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記者 陳賢鋒/整理

　　“軟著陸”仍有希望

　　事情從2003年講起，2003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長到了9.9%，所以當時有個別的經濟學家提出可能經濟出現了過熱。因為當時有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房地產的價格劇烈地上升，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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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持這種觀點的人并不太多。到了下半年，房地產繼續升溫，能源供應、原材料的供應都出現了全國緊張的態勢。于是從第三季度起，這個熱不熱的問題就越來越變成一個街談巷議的熱點問題。

　　從當時的情況看，顯然是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期。2001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是13.7%，到2003年達到了24%。特別是汽車、鋼鐵、電解鋁等行業，投資增長有的超過100%。貨幣供應的增長，特別是廣義貨幣的增長一般可以代表總需求的增長。從1998年以后每年廣義貨幣的增長都是增加兩個百分點，到2003年的第三季度開始，廣義貨幣的增長就超過了20%，也就是說順著貨幣的擴張，需求的擴張非常地激烈。所以就有更多的人提出中國宏觀經濟是不是出現了過熱的問題。

　　當時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叫做不要輕言過熱，就是說經濟不熱，正常、健康。

　　第二種意見認為出現了局部過熱，就是說沒有全部過熱，所謂局部過熱是指當時是主要指鋼鐵、汽車、電解鋁這樣大概三四個部門過熱，國民經濟里面還有過冷的部分，所以總體上來說呢不能說總體過熱。

　　第三種觀點認為這是個宏觀經濟現象，這種觀點也承認有些消費是過冷的，但是他們認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和是過熱的，就是需求總量是過大了，所以他們就贊成采取總量政策。所謂總量政策就是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對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比如說樊綱教授和我本人早就提出過，財政政策要由擴張性轉為中性，或者是緊縮性的政策。

　　認為過熱的還有一個政府部門，就是中央銀行。中央銀行比較明確地認為出現過熱是去年九月份，所以采取一個措施，就是把存款準備金從6%提到7%。在市場經濟里面，中央一般采取三個常規性的手段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利率、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業務，這個就是用了常規手段。這個措施受到了市場的批評，特別是來自投資界的批評。同時還有主張不熱的人們都批評了中央銀行的這個動作。

　　但越到年末，形勢就越清楚。資源、運輸、能源的瓶頸都越來越突出了，所以認為局部過熱的觀點就占了優勢。到了今年2004年一、二月份的統計報告出來以后，情況就更加明顯。

　　在三、四月間，領導層采取了非常硬的措施來抑制投資過熱。從五、六月份的情況來看，取得了一些成績，所以有希望實現“軟著陸”。

　　對于能否實現“軟著陸”，國內外都有不同的看法，最早是有的投資銀行的分析家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認為中國已經失去了“軟著陸”的機會，肯定是“硬著陸”了。因為這個熱不熱的爭論一直沒有得到一致的意見，沒有能夠采取措施。

　　現在看起來，這個分析可能為時過早，中國并沒有失去“軟著陸”的機會。我認為我們應該爭取“軟著陸”，爭取著陸過程中經濟效率有提高，同時還要改善我們調控的方法。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盡量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方法，不用行政干預。

　　中國經濟的癥結：增長主要靠資源投入

　　經濟過熱歸根到底是增長質量的問題，也就是效率的問題。經濟增長只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就是靠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維持增長；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提高效率。

　　去年到今年的很多地方，南方到北方各地地方政府都認為我們現在要走進工業化的中后期，所以要發展重工業。這種作法一定要靠物資資本的積累，所以就拼資本，拼投資。深圳今年在人代會上決定，深圳的經濟結構要由輕型向重型轉化；北京今年以來就一直在宣傳去年北京的奇跡，就是現代汽車投資的奇跡，兩百天建汽車廠，馬上產值和稅收都大幅度增加了。

　　為什么會這樣？實際的原因有兩條，一條是我們的干部考核制度把產值的增長放在首要的地位，GDP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另外就是我們的財政體制，哪個地方能夠發展重工業，哪個地方財政收入就可以漲得比較快。

　　我們知道克魯格曼為什么能夠預見東亞危機，他就是看到東亞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資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他在東亞金融危機后寫過一本書叫《蕭條經濟學的回歸》，里面講到了一個指標，叫ICOR，ICOR指標的意思就是說你要增加一元錢的產出，需要投多少元錢的資本。在一些發達的國家這個指標在1左右，也就是說投1元錢一年就會增加1元錢GDP；像印度，大概是在2到2.5之間。

　　世界銀行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效率非常之差，ICOR是5左右。現在，經過一些年的改革和調整經濟結構，中國的ICOR降低了，也就是說效率提高了。但1990年代后期以來又逐漸提高，最近幾年在5左右，考慮到統計水分因素，最近這幾年是5到7。我們新創造的財富只有大量地用來投資，才能維持目前的增長率。

　　最近幾年我們的投資是越來越高，去年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大概是56%，今年大概會接近50%。印度去年是24%，但印度的GDP增長率跟我們很接近。

　　國家發改委馬凱主任有一個講話：“2003年中國創造的GDP僅相當于世界的4%，而消耗的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分別約為世界消費量的7.4%、31%、30%、27%、25%和40%。”

　　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就要改變這種增長方式。實際上我們在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來了要改變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增長轉變到集約增長。但是現在看起來，成效不大。最近政府領導人也提出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的經濟。怎么建設？根本的問題還是要把制度搞好。

　　解決途徑：推進改革

　　去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是《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若干決定》，也就是全面地推進改革。我看，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就是要執行這個決議。

　　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就是投資體制改革，所謂投資體制改革就是不是由國家來立項，國家來投資，國家來建設，而是由企業自主決策進行投資。投資的后果要由企業來承擔責任，這就要取消審批制。

　　最近就有這個議論：“還沒有改投資就已經熱成這樣，最好就不要改了。”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認為這次經濟過熱的原因不在企業，而是因為政府主導。政府有政治影響力，太多的資源掌握在政府的手上。一是土地資源，而且對使用土地資源的約束太差。各級政府的領導都有權決定把土地用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們就可以用這個權力來經營城市，就可以搞什么大的項目。

　　另外，銀行還是處在官員的行政的影響下。解剖一下鐵本事件就可以知道，這個老板本人只有3億，為什么投進去了數十倍于這個數目的資金呢？

　　所以要全面地推進改革，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兩項。一項是金融體系的改革，使得國有銀行真正地變成企業，這并不是很容易，國有工商企業改革到現在將近半個世紀，可以從中吸取很多經驗和教訓。另外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對于民營銀行的市場準入現在仍有很多障礙，這障礙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來自管理部門，他們總不放心民營銀行；另外一個方面來自有些企業，企業主辦銀行的時候他們的目的不正確，想通過銀行圈錢，學國有企業在股市上的做法圈錢。從德隆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德隆控制了不少銀行。但這個事情一定要向前推進，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到培育從無到有、從上到下、獨立企業的生長上，而不能夠把希望寄托在原有的國有企業的改革上，包括原有企業的改造。如果沒有大量的從下到上生長起來的民營企業這個環境，改革將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銀行改革上如果吸取這個教訓，就應該有兩手。一是改革國有商業銀行，二是營造一個使得民營銀行能夠生長和發展的環境。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政府的改革。政府的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政府越位，手里有太多的資源，各級政府有太大的權力，去干預微觀經濟，所以要建設有限政府。另一個方面是政府不到位，它本應該提供規則，建造好的金融環境，給企業提供一個平臺，所以要建設一個有效的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有效的經濟政府，不是說無為而治，又不要去干預微觀經濟，不要越位，要到位但是不要越位。

　　(“急所”一詞來源于日本圍棋術語，它是指在敵我雙方互相接觸的棋形中，無論對于攻方還是守方都互關重要的那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