場上市。為什么我們比較看重境外的證券市場？因為境外證券市場的監管是相當規范的，境外的投資者以機構投資者為主，有許多人在研究企業，境外上市公司的壓力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讓國有企業轉換機制、引入監管。

　　以前的企業上市大部分是部分上市，以后我們期望有條件的企業采取整體上市方式。為什么我們覺得部分上市不好呢？體制方面是主要問題，因為上市以后，企業的重大決策應該受到社會的監督，需要信息的透明度。但是實際上，我們現在部分上市的企業，端到投資者面前的是一個木偶，自身沒有決策權，決策權在上面的控股股東，而這個控股股東本身并沒有受到監督。所以說，一些上市公司就是控股股東拿出的一個融資平臺。所以，具備整體上市條件的企業盡可能整體上市，干干凈凈推出一個上市公司；不具備整體上市條件的，可能要通過托管公司進行改革，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把中央企業給幾個托管公司，用這種方式將企業的輔業剝出去。

　　二是加強結構調整的力度。目前還是企業自愿的合并，我們現在的方向是做大企業，我們監管的企業大的有上萬億資產，小的只有幾百萬，大大小小參差不齊，資源需要整合，需要進行企業的合并和重組，以后在這方面我們會逐漸的加大力度。

　　邵寧談國資流失

　　問：你提到在1998年以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還沒有建立，地方在進行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當中，存在國有資產流失。那么，對于已經流失的國有資產，國資委準備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是承認它的存在呢，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進行追討？

　　邵寧：前一段的改革過程當中肯定有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我們的一個出發點是，以后要減少這種流失。出資人必須到位，地方的國資委要有人對資產負責，而且必須清楚規則，這方面，工作基本上都做到位了。

　　對于以前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要分清不同的情況。如果涉及腐敗問題的，可以立案，通過司法途徑去解決。

　　問：你認為目前的國有資產流失是不是普遍現象？對于目前討論比較激烈的海爾、TCL、科龍，你認為是否存在國資流失的問題？

　　邵寧：你說的這幾個企業都不是國有企業，他們具體改革的方案我們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是否屬于國有資產流失，我確實判斷不了。

　　實際上，現在按照我們所出的文件，只要規范操作，不會出現流失的問題。因為流失的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很多問題不是那么容易簡單的就可以下判斷。一個企業資產一億元，賣了一百萬，的確是很嚇人，但是問題是什么，我們搞不清它有多少負債，因為企業是按凈資產去出售的，沒有把負債都去掉。

　　現在大家講了很多非常驚人的數字，但實際很難判斷。而且國有企業里面，原先的凈資產還有好多是不良資產，不良資產也得去掉。對企業的資產流失問題，不仔細對企業進行清產核資是不敢說這個話的，說這個話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本文根據邵寧演講的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