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梁　□實習生　蘇永通

　　“今天你被‘陽光’了嗎？”

　　今年7月以來，在北京市一些年輕公務員中間，悄悄流傳著這樣一條手機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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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初，北京市海淀區年輕公務員楊俊(化名)從在市勞動局工作的同學那里也收到了這條短信。這是啥意思？一貫老實埋頭工作的楊俊莫名其妙，打電話過去問。“傻瓜，咱們要實行陽光工資啦，據說每月至少漲八九百！”同學在電話里喊道。

　　十多天過后，楊俊拿到了自己的工資單。謎底揭開了，果然如他這位消息靈通的老同學所言，這個月他的工資名目少了很多，但總的錢數比上月增加了近700元。

　　楊俊收入的增加，得益于北京市剛剛啟動的“陽光工資”改革：把公務員的所有收入公開化、透明化。

　　事實上，這場政府主導的公務員薪酬改革，顯然具備復雜的涵義，官方語言對此的描述是“清理整頓機關津貼、補貼、獎金，規范公務員收入”———公務員收入的行業差、地區差，收入的不透明，津貼、補貼、獎金等眾多“隱性”收入，都成為這場改革指向的對象。

　　“陽光工資”改革選擇在公務員最敏感的地方開刀，撼動了長久以來的部門、級別和地區間公務員收入落差和工資外收入的隱性地帶。種種理性和非理性的議論因此而生，情緒和情感交織，興奮和失落消長。

　　盛夏熱改

　　在楊俊的記憶里，自從去年SARS結束后，關于工資改革的傳言就在北京市政府部門間流傳了，“但當時的說法很簡單，就是‘加工資’”。

　　有消息人士透露，此項改革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大力推動下進行的。去年SARS結束后，北京市即組織人事、財政等有關部門對此進行調研。

　　一個大背景是，長期以來，不同部門公務員的收入差距已經拉開到了離譜的地步。有全國政協委員曾在今年“兩會”上指出，這種差異近年來更有擴大趨勢。“權力部門”公務員收入較之“清水衙門”，差距達兩三倍甚至五六倍。

　　“政府人事部門制定了一個統一的給機關公務員發工資的體系，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公務員直接拿到手的錢和工資有很大差別。”北京市一位人事干部說。

　　今年2月初，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在全市黨風廉政會議上就提出，要“加快收入改革的步伐，規范公務人員的薪酬管理，規范職務消費”。

　　經歷長時間的醞釀后，伴隨著夏天炎熱的天氣，北京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下發《關于清理整頓機關津貼、補貼、獎金，規范公務員收入的通知》，改革破繭而出。

　　———工資條變短了。工資結構從過去的20多項簡化為13項，一些市、區和部門自己確定的津貼、獎金被整合。

　　——工資固定了。除以季度獎金、年終獎金“改頭換面”建立的督查考核獎外，包括績效工資在內的所有項目均和級別直接掛鉤并固定下來，并根據工齡和任職時間長短，劃分各種檔次。“不用爭也不用吵，你是哪個級別哪個檔次，就拿多少工資。”

　　———行業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被彌合，法院公務員收入減了，檢察院的收入加了；勞動局的收入加了，稅務局的收入減了。大家只要級別相同，收入基本一致。

　　離退休人員的工資同樣按一定比例上浮。

　　對于全市收入增加和減少的公務員的比例，本報記者未能得到精確的統計。一種說法是“70％的人漲，20％的人減，10％的人持平”。

　　有人歡喜有人愁

　　研究生畢業的楊俊現在已經是科級干部，依靠這次增加的工資，他的收入已經有近3000元。今年上半年剛買房的他一直為每月1000多元的月供發愁，這次看到新的工資條，他的心里“一下子就輕松了許多”。

　　北京市發改委的單身漢吳名(化名)的心情就更好了，拿到新的工資條后，他趕緊給他在國家發改委的同學打電話說：“當公務員這么長時間，我終于找回了自尊。”

　　這次工資改革，受益最多的是過去在公務員系統里備受忽視的一些“清水衙門”，如勞動局、檢察院等。粗略統計顯示，工資規范后，在這些部門工作的一般科員平均月工資上浮在600元上下，科級干部上浮近千元，處級干部則上浮1000元到2000元。

　　干部們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北京市宣武區民政局的一位干部頗有感觸地說：“現在收入拉平了，見到工商稅務干部，再也不用恭維他們收入高了。”

　　與上述幾位的心情絕然相反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牟易(化名)。牟易過去月收入扣掉所得稅還有3500元，7月份拿到工資條，他到手的錢才2600元。

　　“3000多元的季度獎取消了，法官辦案補貼取消了，加班費沒了……對于我這樣的大學畢業直接加入公務員隊伍的科員來說，減少收入一年達萬余元，1／3左右的收入就這樣沒啦。”

　　此次改革，法院工作人員的收入也有類似情況。本報記者了解到，在北京一些基層法院的法官過去月收入可以拿到七八千元，現在辦案補貼沒有了，收入一下子銳減到3000多元。

　　更為明顯的是稅務系統。在北京一些基層稅務所，一般科員的年收入即可達到六七萬元。“陽光工資”推行后，他們的月收入下降到2000到3000元之間，年收入不到4萬。

　　不管怎樣，陽光工資實施的一個結果是，公務員的工資收入較過去透明了。

　　楊俊沒高興兩天，一次聽好事的同事談起單位處長這次漲工資漲了2000多元，心里有點不平衡。

　　在京城一些門戶網站的論壇里，一些公務員身份的網友對此次工資改革議論強烈。有人作出如此總結：橫觀“劫富濟貧”(各部門之間)，縱觀“劫貧濟富”(自己單位)。

　　字面的意思很夸張，但其指向的卻是此次改革的現實結果：行業間收入差距拉小了，但是一個單位內部，收入差距反而大了。

　　實際上，這也是北京此次工資改革的預期結果：適當拉大工資級差。

　　有分析人士認為，這次工資調整主要以級別定錢，級別越高者工資也相應提高。另外，離退休群體也是最主要的受益對象。相對而言，剛進機關的公務員受益較少，他們面臨單位內部收入差距拉大的現實問題。但整體上是合理的，是利大于弊，其最大作用是消除了部門之間收入的懸殊和分配不公的狀況，增加了透明度。

　　有專家指出，我們在待遇上實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老公務員享受了住房、醫療等方面的待遇，新進公務員卻要自己解決住房等問題。有可能拉大兩者的差距。

　　對新的工資體系意見比較集中的是一些降薪的部門，“劫富濟貧”的批評就出自這些部門的公務員。

　　“過去拿得多，也是根據公開的獎金發放辦法，憑工作業績拿到的。這次規范收入幅度太劇烈了，給人的感覺像是否定了過去。”一位稅所干部有些想不通，此次改革對稅務系統的影響也較大。

　　法院的牟易對此也表示認同，他十分不理解：“改革你可以漲他們(清水衙門)的錢啊，為什么把我們的錢降下來呢？”

　　但一些清水衙門的官員卻不這樣看。宣武區民政局的一位干部就認為，這些實權單位“和對我們同樣為國家工作，同樣加班加點，發那么多錢對我們本來就是不公平的，現在算是還給我們一個遲到的公平。

　　據一位研究工薪制度的專家介紹，公務員工資改革后有升有降，這不是北京獨有的現象。如廣州從2001年10月起，在市直各機關實行統一工作崗位津貼標準，此舉使各部門人員的收入拉平，有近2／3的公務員維持原有水平或提高，但一些職能部門的公務員收入則有一千至幾千元不等的減少，這就改革了改革前高收入與低收入之間相差四五千的狀況。

　　要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

　　此次工資改革有一項工資為績效工資，從字面意義理解，績效工資，應根據工作績效來進行考核的，所以毫無疑問也應該是彈性的，但是記者了解到的情況是，績效工資是根據級別確定的。

　　例如，市法院的績效工資為處長940元，副處長840元，科長740元，副科長640元。而區一級則在此基礎上上浮50到60元。

　　祁光華對此提出異議：“既然是績效工資，就應該有績效標準。績效工資應是彈性的，也就是說是否完成績效應有所不同，北京何處來的統一標準呢？”

　　缺乏彈性的并非績效工資一項，新工資結構13項中惟一具有彈性的僅有“督查考核獎”，由黨委政府根據年終綜合考核結果確定給各單位的獎勵額度——即使從字面上理解，這一塊工資的彈性也十分有限。

　　而工資缺乏彈性的結果顯而易見：你無論怎么干，錢都是一樣的，過去的激勵機制消失了。一位干部說：“消除了激勵機制，我感覺這像是全市在吃同一鍋大鍋飯。”

　　過去在一些業務比較強的部門如法院、檢察院，行政領導為激勵業務科室，把作為收入重要部分的獎金和工作量掛鉤，一線業務骨干雖然級別低，但是可以通過努力工作來獲得更多的收入。獎金被清理整頓后，只剩下惟一的激勵手段：升官晉級。

　　“仕途成了公務員惟一的出路。職位升遷，收入才能增加，職位升不上去，永遠漲不上去。”順義區檢察院中層干部劉偉(化名)頗感苦惱，“檢察院編制死，位置就那么幾個，升上去的總是少數，越往上升越難。如果沒有空缺，那你有什么好干？”

　　話雖如此，劉偉所在的順義區檢察院，氣氛在悄悄變化。過去在評市級和區級榮譽時，院各級領導為了鼓勵下屬干活，一般會發揚“領導風格”，將榮譽讓給業務骨干。8月份有榮譽評選，過去的禮讓不見了。

　　“現在提干部完全靠分，你一年工齡一分，市級榮譽兩分，高檢榮譽三分。如果有一個空缺，你排在第一名，那你就上了。所以誰敢怠慢？”劉偉說。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毛壽龍認為，彈性化是現代工資制度的趨勢，進一步的改革應著力解決激勵機制的問題。

　　北京市一位公務員說，不能寄希望一次改革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公務員工作量及工作質量的評判很難衡量，這即使在公務員制度實行得比較完善的西方國家也是一個難題；但相信北京市會總結此項改革的經驗，使之更趨公平合理。

　　推進公共財政

　　“陽光工資”的背后，蘊藏著北京市政府改善吏治的長遠考慮。

　　“推行收支一條線、清理單位小金庫，建立科學合理的公務員薪酬體系，完善分配激勵機制，加強公務員廉政建設，這些都將是我們下一步的目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事干部說。

　　“要實現‘陽光工資’，需要有完善的公共財政作支撐。這次北京市的工資改革，實際上是完善公共財政的一個絕好契機。”毛壽龍說。

　　例如，要真正杜絕一些政府部門的隱性收入，必須做到收支兩條線，必須全面徹底地清理各單位的小金庫，做不到這些，隱性收入不除，陽光工資無法真正實現。

　　現實地看，真正解決這些累積已久的問題仍需費時日。毛壽龍說，目前一方面政府行政權力過大，同時又過于分散，一些部門又有收入又有支出，又能分配，這些問題應該在下一輪的改革中得到解決，使“陽光工資”得到較徹底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