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城鎮經濟中出現這樣的悖論：城市規模的擴張往往是預先的政府設定，而非由產業擴張來推動。所以當政府以擴張的名義圈起大量的土地時，卻發現不知道該用什么實質性產業去填充這些土地，然而，一起起“造城”運動仍在繼續甚至蔓延……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穆易 /北京、華東、西北報道

中行抵債資產網上營銷 理想系列寫字樓熱租中 走入香港夢想之都 大型休閑游戲燃燒戰車

　　華東某地級市——Z市東、北兩面多山，西、南兩面多水，一片平疇闊野。

　　記者坐出租車從Z市老城區到新城區，時速平均100公里/小時，用了20多分鐘，司機稱“新老城間的距離足有30公里”。

　　沿著正在修建的通往新城的光明大道，記者看到正在建的辦公大樓一字排開：中國銀行Z市分行辦公樓、公安局指揮中心大樓、航運管理局辦公樓等。而漂亮的市委市政府辦公樓也已經啟用。

　　被迫“突圍”

　　“可以說Z市現在的發展有部分原因是市府的搬遷，而提起這個搬遷就不得不說起Z市的過去啊”，Z市有關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不禁感慨：“1998年是我們市最艱難的一年，似乎天要塌下來了。”

　　Z市是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興，亦因煤的枯竭而面臨困局的資源型工業城市。

　　當地一位官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用“四了”概括了1998年的“慘狀”：大的垮了，Z市礦務局5個骨干大礦資源枯竭后破產；小的關了，全市157處煤礦關閉91處，129家水泥廠關閉43處；價格降了，煤炭價格下跌40%左右；貸款的路斷了，省里的4家國有商業銀行同時把Z市列為金融高風險區，只收不貸。

　　他說，現有的Z市中心城區是在原Z市中心煤礦(現已枯竭)的周邊興建起來的，自民國初期一直到現在。隨著煤炭的枯竭和社會的發展，現有中心城區的區位劣勢正在顯現出來，現有中心城區已經被邊緣化了。

　　于是，Z市政府“乾坤大挪移”式的城市搬遷計劃順理成章地出籠了。

　　按照Z市政府新的規劃，在現有城區和新城區之間，將形成一個新的文化、高新技術產業帶。的確，Z市的市府搬遷計劃給Z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間。

　　大規模“造城”

　　就在大道南側，記者注意到一座在建的辦公樓。

　　當記者以投資方的身份表示想考察項目時，已經下班并離開辦公室的三位工作人員熱情地接待了記者，并詳細解答了記者的問題，同時沒有忘記為記者描繪一幅遠景規劃圖：“Z市高新區規劃用地15萬畝，其中Z市世紀高科產業園占地1000多畝地，規劃有科技孵化區、中心景觀水系、會所等。這都是我們負責的，只要投資項目大，要多少畝地都沒有問題。” 其中一位自稱是市委組織部的主任說。當記者表示為土地手續擔心時，這位先生說：“這我們包了，肯定沒問題。”

　　而記者手頭得到的有關Z市世紀高科產業園的宣傳畫冊上卻明確顯示：規劃用地769.5畝，規劃建筑面積719.4畝。這個數字與上面那位主任介紹的用地數相差了兩百多畝。

　　當地有關部門還給記者出示了一份材料：Z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1990年經省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的、Z市唯一合法的省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2003年6月，省人民政府又批準了該市高新區東區41平方公里建設規劃。

　　有關部門也指出， 2003年我們決定在新批的41平方公里規劃區內建設“高科技孵化園”和“留學生創業園”。該項目于2003年6月初批準立項，2003年7月初開始建設。

　　這份材料強調：該項目建設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符合土地利用和城市規劃，審批程序合法，用地手續已依法上報待批。

　　Z市國土資源局一位副局長也向《中國經濟周刊》證實，“已經上報了，但還沒有批下來”。

　　而記者卻已看到不少施工的場面。幾位接受采訪的當地官員都表示，“等不及了，等批下來，項目早飛了”。

　　當問及Z市的開發區一共有多大面積時，那位副局長表示“不清楚”。

　　經濟開發區的“野心”

　　令人難解的用地情況并不僅僅存在于Z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Z市的經濟開發區的也有類似情況。Z市經濟開發區管委會胡主任告訴記者：“該開發區所用土地經山東省批準的是16500畝，而其規劃是45000畝。”

　　據材料顯示：Z市經濟開發區是1992年經省人民政府批準，市中區所屬的、Z市重點規劃建設的、合法的省級經濟開發區，是Z市區向西滾動發展，新老城區、新老工業區融為一體的結合部。

　　該材料還說：經濟開發區批準規劃面積20700畝。目前建成區已達13200畝，入區建設共89個項目。在這89個項目中，依法征用和辦理使用土地的項目有41個，占地78.34畝，而其它48個項目用地2244畝，在2003年全國開展的土地市場治理整頓中，已依法進行了查處，其用地手續也已按上級有關規定上報待批。

　　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該開發區以西，用地基本上都有問題。”但針對這種說法，當地國土資源部門拒絕對記者做出回答。

　　記者在現場看到的仍然是在建項目。“都是這半年開始建的，”附近某村的幾位村民告訴記者。

　　按既定規劃，另外所剩的土地如何規劃，這也是擺在Z市面前的實實在在的問題。

　　寂寞的“城”

　　在Z市區北部，有一條遠近聞名的商業街。全長近889米，占地120畝，總建筑面積11萬平方米，有商鋪400個。該街于2003年底竣工，分為東西兩段，分別由香港和市本地的兩個企業開發。

　　該商業街實行了極其優惠的政策，比如收取較低的租金、免除頭一年的租金等，但是它并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其經營很不令人滿意。據介紹，西段的情況好一些，可是商鋪出租率才不過30%，東段就更糟了，只有寥寥幾家。

　　Z市的另一座商城，比商業街的開發早一些，總建筑面積5萬平方米，然而店鋪也沒有幾家。一位市民說：“沒有較大的市場容量，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這些地方就成了泡沫。”

　　一方面是造城的擴張，一方面是沒有相應的市場容量，空城的出現也就成了必然。

　　另外，Z市政府為了推行其“全民招商引資戰略”，還不遺余力地成立許多專門的招商局，打出“Z市以外就是外，利用外力發展Z市”、“不求所有，但求發展”的口號。當地政府官員介紹，每一位為Z市拉來投資項目的人，都會得到占項目總投資額10%的獎勵。“幾乎每個部門都有招商任務，都設有招商局。”一位官員說。

　　“如果你能給Z市帶來一個項目，你就是我們的上帝。”這位官員告訴記者。

　　而此時強烈想要靠“造城”吸引投資來發展的Z市，顯然沒有聽到專家的強烈呼吁：“莫要讓城鎮成為空殼，莫要人為地建造空城”！

　　“空城”運動：撲不滅的火焰

　　“全國那么多地方都在搞城鎮化，都在搞開發區，你為什么僅僅盯上我們Z市呢？”經常出外考察的當地一位官員并無惡意地問記者。

　　很顯然，建造新城的盲動不僅僅是Z市獨有。本文之所以隱去Z市的真名，也是希望讀者能從全國范圍內關注各地普遍存在的“空城運動”。

　　“造城” 令中國城市意亂情迷

　　近年來，全國各地大中城市由大力開發新區演變而來的“造城運動”備受爭議。

　　陜西省扶風縣違規圈占農民良田1000多畝建設“新區”，由于規劃不切實際，一些肥沃的良田成了荒草地，寬敞的馬路成了曬麥場。除了幾家政府機關入住外，耗資近2億元建設的“新區”內冷冷清清，如同一座“空城”。

　　對于一個縣級市來說，江西豐城新區建設也確實是“大手筆”：規劃總用地3.3萬畝，目前已征用1.1萬畝，“預征”7000畝。新區的新城大道寬100米，紫云大道寬80米，人民廣場面積達176畝，當地群眾形容豐城新區是“道路超過北京三環，廣場超過天安門廣場”。

　　新區的建筑更是夠“派”。居于中心的是“行政中心大樓”，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占地近百畝，樓內自動化設施一應俱全，每天養護費就超過1萬元。

　　中原某城市，上世紀90年代風風火火地在西邊建了一個高新技術開發區，結果只留下了許多爛尾樓，雜草叢生。這個世紀一開年，又同樣風風火火地在城東邊大興土木。當然名字不叫開發區，改叫CBD了。

　　應該說，開發區這個詞已經沒有10年前那么響了。作為上一次激情的標志，中國幾乎到了縣縣有開發區的地步。據統計，目前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就有53個，地方還有多少就沒人能夠說得清了。

　　在一些開發區，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高樓大廈里，開發的是賣飯的、泡腳的、打球的，只能從保齡球道、藥浴腳盆、油條豆漿里去找尋高新技術。

　　上個世紀的一次城市化激情，在這個世紀留下了一個個空殼的現狀，開發區的名聲也大不如以前了。

　　但是，開發區仍在以各種名義悄悄地建，建起來的新城該用什么去填充卻在激情中變得不再重要。

　　“空城”用什么填補？

　　Z市政府在其2003年工作報告中，對經濟發展現狀做了一個描述：全市經濟總量仍然偏小，經濟運行質量不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比較突出；經濟增長基礎較弱；財政收入總量偏小，人均占有財政收入偏低……

　　由此看來，Z市經濟基礎并不夠強大。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即使所有的手續完全合法，那么如此龐大的新城靠什么支撐？在接受采訪的數位官員也沒給出現實的答案。

　　那么，當前所描繪的“園綠林秀皆成畫，水光山色入城來”的遼闊壯觀會展現在人們的眼前嗎？現在，似乎沒有人能給出明確的答案。

　　當前中國城鎮經濟中的悖論是：城市規模的擴張往往是預先的政府設定，大多數情況下并非由產業擴張來推動。所以當政府以擴張的名義圈起大量的土地時，卻發現，不知道該用什么實質性產業去填充這些土地。

　　要解決“空城”現象，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顧文選建議，必須抓好兩個點，即以規劃為龍頭，以產業為支撐。他強調，規劃是前提，各地區要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科學發展的城鎮規劃，正確確定小城鎮建設規模，突出特色，因地制宜，確定各自的發展性質、發展方向和推進速度。他還特別支持，城鎮規劃要鼓勵群眾的參與，體現群眾的意愿；在產業建設上，要逐步改變城鎮“生產低、小、散，組織化程度不高”的特點，鞏固小城鎮的傳統產業，發展壯大科技型產業，引進和扶持勞動密集型產業。

　　關于城市化問題，美國建筑師協會原會長哈克爾認為，“我們得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戰略問題，一是戰術問題。戰略問題是要明確做什么，戰術問題則是要明確我們怎樣去做。現在的中國，實際正在重蹈100年前美國或歐洲一些城市的覆轍。那場運動的特點就是專注于紀念性和表面文章，搞花園式城市。”

　　“建個花園式新城，顯示出本屆領導有進取精神。空城大多也只會留給下屆領導，與現任領導何干？”Z市一位企業家說。

　　誰來給“空城”“擦屁股”？

　　不可否認，近年來一些地方領導，熱衷于建豪華廣場，脫離實際追求“形象工程”、“亮麗工程”、“夜景工程”，希望用城市的變化來展現自己的政績，實則給地方發展造成了隱患。有的地方不顧群眾反對，大肆圈地賣地，通過各種手段“擠占”群眾利益，在當地引發了諸多社會矛盾。尤其是那些貧困落后地區，本來財政就緊張，“形象工程”又造成一個個不可收拾的爛攤子。老百姓形象地稱之為“有人搭梯子，沒人擦屁股”。

　　據介紹，有些不合規定的批地都是領導班子集體決定，被稱為“因公違法”，所以地方在對相關責任人的處理上，只要“沒有把錢裝進自己的腰包”就不會太重，結果就是惡性循環。有些“生米煮成熟飯”，便批評教育、補辦手續了之。今年以來，全國已發現土地違法行為4.69萬件，結案2.78萬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處分，62名違法責任人被移送司法機關，16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中國人民大學展洪德博士指出，這既破壞了執法執紀的嚴肅性，也沒有使違法者受到震懾。事實上，所謂披著“因公違法”的外衣，往往是為了少數部門或地方利益，甚至是開發商的利益，其涉案土地面積更大，影響更壞，它嚴重干擾和破壞土地管理的正常秩序，損害的是國家利益和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

　　按法律規定，哪怕占用一畝基本農田都需報國務院審批。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先調整規劃，將農田改為建設用地，就可以規避審批。“先上車后買票”，是時下一些地方發展地方經濟冠冕堂皇的理由。專家強調，正是這些違法違規行為，使國家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落不到實處。很明顯，在政府的有效行政及政府管制與市場自由選擇的關系博弈上，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梗阻”。

　　“空城”背后公共利益“霉變”

　　眼下，公共利益成為少數地方官員掩蓋“劣績”的“煙幕彈”。面對群眾利益嚴重受損，陜西省扶風縣領導卻口口聲聲表白建新區是為公共利益，提升城市化水平。

　　無獨有偶。國家級貧困縣安徽長豐未經國土資源部審批違規征地2088畝建設高爾夫球場，其中大量是優質農田。可領導卻說農民不虧，“餓死是不至于的”。這個現代化高爾夫球場如今基本成了擺設，來此休閑的客人寥寥無幾。面對媒體的采訪，當地領導百般開脫，認為這個項目是功在當代、利及千秋的招商成果，是公共利益的需要，項目本身賺不賺錢不重要，只要有就行。

　　“大量侵占農田，農民失去基本的生產資料，生活陷入困境，這是誰家的‘公共利益’？漂亮價高的樓宇成了擺設，農民沒錢消費這樣的‘城市化’，這又是哪家的‘公共利益’？溫飽尚未解決，卻大量舉債建高爾夫球場，這難道是農民的‘公共利益’嗎？”展洪德直言。

　　按照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

　　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管理法沒有進行明確界定。法律的不規范、不嚴密，給濫占亂用耕地、侵犯農民權益開了一個大口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認為，不少地方片面強調征地是國家權力，農民要服從國家需要，不管是什么項目，只要有人來要地，就以招商引資、城鎮建設的名義隨意征地，不惜廢除農民的30年承包經營合同，把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公共利益不明，土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不清，隨意圈占耕地的現象就很難制止，農民的利益也將繼續被剝奪。 　

　　專家認為，當前最要緊的是要對“公共利益”的內涵明確，對需要國家動用征地權的建設項目范圍作明確的界定，商業目的和社會公共利益必須分開。要增加對農民的補償，加大政府和其他用地單位對安置失地農民的責任，提高取得農村集體土地的交易成本。

　　GDP誘惑

　　“因煤炭采空而形成‘塌陷’，在礦區是常有的現象。但Z市經濟的‘塌陷’卻是一種全軍覆沒。而Z市這個資源性城市轉型的陣痛，就使土地順理成章地成了‘止痛片’。”當地一位官員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據記者調查，Z市所轄的幾個縣級市都有自己的開發區或工業園。

　　“與其它地方相比，我們太落后了，再不加緊發展，只有死路一條。”幾位當地官員都表現出了“急迫”的心理。

　　記者發現，受利益驅動和以GDP為考核標準的政績觀影響，一些干部對占用土地的欲望仍然非常強烈。他們擔心，停止批地會錯過發展機遇，提出不要搞一刀切，要求早點解除凍結令。

　　廣東省一位縣級領導曾說，種糧食農民永遠富不了，要發展城鎮化、工業化就要上項目，就要用地；北方一個產糧大縣的領導則認為，糧食主產區之所以落后，就在于二產不發達。“無工不富”，所以更應上項目奮起直追。

　　“由于現行干部考核機制存在缺陷，在一些地方官員眼中，‘政績是硬道理’，所以這些干部不再僅靠直接抓企業來帶動GDP以及就業的增長，而是更多地瞄準了‘造城’的理念，通過政府集中土地再公開招標拍賣吸引投資的方式，不僅使自己所在的城市短時間內‘舊貌換新顏’，而且直接增加本地政府的財政收入和GDP，形成了占地—收益—再占地—再收益的循環。”社科院一位專家如是說。

　　事實上，政府需要把目光從GDP上稍稍挪開，更多地瞄準—城市用地與保護耕地的平衡、城市與鄉村的平衡、市民與農民的平衡，諸如此類涉及政府固有職能的宏觀問題。

　　國家人事部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課題組組長桑助來認為：最有權力給政府政績打分的應該是老百姓，應該是人民群眾。既然老百姓是政府的最有力的考官，那么怎么才能體現老百姓的滿意程度呢？那就要通過一個多層次的評估體系來體現它。而這個評估體系也是現在還在設計的。也只有從制度上規范了政府部門的行為才能從根本上減少盲目的“造城”。

　　資料1：濫設開發區引起盲目圈地

　　在中國小城鎮建設中濫設開發區，盲目圈地濫占耕地的現象正引起中國監管部門的警覺。來自建設部的信息顯示，中國將采取更為嚴格的標準控制建設用地，加大力度打擊在小城鎮建設中盲目擴大規模，搞不切實際的“大規劃”行為。

　　建設部統計顯示，中國1996年耕地面積是19.51億畝，到2003年底為18.51億畝，7年間減少了1億畝。而與此同時，截至2003年底，各類開發區(園區)達6015個，僅規劃面積就已達3.54億畝。

　　2003年初，中國政府開始了以開發區清理整頓為重點的全國土地市場治理整頓。中國國土資源部與監察部先后對10起重大土地違法案件公開查處、曝光，各地也公開查處了一批土地違法大案要案。

　　相關權威統計顯示，截至2004年6月，全國共清理出各類開發區6741個，規劃用地面積3.75萬平方公里，超過了全國現有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全國已撤銷各類開發區4735個，占開發區總數的70.2%；核減開發區規劃用地面積2.41萬平方公里，占原有規劃面積的64.3%；目前已退出開發區土地2617平方公里，復耕1324平方公里。

　　資料2：城市快速膨脹后遺癥

　　隨著全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市化成為人們談論較熱的話題之一。就在人們不經意之間，全國各地的不少城市就“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似地膨脹了。城市發展當中正常規模的壯大也當屬自然，但在短時間內城市面積迅速膨脹的非正常現象在全國范圍卻并少見。

　　城市快速膨脹現象揭示了現實當中的一個誤區。“減少農民、富裕農民”的觀點本身沒錯，但讓農民快速進城、讓城市快速膨大的造城運動，完全是一種社會急躁癥，會帶來很多后遺癥：

　　第一， 城市建設大面積鋪開，建設用地快速增長，直接帶來土地資源的過快占用。根據城市建設的選址常識，城市通常會選用地勢平坦光照充足的地方，但從農耕角度講，這樣的土地又是適合耕作的好地。所以，城市的擴張基本上破壞的就是耕地，而急速擴張則加劇了耕地的破壞速度，直接威脅到廣大當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安全。如果再出現非法征地與強制征地，更易引發社會不安定因素。

　　第二， 城市快速膨大，人口快速集中，配套設施難以跟上，必然加大對環境的破壞程度。淮河流域10年來共投入600億元治污，如今淮河下游近6成的水資源已經無法利用。造成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淮河沿線新增城市群過快，人口集中過速，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遠超治污所取得的成績，從而加劇了淮河污染。

　　第三， 城市的急速做大，很容易造成農民返貧。據調查中，全國不少地方城鎮在擴建城鎮面積以后，以實行賣地的方式來做大城鎮，并以在城里買房就可獲得城鎮戶口為幌子，吸引剛剛富裕起來的農民向城鎮集中，并以這種方式來回籠資金。實際上，農民脫貧的腳步遠不堅實，農民被吸引到城鎮以后，由于失去土地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再發生就業不順與疾病等事，很容易導致重新返貧。

　　資料3：錯誤政績觀面面觀

　　之一：“ 數字”出官

　　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任阜陽市主要領導時，親自制定了“九五”期間阜陽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22%，而阜陽市政府2001顯示，實際情況僅為年均增長4%。據統計，1995年—1999年，阜陽市財政債務總計11 .1億元，到2002年尚有債務余額7 .8億元。“計劃”沒有實現，但王懷忠本人卻步步高升。之二：工程“獻禮”

　　寧夏回族自治區移民吊莊閩寧鎮原本是扶貧濟困的移民建設項目，由于鎮領導先后兩次搞“獻禮”，鎮政府背上了700多萬元的沉重債務。為此，該鎮挪用上級政府部門安排的專項扶貧款，甚至還挪用了部分群眾200多萬元的建房集資款。全鎮有上萬群眾連飲水問題都得不到解決，該鎮卻挪用水利工程款30萬元用于辦公大樓建設。

　　之三：“一哄而上”

　　山西絳縣1999年底被中國農業科學院確定為全國農業科技示范縣后，絳縣縣委、政府接連下發文件，動員縣、鄉、村三級干部參加科技綜合示范園區建設，全縣范圍“縣級班子包項目，局級單位建園區，村級干部搞樣板，人人投身搞示范”。縣城建局120名職工在工資被斷斷續續拖欠5個月的情況下，每人被迫湊足1000元，集資創建了3個高水準蘆薈大棚。全縣100多個單位都以不同形式建立了各自的示范園區。最終農民沒有致富，全縣“談科技色變”。

　　之四：借債開發

　　河南省靈寶市豫靈鎮從1994年起，脫離實際盲目上項目。鎮政府先后辦起了八大公司，連上幾個大項目，將城鎮框架拉大到2 .5平方公里，大建高檔次賓館及城鎮配套設施。大舉借債辦企業、搞開發，欠下1億多元“政績債”。據鎮政府測算，豫靈鎮目前每年只能擠出近百萬元還債，還清債務得要100年。

　　之五：貪大求洋

　　安徽省五河縣實施青年圩文化休閑廣場項目，拆遷體育場及周邊191戶居民、25家單位，占地約5 .6公頃，計劃投資7000多萬元，聲稱“建成后將成為皖北地區乃至安徽省內縣級城市中最大規模的商務中心和品位最高的中心廣場”。而實際上五河縣財政非常困難，農業多次受災，許多拆遷戶由于補償太低生活沒有著落。

　　資料4：三次“圈地運動”

　　第一次“圈地運動”始于1987年，在1992-1993年達到最高峰。1986年，《土地管理法》出臺，土地分為行政劃撥和有償出讓兩種形式，土地的資產特征得到承認，土地價值被發現，一些先行者開始悄悄“圈地”。

　　1992年3月開始，形成了以住宅為主的房地產擴張狂潮，當年房地產投資增長117%。幾乎與此同時，全國出現開發區熱，各類開發區遍布城鄉。據建設部公布的資料，截至1993年3月，內地縣級以上的開發區達6000多個，占地1.5萬平方公里，比當時城鎮城區用地面積總量1.34萬平方公里還多出0.16萬平方公里。廣西北海1992年設立20多個開發區，兩年后宣布清理時，市政府想建一個圖書館都已經找不著地。

　　第一次圈地運動的主要后遺癥是，銀行沉淀了數百億的資金，留下了數千萬平方米的爛尾樓，閑置了數千畝土地。

　　第二次“圈地運動”始于1998年。當時，住房實物分配被停止，房地產業的地位重新獲得肯定。但是，由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占用耕地權力被上收，拿地變得困難。于是，各地繞過法律規定，巧用各種名義圈地。如法律規定占用土地35公頃以上須報國務院批準，有的地方就分成10次審批。新一輪開發區熱出現。第二次“圈地運動”的圈地數量未見公開統計數字，但在此輪“圈地運動”中設立的開發區，延續到了第三次“圈地運動”，并為后者的瘋狂圈地留下了鋪墊。

　　第三次“圈地運動”的數字已為國土資源部公布。各地開發區數量達5524個，占地面積達到3.51萬平方公里，超過全國城鎮建設用地的總和，是第一次“圈地運動”開發區占地總量的一倍多。浙江省有758個開發區，規劃面積4000多平方公里，相當于全省現有城鎮面積的3.6倍。山東共有各類園區642個。

　　但是，全部完成這3.51萬平方公里的開發恐怕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以平均每畝10萬元的最低開發成本計算，3.5萬平方公里的開發區，至少需要5.3萬億元的啟動資金。2002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4.32萬億元。

　　如此，出現以下現象就毫不奇怪了：在全國省級以上900多家開發區中，國家批準規劃面積近3000萬畝，已經開發的僅占規劃總面積的13.51%，有近2600萬畝土地在閑置。

　　《中國經濟周刊》雜志封面評論文章：

　　莫讓“政績”成“政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