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慶大膽建言：應將農村信用社改為民營銀行

　　——徐滇慶談農信社改革新思路

　　■文／本刊特約記者 梅 森

　　當前正在推行的農信社改革方案，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終身教授徐滇慶認為，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改革所依靠的力量恰恰是改革的對象，這次農信社改革肯定走不遠

。

　　因此，徐滇慶建議將農信社改革和創建民營銀行結合起來。在貧困地區由民間資本將農信社改組為民營銀行，允許這家銀行在富裕地區設立一家分行，以富濟貧，在較短時間內消化掉農信社的不良資產，發展健全“三農”融資渠道。

　　據了解，他的這個建議已經得到有關高層的重視。日前《經濟》雜志就此對他進行了采訪。

　　自上而下改革存在局限

　　《經濟》：去年以來，農信社改革一直是和國有銀行改革并重的兩大金融改革之一，去年7月國務院發布的18號文件啟動了8省區的農信社改革試點，今年試點又擴大到除海南和西藏之外的全國其他地區，改革力度之大、推進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您是如何看待這次農信社改革？

　　徐滇慶：坦率地說，我并不看好當前的農信社改革方案。

　　迄今為止，農信社改革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思路設計的。無論這些方案如何設計，能否成功取決于如下三個條件：第一，農信社管理層是否愿意改革。第二，農信社管理層是否有能力在改革之后按照金融市場規律辦事。第三，能否實現政企分開。也就是說，農信社主任必須是個好人，是個金融人才，是個能夠抵制行政干預的人。問題是，這樣的農信社主任有多少？

　　目前在全國35000家農信社當中，好的和比較好的也許有10000家左右。這些農信社主任是合格的金融人才。他們歡迎改革，積極執行上級的決策。這些農信社的外部環境比較好，地方政府比較開明，對農信社的干預比較少。因此，無論是將農信社改成合作制還是股份制，都比較容易取得成果。例如，江蘇江陰、張家港和常熟三地的農信聯社改為農村商業銀行之后經營狀況就比較良好。

　　可是，大部分農信社的改革前景并不樂觀。

　　第一，許多農信社的管理人員并不具備從事金融工作的資格。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能挑選一些符合官員標準的人而很難培養和挑選合格的金融人才。

　　第二，某些農信社的巨額壞賬牽涉到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如果徹底揭開農信社的蓋子，無異于把他們推上審判臺。因此，他們注定要反對改革，反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反對信息透明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經過他們傳遞的改革信息必然產生嚴重扭曲。如果改革所依靠的力量恰恰是改革的對象，這樣的改革在邏輯上就行不通。

　　第三，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能加強行政干預，而不可能實現政企分開。可以預見，推行自上而下改革，好的農信社依然好，差的依然差。雖然可以拿出一些成功的典型，但是在總體上仍然難以擺脫困境，更不可能摸索出金融制度創新之路。自上而下的農信社改革注定走不遠。

　　《經濟》：那么您認為農信社改革的難點在哪里？

　　徐滇慶：我們明明知道某些農信社的問題非常嚴重，但就是沒有辦法來關閉它們。這說明至今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機構退出制度。讓這些問題機構關門容易，可是這些農信社的不良貸款怎么辦？農村融資渠道嚴重不暢通，前些年四大國有銀行紛紛從落后地區撤退，不但撤出縣以下城鎮，甚至有些經濟不發達的縣已經沒有了四大銀行的網點。如果連農信社也關了門，由誰來給農民提供金融服務？投鼠忌器，所以農信社改革一直踟躕不前。

　　在我看來，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必須要面對三項挑戰：第一，要有辦法維護農村金融穩定。第二，要能夠消化農信社的壞賬。第三，要能夠為“三農”提供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既然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能解決不到三分之一農信社的問題，其余的農信社改革必須要自下而上，引入民間資本和外資，制度創新，利用市場機制闖出一條新路來。

　　如果限制在原來農信社的框框里談改革，肯定沒有人愿意參與。根據我們在廣東、江蘇、浙江、陜西、遼寧等地的調查情況，如果一個農信社的不良貸款率為40%，資本充足率為3%，假定用央行專項票據置換50%的不良貸款，追回15%的不良貸款(這個比例也許是過于樂觀的估計)，如果依靠股東注入資本將資本充足率提高到8%，利用本身利潤將不良貸款率降到2%以達到正常銀行的要求，需要將近10年到20年時間。也就是說民間資本進入農信社在相當時間內完全無利可圖。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農信社只能是一廂情愿。

　　民營企業家認為鼓勵民間資本改造現有的農信社是個圈套。有位企業家說，“進入農信社，未收其利，先蒙其害，憑什么要民營企業來補農信社的窟窿？這樣賠本的生意哪個肯干？”如果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依然有人愿意進入，很可能他們的動機不純。這些人進入基層金融機構的目的并不是長期投資，而是要利用這些金融機構給關聯企業貸款或者為自身牟取非法暴利。必須要格外堤防。

　　將農信社改革和創建民營銀行相結合

　　《經濟》：那么在您看來如何解決農信社現存的嚴重問題？

　　徐滇慶：鑒于在現有農信社的框架下難以引入民間資本和外資，我的設想是，可否打破農信社的地域約束，在改革農信社的同時創建一批新型民營銀行。建議在貧困地區由民間資本在當地農信社的基礎上改組成為一個民營銀行，同時允許這家銀行在富裕地區設立一個分行。利用這家分行所創造的利潤在較短的時間內消化掉原農信社的大部分壞賬。例如，將廣東韶關地區的樂昌農信社改組為民營銀行，同時允許這家銀行在廣東南海設立一家分行。在陜西渭南將農信社改組為民營銀行，允許它在西安設立分行。

　　《經濟》：您的這種設想有什么優點？

　　徐滇慶：這種思路的優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將新設銀行的總部擺在貧困地區，有利于促進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由于這個銀行有兩個分行，其主要利潤來源于富裕地區，因此有可能利用富裕地區分行的利潤幫助貧困地區分行消化歷史包袱。以富濟貧，以富幫貧。

　　第二，由于新設民營銀行擁有兩個分行，具有一定的規模，其發展前景較好，因此有可能吸收高質量的金融專業人才加盟，有可能吸引外資入股，有利于在新設民營銀行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第三，由于新生的民營銀行是在窮困地區的農信社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總部又設在貧窮地區，因此，有可能繼續通過兼并、收購、重組等方式消化周邊地區的農信社，進一步消除潛伏的金融隱患。

　　第四，這種思路符合投資者長期利益。能夠為投資者提供一個長期盈利的前景，鼓勵他們合法經營。

　　在實踐中可以根據各地實際情況調整方案。如果接手的農信社包袱比較重，可以考慮給予新的民營銀行較大的營業空間。例如，如果要求民間資本接手整個韶關地區農信社，可以考慮讓民營銀行在南海經營三年之后，如果符合條件，允許其將經營范圍擴展到珠三角。

　　由于新成立的是一家銀行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信社，因此并沒有改變農信社只能在本地經營的規定。

　　退出法規先行

　　《經濟》：如果采用您的建議，首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馬上就允許大批民間資本按照您的思路進入農信社，并開放民營銀行？

　　徐滇慶：不是這樣的，我多次說過，中國基層金融機構的數量并不少，開放民營銀行的重要意義在于制度創新，而絕對不是簡單地增加幾家銀行。必須通過試點制訂出配套的準入、監管和退出法規。

　　目前我們有不少金融監管法規，可是準入法規和退出法規幾乎空白。實踐證明，沒有嚴格的退出法規就不能實行合理的準入。因此，金融制度創新應當從金融機構的退出法規入手。特別是要針對新設民營銀行制訂行之有效的退出法規，并且通過試點檢驗和完善這些法規。

　　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當前有些民營企業家確實存在著“暴富心態”，還有些人指望通過民營銀行為自己圈錢、融資。對這些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設置退出法規。

　　退出法規的原理很簡單，如果一家銀行的不良貸款超過一定標準，那么銀監會就應當出示黃牌警告。如果不良貸款接近他的自有資本，那就應當勒令關門。無論如何，銀行只能虧股東的錢而不能虧儲戶的錢。只要股東的錢還沒有虧光，就有辦法在不影響金融穩定的前提下關閉這家金融機構。

　　應當要求發起人在申報時提出來，在什么情況下關閉自己的銀行。然后根據這些信息來制定退出法規，并且在實踐中檢驗這些規定是否有效。退出法規要實施幾次，真槍實彈地破產幾家銀行之后才能總結出來。成功的民營銀行告訴人們應當怎么樣辦銀行，如何疏通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失敗的民營銀行從反面告訴人們，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一家銀行犯了什么樣的錯誤就要被勒令關門。只有關掉幾家不合格的民營銀行才能完善銀行的退出法規。

　　當前社會上有些民營企業家相互聯絡，希望組建民營銀行。這說明開放民營銀行是大勢所趨，但又有些令人擔憂。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并不真正了解金融行業的規律，沒有銀行實踐經驗，不具備管理金融機構的資格。在農信社改革和民營銀行創建過程中必須引入民間資本，但是由企業家來辦銀行的風險很大。應當請優秀的金融人才來籌辦第一批民營銀行。銀行的董事長并不一定要由大股東擔任。銀行主要負責人應當由董事會聘用，但是對他們的資格審查要嚴格把關。

　　《經濟》：那是不是要等到央行和銀監會制定出金融機構的退出法規之后，再開始按照您的思路開展工作？

　　徐滇慶：由于金融制度創新需要較長的檢驗期，時不我待，建議抓緊時間，盡快安排在有限區域內展開試點工作。經過前些年的宣傳，目前社會上對于民營銀行的出現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在特定地區內開展試點不會引起金融領域混亂。

　　中國地域廣大，東西南北的金融狀況差異很大，我建議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區分別試點。是否可以由銀監會合作金融部具體選擇一些農信社來作為試點對象，由銀監會、地方銀監局的人員和專家學者結合組成研究組，制訂具體的操作方案，盡快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詳情請見《經濟》雜志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