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麗曼”非法傳銷案震驚總理溫家寶；警方證實該組織對大學生們進行精神控制，頭領秦永軍供稱，他基本可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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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事情會搞得這么大，你覺得我會判多少年？有期，無期，還是死刑？”6月24日，在重慶渝北區公安分局看守所里，穿著黃色囚衣的秦永軍哭喪著臉問記者。

　　事情確實“搞大了”。從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間，秦永軍和他的下線誘騙全國各地2000多名大學生到重慶搞傳銷，被騙者不乏北大、清華、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學的高材生。

　　6月1日，總理溫家寶對此案親筆批示：“要嚴厲打擊非法傳銷活動。學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學生受騙參與傳銷活動。”

　　此后，副總理吳儀、公安部長周永康等中央高層先后對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軍，38歲，是河南省項城市孫店鎮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學生身陷傳銷泥潭欲罷不能？

　　“大學生自己發展自己”

　　秦永軍說，自己文化低，口才也不好，講授傳銷都是一批大學生傳銷骨干自己去做，他可以坐享其成。

　　在看守所，秦永軍看著手銬上的反光喃喃自語：“我是個農民，文化太低，我沒料到事業會發展得這么快，這么多大學生會過來。”

　　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一句真話。據今年3月份臥底“法國歐麗曼”傳銷公司的重慶渝北公安分局一警員描述，那時的秦永軍穿一身西裝，很有風度，看起來像個發達的商人。而他當時的身份，是“法國歐麗曼”傳銷公司重慶地區的“超級總代理”。

　　秦永軍說，他一般把錢交給神秘的上線于高明等人。于高明是“法國歐麗曼”公司總部定期派來收簽單錢的，而于高明又是更為神秘的上線張濤派來的。”

　　2000年，秦永軍發現傳銷是個“適合”他的行當。“我年齡偏大了，力氣活干不了，傳銷不費太大力氣又賺錢”。后來，妻弟趙建華勸他到廣西玉林搞“直銷”———但秦永軍很快領會了其中奧妙，“他們說的直銷實際上就是傳銷，只是因為國家禁止傳銷，但沒說禁止直銷，所以變換了講法，實質都一樣，就是不斷引誘親戚、朋友、同學來交錢，從中賺錢”。他交了3350元，成了“歐麗曼”成員之一。

　　秦永軍說，每介紹一個“幼兒員”(交了錢還沒發展下線的新成員)，介紹人拿510元，介紹人的上一級介紹人拿300元，再上一級拿120元，再再上一級拿90元。他把自己的堂兄張松和朋友張麗發展成會員。

　　張麗入會后“表現積極”，先后發展了多人參與。其中一名叫張偉偉的大學生，于2003年發展了大學生辛俊濤到廣西貴港參加了“歐麗曼”傳銷組織，辛于當年發展了自己的大學生女朋友趙曉民。之后，趙、辛二人又不斷發展自己的大學生下線，當上了“總代理”，而秦永軍也因為發展會員“業績突出”，一躍成了“超級總代理”。

　　“當初我沒有有意發展大學生，上頭也沒有要發展大學生的明確計劃。大學生是自己發展自己。”秦永軍說，他的文化低，口才不好，所以講授傳銷都是一批大學生傳銷骨干自己去做，他基本上可以坐享其成。

　　根據警方的調查。“法國歐麗曼”傳銷公司的前身是“萊奧奇”傳銷，最初在廣西北流、玉林、貴港發展，當時的組成人員基本為社會中下層人士。

　　而在警方的記錄上，組織成員發生轉變是從秦永軍的下線大學生張偉偉開始的。隨著廣西加大傳銷打擊力度，秦永軍和四十幾名大學生傳銷骨干移師重慶渝北區、合川市和巴南區，形成了秦永軍為地區超級總代理、于高明為重慶地區負責人的格局。

　　看守所里的秦永軍極力淡化他在這個團隊中的作用：“傳銷有一套自己運轉的規矩，每個在自己位置的人都會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管我做不做，我的下級體系都會自己擴張發展。”

　　誰來解救他們的內心

　　辦案民警說，“我們可以解救他們的身體，但誰來解救他們的內心？”

　　“秦永軍做頭領確實不用花太多力氣，因為他們搞的主要是精神控制。”

　　重慶渝北公安分局一位辦案民警介紹，在解救2000名大學生時，大多數受騙學生堅持認為他們沒有受騙，堅信自己從事的是“直銷”，是“輝煌的事業”，是“一種新生事物”，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新理念”。還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又回流到了成渝鄂地區至今還在搞傳銷。

　　“我們可以解救他們的身體，但誰來解救他們的內心？”這位民警說。

　　為了湊齊3350元入會費，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來第一次欺騙父母，說要交2000元學費。在農村的父親二話不說，3天之內就把錢匯過來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兩頭老黃牛賣了才湊到這筆錢的。

　　“那時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沒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個不能思考的動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幾個月來開始救贖式的生活，她說為了還債她沒有時間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職，還要準備錯過了的英語四級考試。

　　5月26日，看了黎平寫來的信，渝北區公安局經偵支隊一位民警說：“一個多么懂事的孩子，她被傳銷騙得太慘了。”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學同學余平(化名)騙到重慶渝北的。余在電話中說有一份好工作讓黎平驚喜，但到了渝北后卻讓她去聽課。

　　第一天培訓老師告訴她“成功學”，“成功學———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然后是在一間小屋里做游戲，要求每個人上臺演講，唱歌，相互稱乎“老總”。還有是求婚游戲，異性間相互求婚，直到對方同意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黎平說，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種“追求成功”的狂熱中。此后的幾天，每天不停地學習直銷理念、制度、心態，稱“直銷”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給予中國年輕人的第四大機遇。其主體課程是：分配方案、影響成功的因素、“企業文化新理念”、從業應有的心態等。講課內容非常有蠱惑性，比如“窮人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野心”等。

　　在歐麗曼內部，發展下線講究“四不講”，環境不對不講、時間不夠不講、氣氛不好不講、時機不成熟不講。對下線主要是談感情，消除抗拒情緒。

　　一個月之后，黎平的“四不狀態”終于慢慢消除。“講師”鼓動她用3350元買歐麗曼產品，“這是投資啊，幾個月后就可以返本賺錢”，隨后一些自稱月薪過萬的大學生“經理”們出來現身說法，說當初自己也是如何猶豫，投資后知道選擇是如何正確。作為崔平上線的余平，趁機使她“投資”了那3350元。

　　警方稱，像黎平這樣有較強反思能力的傳銷大學生為數并不多，更多的大學生被徹底“洗腦”。

　　重慶某校大四學生李民，在“歐麗曼”中曾是管理近十個“幼兒員”的“家長”。

　　他至今堅持，除產品問題外，“歐麗曼”在培養口才和提高素質方面是有益的。

　　“發展下線，我不覺得是欺騙。因為他也可以得到很多東西，花幾千塊錢值。假如你(一開始)對他講實話，除非他思想已經非常先進(才能接受)。”

　　經濟邪教親情管理

　　重慶市公安局新聞中心主任陳萍說，“從洗腦、到每天必須舉行的儀式，再到嚴密的組織和人身的控制，一整個就是邪教的模式。我們圍剿的是經濟邪教。”和傳銷組織的洗腦手段配套的是他們的組織制度。傳銷組織以“家庭”為單位實行“親情管理”，這對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也很有吸引力。

　　直銷企業為何“招安”傳銷大學生

　　調查顯示，“歐麗曼”傳銷組織的部分大學生案發后投奔了合法直銷企業，而這些企業對學生們早已產生興趣

　　重慶警方認為，傳銷和變相傳銷之所以能迅速發展蔓延，和它有一個嚴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極佳的組織體系有直接關系。

　　據了解，“歐麗曼”實行“五級制”，即家長、主任、經理、總代理、超級總代理。

　　會員入會后，發展3-9人就可成為“家長”；發展10-69人即可成為“主任”；發展70-398人即可成為“經理”；399人以上即成為“總代理”，再往上便是“超級總代理”。

　　他們還實行“三獎”的分配方案。以“經理”為例，第一級是“直接獎”，每發展1名直接下線，提成43%；第二級是“間接獎”，自己的下線再發展1名下線，提成12%；第三級是“育成獎”，下線的下線再發展1名下線，他提成2%。這樣，下線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經理級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數萬元。

　　到秦永軍等人被捕為止，秦、趙、辛3人已經收取數百萬元的入會費。

　　該傳銷組織還有嚴格的紀律。各傳銷窩點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由“家長”實施封閉管理。發展下線都采取單線聯系，不同級別人員不允許往來，同級別聯系密切，但又必須置于“家長”嚴格監督之下。

　　在發展下線時，還制定了邀約加盟的“五同原則”：即同宗、同鄉、同事、同學、同好。“家長”在嚴管手下的“業務員”時，把打電話的時間嚴格控制在3-5分鐘內。

　　每個“家庭”里少則三五人，多則十來人。晚上，十個人睡在地上的通鋪上。第二天凌晨5點半，有人起來做飯。6點半，準時將屋內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練。吃完早飯后，便是聽課時間。然后吃飯，然后又聽課。不停地有人在耳邊講述“成功捷徑”和“致富秘訣”。

　　這樣，經過3至7天，一個新來的大學生便會從開始的反感、抵制，到認同、接受，并最終積極參與其中。一些介入較深的大學生甚至覺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第一次遇到這么美好的事”。

　　一名臥底警員說，“我看到他們像中了邪一樣，聽課時不開小差，不說話，幾天時間便可記完一本厚厚筆記”。

　　“從洗腦、到每天必須舉行的儀式，再到嚴密的組織和人身的控制，一整個就是邪教的模式。我們圍剿的是經濟邪教。”重慶市公安局新聞中心主任陳萍說。

　　受害者變為施害者

　　每個交了錢的傳銷受害者為了返本，還會不斷地騙更多的親人朋友成為其下線，受害者變成了施害者。

　　陳萍認為，每個交了錢的傳銷受害者為了返本，還會不斷地騙更多的親人朋友成為其下線，這樣，傳銷的受害者又轉變成了施害者。現在被刑事拘留的傳銷“經理”唐明曾經就是一個受害者。

　　這個黑皮膚的小伙子在看守所里見到記者的第一句話是：“我恨死我的上線了。”今年3月份他被遣返回校后，開始準備大四論文答辯，但就在答辯前幾天，他因發展了二百多個下線被警方逮捕。說起這些他痛悔不已：“我復讀了三年才考上大學，現在學位證書都沒了。”

　　唐明是湖北某大學的學生會的干部，他拉了兩個學生干部做下線。其中一個是該校的學生會團支部書記。“我的兩個下線太強了，否則今天我也不用坐在這里。”唐明苦笑。這名團支部書記一個人就為唐明發展了一百多下線。

　　另一名被刑事拘留的女大學生趙曉民是西安某名牌大學成教學院的大學生，25歲，她做到了歐麗曼的“總代理”級別。她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看起來一臉文弱。2002年底，她被大學同學辛俊濤騙至廣西，隨后辛俊濤成了她男友。到了2003年開學初，趙曉民想回去上課，但發現根本交不起學費了，只得退學。“我喜歡學校，在寢室里哭了好幾天才下定決心。”趙曉民回憶。

　　“出去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學校讀書。”趙曉民的眼鏡后面閃著淚光。

　　大學教育的空當

　　傳銷顯然是鉆了大學教育的一些空當，這也是誘使一些大學生投身傳銷的客觀原因。

　　該案的主辦民警韓光認為，像秦永軍這樣的文化程度低下的傳銷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學生所處的外部環境也不無關系。

　　渝北兩千多的大學生傳銷人員中，90%左右的是正規高校的本科生。“這些學生大多數是因為想找工作或者是為了減輕交學費壓力而被騙入傳銷團隊的。”

　　韓光在和受害學生的接觸中發現，大多數受騙學生性格內向。這些學生認為，大學教育沒有足夠的空間和條件讓他們發揮個性，獲得鍛煉，而傳銷課程卻使他們獲得了演講的自信和能力，獲得了與人交流的能力。傳銷顯然是鉆了大學教育的這個空當。

　　“參與傳銷的大部分大學生有著一夜暴富、出人頭地的夢想，”韓光說，“傳銷的洗腦課恰好抓住了大學生的這個心理弱點。”

　　“你認為你們是在搞傳銷嗎？”

　　“我認為我們是在做直銷。”

　　這個對話發生在重慶某大學學生李民(化名)和警方人員之間。2003年底，李民在合川參加“歐麗曼”非法傳銷活動，2004年2月底返校。

　　在4次接受警方詢問時，李民一再堅持自己從事的是直銷，沒有多大社會危害。在警方多次描述傳銷和直銷的區別并指出其危害性之后，李民也只肯承認他們的活動“有點像傳銷，有點不合法，有一定的欺騙性。”

　　這種認識在“歐麗曼”傳銷團伙的數千名大學生中有一定普遍性。

　　根據WTO協議，中國政府承諾：在加入世貿組織3年后逐步取消對直銷經營模式的限制。有消息顯示，國家商務部官員此前透露，中國將在2004年內對直銷立法。

　　事實上，在“歐麗曼”一案中，“直銷立法”的消息曾被操縱者用來迷惑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們。

　　更為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今年三月，在遭到警方打擊后，“歐麗曼”團體中許多大學生一度試圖投奔合法直銷企業。而一些直銷企業也對“招安”這批大學生表現出興趣。

　　天獅收編事件

　　這支由大學生組成的隊伍對江津天獅經理吳某及其更高層李某、杜某、錢某都產生了很大的誘惑

　　“3月10日，我們的團體被打掉后，我帶人去找重慶天獅江北分公司談判，想加入天獅從事正規的直銷。”6月24日，在重慶渝北區看守所，唐明(化名)對記者說。

　　“當時天獅集團一個做到皇冠金獅級別的人和我們談，說我們是非法傳銷，沒前途，但他們很欣賞我們的素質。”

　　唐明原是湖北某大學學生，2003年2月開始加入“歐麗曼”傳銷團體，做到經理級別，手下有近300人的團隊。不久前被重慶警方刑拘。

　　唐明說，他的一個下線李某帶著近60人的團隊加入了重慶天獅公司。

　　重慶天獅經理周春則介紹。3月下旬，重慶打擊大學生傳銷后，大約七十多名參與傳銷的大學生，來到離重慶主城區一百多公里的郊區江津，和江津天獅銷售經理商談，要求由這個隊伍購買天獅的保健產品，從而成為天獅的銷售人員。

　　據稱，這支由大學生組成的隊伍對江津天獅經理吳某及其更高層李某、杜某、錢某都產生了很大的誘惑，為了增加直銷業績和獎金，大學生們被“招安”。

　　但這很快引起江津工商部門的注意。3月29日，天獅公司在江津的部分銷售場所被當地工商所查處，大學生傳銷隊伍被解散。4月5日，天獅重慶分公司對李某、杜某、錢某給予警告，并開除了直接參與收編的公司人員吳某。

　　周春說，此后，又有許多滯留重慶的傳銷大學生到分公司來談判。四月份的時候，周春接過二十多個大學生代表的電話。

　　但江津事件后，天獅重慶分公司開始謹慎從事。公司對前來購買產品的人進行身份辨別，一旦發現是外地人和大學生就不接受。

　　周春聲明，重慶分公司一向不贊成大學生加入直銷，大學生應以學業為重，要做兼職也不應做直銷，因為它比較復雜。

　　更多“招安”行動

　　記者調查發現，和傳銷大學生團體有接觸的直銷企業遠不止重慶天獅一家。唐明證實，他手下的另一下線帶領上百人的團隊加入了武漢天獅，但他不愿透露這位下線(也是一名大學生)的姓名。

　　李民則透露，他的上線，湖北某大學學生劉某現在武漢做天獅。當初在歐麗曼，劉做到了主任級別。

　　3月下旬，一支重慶大學生傳銷團隊曾轉移到四川自貢，湖南某大學學生黎平(化名)是其中一員。黎回憶，當時在自貢有一家天獅的專賣店，“家長”們想加入，但這家專賣店沒有經過工商注冊。學生們意見不一致，發生爭執，最終只有小部分人留下。黎平則是“家庭”中最早返校的一個。

　　另外一些直銷企業也與學生團隊有過接觸。唐明說，南方李錦記營養品公司重慶分公司也找他們談，很希望他們去，但要求大學生們先交錢消費一批產品，學生覺得李錦記索價過高，雙方沒談攏。

　　另據《大學周刊》報道，1000多名大學生曾輾轉到合川，想要加入仙妮蕾德的經銷隊伍，但專賣店規模太小，不敢做主，與上層談判后，學生們未能如愿。

　　仙妮蕾德合川專賣店負責人周家秀承認曾和大學生接觸，但她說：“只有十幾個大學生來找我們，我們和他們說，仙妮蕾德的經營模式是優秀的，不能因他們加入影響我們的事業發展。”

　　周家秀說，當時，一個在場的公司高層勸說學生們以學業為重，部分大學生因此離開返校。但還是有一些人想留下來做仙妮蕾德。

　　“他們還是有一部分素質很優秀”。言談之間，周表現出對大學生們的微妙態度。

　　但重慶市工商局此前已下禁令：在校學生不得參與直銷。事實上早在1998年，國務院有關文件就已規定，大學生、軍人、公務人員均不得參加直銷。

　　重慶李錦記分公司經理盧芒一口否認李錦記曾經和傳銷大學生談判。“我們是合法的直銷企業，不可能和他們有談判和接觸”。

　　但盧不排除加盟專賣店和學生接觸的可能。

　　一些大學生回憶，傳銷團伙被取締后，他們中有一些人去了安利、玫林凱等公司。

　　犯罪嫌疑人、重慶大學生傳銷團體總代理之一趙曉民本人曾接到過兩家著名外資直銷公司人員的電話。“他們的一些業務經理也曾主動給學生們打電話，希望我們給他們推銷產品”。

　　趙曉民說，早在大學生傳銷團體被取締之前，他們和直銷企業之間已有接觸。她提供了一個例子：歐麗曼團隊的一個業務員在火車站曾碰到某直銷公司老總，這位老總開著寶馬車過來邀他去聊天，希望他加入該公司。

　　一位在玫林凱從事直銷的業務人員說，眼下處于直銷立法前夕,各直銷企業正在加緊擴張，而公司發展不可能只依靠下崗職工，大學生是最佳的潛在發展對象。

　　直銷與傳銷界線模糊

　　上線們答復：歐麗曼處于過渡期，集中發展團隊，培養固定消費團體，一旦直銷立法，就會直接面對社會消費者，產品不會再這么單一，價格也不會這么高了。

　　有證據顯示，直銷和非法傳銷的區別，是“歐麗曼”的操縱者刻意模糊的概念。

　　“團體里從來不講我們是傳銷，一直說是直銷。”學生周林回憶，3月底，湖北公安廳和教育廳到重慶接同學們回校，讓堅持留下者舉手，一位同學舉手說，他在網上查了很多資料，看到直銷是一項好的事業，他要求留下。

　　此后在火車站候車廳，又有一批學生悄然離開，繼續從事他們認為是直銷的“事業”。

　　在大學生傳銷團體內部，始終存在著對“歐麗曼”是直銷還是傳銷的疑問。沈陽說，聽課第一天下午他就覺得像傳銷，但經過很多人勸說，就覺得是直銷了。

　　案發前夕，沈陽得到了一本講直銷和傳銷區別的書———“我躲在廁所里看，誰都沒告訴。看完了下午就想報警”。但當天晚上，沈陽找了幾個“大領導”詢問，“他們說了很多”，沈陽就又放下了心，書也被上面的人拿走了。

　　沈陽說，當初他曾質疑歐麗曼產品為何沒有條形碼，上層解釋說，直銷剛進入中國，屬于起步階段，不在乎包裝，在乎質量。

　　一些同學還提出為什么不賣貨而只發展人頭，上線們則答復：歐麗曼處于過渡期，集中發展團隊，培養固定消費團體，一旦直銷立法，就會直接面對社會消費者，產品不會再這么單一，價格也不會這么高了。“他們還說已經在許多地方開專賣店了，北京上海都有”。

　　“我們和合法直銷的區別，在于他們是合法注冊，我們沒有注冊；他們的產品是真的，我們是三無產品。”李民這段話，可以代表參與傳銷的大學生們的一般認識。

　　除此之外，在培訓內容、組織模式、獎勵制度方面，學生們普遍認為歐麗曼和合法的直銷企業沒有多大區別。

　　重慶渝北公安分局查獲的傳銷教材和書籍中，不乏正規的推銷教材，如《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學生們回憶，傳銷團伙每天的理念課都講授直銷理論和知識，教材包括卡耐基的著作、《誰動了我的奶酪》以及李嘉誠等人的傳記。

　　辦案民警韓光認為，傳銷課中的內容并不都是壞的，至少從表面看，有成功學、經濟政治以及人際關系等學習內容，“但這些好內容都被傳銷用歪了，而且增加了迷惑性和欺騙性，使這些大學生在不知不覺中被洗了腦。”

　　另一方面，歐麗曼團體的操縱者刻意將自己區別于臭名昭著的金字塔和老鼠會。他們的理由有三點：老鼠會講課是請專家，而歐麗曼是學生自己講；老鼠會的會場一般很堂皇以吸引人心，而歐麗曼是因陋就簡；老鼠會拉人頭，不講素質，男女老少誰都可以來，而歐麗曼要通過篩選，素質要求比老鼠會高。

　　事實上，在團體發展后期，是大學生們自己提出了“在高素質人群中發展”的想法。唐明回憶，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出要對入會者進行篩選，“在提高素質中求發展。素質高，才不會走歪。”

　　“我覺得不是大學生蠢，我們確實選擇走直銷的路。當時趙曉民向我承諾，10月前一定會開專賣店。如果沒有這個希望，我們是不會做的。”

　　唐明有些懊惱地說，如果直銷已有立法，他就不會上這種當了。

　　從事直銷的在校大學生

　　這位大三學生講，眼下在重慶這家著名外資企業做直銷的大學生有很多，他不知道有“在校學生不得從事直銷”的規定。

　　至少在接受采訪時，直銷公司并不認為參與傳銷的學生已是合格的直銷人才。

　　“對于有組織的非法傳銷團隊而言，鏈條式的人群結構，被非法傳銷洗腦后的傳銷觀念，都是很難改變的。”

　　重慶天獅經理周春說，“如果他們加入我們公司后仍用傳銷的方式發展業務，使別人以為天獅也在搞傳銷，這就是砸牌子。”

　　對于把自家和歐麗曼大學生團體放在一起談論，重慶各家直銷團體都相當敏感，除了被工商局查處的天獅之外，安利和李錦記都不承認自家和學生們有過接觸。

　　“安利的推銷員主體是一些下崗再就業人員，以及國家允許從事第二職業的人員。”安利重慶分公司經理趙雪蓮介紹，三月份大學生傳銷事件發生后，安利曾在公司員工中進行排查，終止了一些大學生的直銷資格。但趙也不能排除公司經銷商發展大學生的行為，因為經銷商有權自己發展推銷員，只是要將推銷員資料報公司備案。

　　趙雪蓮強調，目前重慶的安利直銷團隊終已沒有大學生。

　　記者在重慶期間，接觸了多位目前仍從事直銷的在校大學生。

　　6月25日晚，記者以渴望加入直銷隊伍的在校大學生身份，見到了一位從事直銷一年多的重慶某大學大三學生。

　　這位大三學生講，眼下在重慶這家著名外資企業做直銷的大學生有很多，他不知道有“在校學生不得從事直銷”的規定。

　　由于有意將記者發展為他的下級經銷商，這位大學生還詳細講解了公司的銷售體制和獎金制度———每月銷售200分(1600元)產品，即可獲取3%提成，隨著銷售業績的上升，這個提成比率也逐步上升到21%，條件是每月銷售業績達到10000分(80000元)。

　　這樣的積分靠銷售者自己是很難完成的，但在該公司的經營體制下，一位經銷商發展的“下線”，或稱他的團隊，所有的銷售業績都被看作這位經銷商的業績。

　　隨著團隊向下梯級發展，只要每個人每月完成100分左右的銷售積分，整個團隊的銷售積分就會很可觀，而最上層的銷售商則逐漸升為“領導者”、“鉆石”直至“皇冠大使”，每年獲得高達幾十萬到上千萬美元的收入。

　　這位大學生同時承認，他本人雖然在同學中發展了十幾人的團隊，但由于月銷售額沒有達到200分的水平，他眼下還沒有提成收入。

　　資料顯示，1998年國家批準包括安利、雅芳在內的10家直銷企業轉型經營后，安利的經營模式不斷受到質疑，為此在2002年，安利發動大規模整改，清理違規加入安利營銷隊伍的各類不合資格人員。

　　去年非典期間，安利總裁“涉險”訪問中國，在他足跡所至的重慶，公司投入大筆資金改造了經營店鋪，目前，重慶安利地處解放碑繁華地帶的經營場地已擴大到了2000多平方米。

　　“重慶安利要求所有經銷商持有本地身份證。”趙雪蓮介紹，安利整改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推銷人員進行“屬地管理”，即某片區的經銷商不得隨意跨越地域發展經銷人員。

　　但那位參與直銷的大學生卻明確地說，一個人只要加入了某經銷商領導的團體，不管在哪里，都是這個團體的一員，“這是公司制度中最人性化的地方。”

　　立法能否杜絕非法傳銷

　　西南政法大學一位學者認為，一種有社會潛在需求的經營行為始終得不到法律規范，必然使社會付出代價，某種意義上“歐麗曼”團體大學生是在替社會付出這種代價，因此，不宜過分地責備他們的無知和欺騙。

　　一個事實是，直銷企業普遍對直銷立法寄予厚望。

　　趙雪蓮說，有法可依之后，直銷市場得到規范，安利遭受的種種誤解和風險就會小很多。而在一個不規范的環境里，誰也難以獨善其身。趙還期待，將來直銷行業能夠像國外一樣成立行業協會，以達到自律的目的。

　　重慶市工商局公平交易科一位官員分析，由于對直銷缺乏明確的法律認定，眼下除了國家批準的10家轉型外資直銷企業之外，大量國內直銷企業處于灰色生存地帶，魚龍混雜，因此產生了大量以直銷之名行傳銷之實的現象，政府不好監管，對社會也有很大欺騙性。

　　“直銷立法后，納入陽光地帶管理，可以讓一部分直銷企業真正守法經營，把另一部分行傳銷之實的企業打入地下，確實定性為違法傳銷，政府查處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據，社會欺騙性也不會像現在這么大。”

　　這位公平交易科官員同時認為，中國已在加入WTO時做出承諾，直銷立法是肯定的事，但鑒于中國國情，單靠直銷立法是難以杜絕非法傳銷的。

　　據媒體報道，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日前表示：“在直銷立法這個問題上，不要指望中國在一夜之間會大幅度開放，要有一個延續的過程，也不可能只允許幾家外資企業搞，內資和外資企業要平等對待。

　　西南政法大學一位學者則認為，一種有社會潛在需求的經營行為始終得不到法律規范，必然使社會付出代價，某種意義上“歐麗曼”團體大學生是在替社會付出這種代價，因此，不宜過分地責備他們的無知和欺騙。

　　□本報記者袁凌 南方都市報記者 傅劍鋒 重慶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