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農民拿錢的問題是個很敏感的話題，有地方干部就直截了當地說：“這是根高壓線，我不跟你干，跟你干了我這個縣長就白干了。”

　　本報記者 盛嵐 北京報道

　　2004年7月，法國最大的農業保險公司安盟保險將在中國的西部重鎮成都正式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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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內，安盟成都分公司將逐漸升格為安盟在中國的總部，其農業保險業務也將逐步擴展到我國其他省市。時值國內財險公司紛紛退出農業險領域之際，在很多人的眼里，安盟的逆勢而為頗耐人尋味。一位資深專業人士十分尖銳地指出，“安盟在中國獲批的是財險公司的牌照，而不是專業農業保險公司的牌照，安盟是借農業保險之名獲取現在依然屬于稀缺資源的保險牌照。”

　　顯然，將中國農民保險制度建立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公司身上是不現實的。法國國內農業保險的開展尚且需要政府的補貼，安盟在中國做農險難道由法國政府來為中國的農民進行補貼？

　　無論安盟的動機何在，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農業保險正深陷“雞肋”困境。農險新生路在何方？今年6月，在北京，一場由原人保農險部的老同志掀起的農業保險試點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他們提出了農險互助的新模式，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態度冷淡甚至恐懼，新模式正面臨存亡考驗。

　　人保農險老將轉戰農險新戰場

　　做農業保險，只要不賠錢我們就做，有的時候社會效益要比經濟效益更重要，公司要看得長遠一些。

　　6月15日，得知江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在做有關農業保險的試點方案后，記者在第一時間采訪了剛剛從陜西、內蒙古等地調研回來的公司相關負責人。

　　“江泰為什么要做這項商業保險公司都避之不及的工作？”這成了我們的第一個話題。據中國保監會的統計，自1982年我國開始開辦農業保險以來，截至2002年年底，近21年來，農險累計保費收入僅83億元，賠款支出為70.4億元。再加上其他各項支出，農業保險整體處于虧損狀態。

　　“首先是因為我們本身都是農家子弟，在我們年輕的時候親身經歷過自然災害帶來的顆粒無收的悲慘經歷。”江泰保險經紀公司國土農林風險部總經理郭永利告訴記者，“我們這次去陜西洛川縣也了解到，盛產蘋果的洛川是一個雹災多發縣，每年都有10次—30次冰雹，成災的有四五次，有些地方連續2年重災，當地農民對于農業保險的需求是存在的。”

　　可是對于一家商業運作的公司來說，沒有也不可能因為一份感情而承擔起不該由自己承擔的社會重任。對于記者的追問，郭永利稍作沉思后說，關牧村唱了很多的好歌，并沒有賺到很多的錢，可是她贏得了很好的社會聲譽。對于江泰來說，做農業保險也是這樣，只要不賠錢我們就做，有的時候社會效益要比經濟效益更重要，公司要看得長遠一些。

　　郭永利私下告訴記者，他原來在人保干了將近20年的農險，從最基層做起，對于農村工作有著很深的體會。人保逐漸退出農險市場后，農險部也就解散了，他去了一家保險雜志社編了三年的雜志，直到今年3月江泰公司將他們重新組織起來。

　　農民互助共濟成烏托邦？

　　對農民實行什么樣的補貼，補多少，怎么補，這些都需要一個宏觀政策。地方政府本來就不想做這件事，離開了政府的支持，農業保險的思路再好也只是一個“烏托邦”。據郭永利介紹，江泰的想法是：把農民聯合起來，走互助共濟的路子。

　　“1998年的洪水給全國農業帶來的損失為6000億元，平時每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也不低于600億元，任何一家商業保險公司都難以承擔如此巨額的損失。在國外都是由政府向保險公司提供財政補貼，在美國、加拿大每年都有一筆相當可觀的農業基金，哪家保險公司為農民服務這筆資金就補給誰，這樣一來，你這家公司不愿干那也沒關系，想干的公司多的是。”郭永利說，“但是在目前國內各級財政緊張的情況下，必須思考新的出路。”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對于農業保險，有些地區相關部門在每年年初采取攤派的方式：人保，你今年辦一點；某某公司，你是我們省的保險公司，農業保險你也得辦一點。

　　“關系到8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怎么能夠這樣草率了事？”一位業內人士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商業保險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費用太高，一般來說，按照10%的費率計算，農民投保1000元的保額需要交100元保費。”

　　郭永利說，按照江泰的思路，采取政府財政貼一點、農民交一點、農產品經銷受益單位出一點的多點結合方式來減少農民對于保險費的支出。相對于商保來說，這種方式要靈活得多，比如說，按照費率商保必須是交10塊保100，那么互助就可以交3塊保30，從低保障、低保費做起，逐步提高保險保障的水平。從承保條件上講，當保險資金不夠賠付時可以實行比例賠付，災大的時候先賠付6成，然后等到災小的年份再補上剩下的4成。商業保險一旦當年沒有賠付的話相關的保費就變為了保險公司當年的利潤，但是按照江泰的模式就是把農業保險當年的節余留在地方積累，逐年滾存。郭永利認為，“農業技術、農村金融和農業保險是農村社會的三大支撐，按照江泰的做法可以將農村金融和農業保險有機地結合起來，解決其中的兩大問題。”

　　據記者了解，天津靜海縣、山西太谷縣、黑龍江尚志縣等許多地方都出現過自發性的農業保險合作社，但是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和保險機構的管理技術服務而自生自滅。所以這次江泰非常注意尋求政府的支持。

　　“現在我們已經向河南、廣東、內蒙古、陜西等地的政府機關遞交了提供農業保險經紀服務的申請，一旦獲準，試點工作馬上就可以開始開展。”江泰的相關人士告訴記者。江泰公司承認，在這個系統工程中，政府這個環節是最重要的。對農民實行什么樣的補貼，補多少，怎么補，這些都需要一個宏觀政策。現在牽涉到讓農民拿錢的問題是個很敏感的話題，在陜西做調研的時候，有的地方干部就直截了當地說：“這是根高壓線，我不跟你干，跟你干了我這個縣長就白干了。”“地方政府本來就不想做這件事，所以中央政府應該有所作為。”業內人士認為，“離開了政府的支持，農業保險的思路再好也只是一個‘烏托邦’。”

　　保監會：任何模式都可以嘗試

　　農業保險的試點模式大體有七種，保監會的態度是農險任何模式都可以去試。江泰的方案有沒有可行性就看當地的政府、與農民相關的企業有什么樣的態度了。

　　記者就江泰思路的可行性問題采訪了中國保監會財險部主任劉京生。劉京生表示不會發表評論。他說，保監會的態度是農業保險任何形式都可以去試。江泰的方案有沒有可行性就看當地的政府、與農民相關的企業有什么樣的態度了。

　　劉京生透露，目前農業保險的試點模式大體有：一是政策性公司經營模式，即地方出資設立的專業農業保險公司，如上海安信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二是相互制公司模式，如在農業互助合作基礎條件較好的地區，進行相互制農業保險公司這一新的組織形式的探索創新。三是商業性公司代辦模式，如通過保險公司、農村金融機構或兩者相結合開展農業保險的代辦業務，如吉林省榆樹市的元蔥保險。四是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模式，目前中國人保、中華聯合等保險公司在不同省份開展了部分種養殖保險。五是外資公司經營模式，如法國安盟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借鑒國外做法，研究提供適合農村、農業和農民的一攬子綜合保險產品。六是互助合作經營模式。七是再保險運作模式，我會要求國內中外再保險公司跟進研究利用再保險機制，制定農業再保險分保方案，分散農業保險經營風險，支持農業保險業務穩健發展。

　　劉京生認為，目前，業界已就建立農業保險制度的原則和框架形成了共識：一是現階段我國開展農業保險不可能完全照搬外國的任何一種現成模式，不可能完全依賴國家財政補貼，不可能走單一主體經營的道路。二是農業保險經營主體應實行多元化的組織形式。三是農業保險業務應區分為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可獲得相應的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商業性業務可由保險經營主體按照商業化原則經營，享受中央稅收和地方財政優惠政策。四是開展農業保險應以地方政府為依托，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形成中央、地方兩級合力。五是在國家給予相應的政策扶持下，應積極探索農業保險政策性業務、商業化運作的經營模式。六是政策性農業保險應先試點，再逐步推廣。

　　“保監會掌握不了執行的問題，還是需要更高一級的政府部門來協調處理農業保險的問題。”業內人士指出。

　　“上海模式”效仿難

　　2003年，上海將農業險補貼列入公共財政體系，每年的市區兩級的財政補貼，約占上海農業險總保費的25%。由于有了財政補貼，上海的農業保險費率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農業險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

　　在業內人士看來，現有的幾種模式中，安盟真正的目的是借助西部大開發登陸中國內陸人口大省四川。外資保險公司看好的其實是我國的“大農業險”，也就是說“農村保險”市場。進一步說，外資保險公司的“如意算盤”是通過開展種植業和養殖業保險業務，吸引農民參加農業保險之外的財產險和壽險。安盟保險向農戶提供的將是“一攬子保險產品”，包括房屋、機械、牲畜、收獲方面的財產保險，職業工作和個人生活中的責任保險、醫療保險、意外傷害保險、養老保險等。而上海模式顯然學起來也不是那么簡單。

　　據記者了解，隨著上海安信農業保險公司獲準成立，一些地方也在準備成立農業保險公司。但是，業內資深人士認為，無論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組建農業保險公司還是地方政府成立農業保險公司條件都不成熟。“上海的情況比較特殊，屬于大財政小農業，而且上海的氣候相對來說比較好，屬于風調雨順的地方。”該人士具體介紹，“從1991年起，上海將支持農業保險發展列入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性條件之一，采取‘以險養險’的方法，將農村建房險列入農業險范圍，用農村建房險的收入彌補農業保險的虧損，一年大約有2000多萬元，并授權委托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農險部負責獨立經營，建立了農業保險風險基金管理委員會，推動了農業保險的開展。

　　2003年，上海進一步明確將農業險補貼列入公共財政體系，市區兩級財政每年補貼達1000萬元，其中區縣補貼約25%至30%，每年的市區兩級的財政補貼，約占上海農業險總保費的25%。由于有了財政補貼，上海的農業保險費率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農業險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

　　據透露，今年初，北京市、包頭市等都到上海考察，但是都沒有拿出自己的方案。包頭市去年8月以來，財政拿出500萬元搞了奶牛風險互助會，但由于政府的錢沒有到位，互助會的條款辦法又是市政府奶辦說了算，沒有讓農民參與，再加上政府缺乏保險技術和管理業務人才，結果是農民雖需要保險但感到條件苛刻，不愿參加，結果整個包頭市九原區8萬頭奶牛只有40頭投保，奶牛互助會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