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油事件折射中國期貨政策缺陷

　　最近，媒體對中航油事件集中“轟炸”，讓一直以來鮮受關注的境外期貨交易問題重又回到公眾的視野中心。

　　在許多媒體報道中，常見一種感慨：境外期貨交易尤其是境外期貨投機交易，是我國政府長期以來明令禁止的行為，陳久霖為什么非做不可？中航油事件給國家造成了巨額的經濟損失，再一次證明境外期貨交易市場風險之大，陳久霖就是一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反面典型。

　　事情真是這樣簡單嗎？筆者從事期貨法律工作多年，對此有不同看法。

　　境外期貨交易的嚴格管理制度

　　90年代初期，境外期貨交易被引進我國，擴散速度極快，由于當時投資者對期貨交易特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加上眾多非法經紀商的惡意欺詐行為伴隨其中，國內投資者普遍發生虧損，“株洲冶煉廠”等直接在境外參加期貨交易的國有企業也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境內、境外訴訟糾紛不斷，對國家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秩序穩定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994年5月16日，為使國家免受更大的損失，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出面，對正在如火如荼的境外期貨交易市場急踩“剎車”，要求當時已經注冊從事境外期貨經紀業務的110家期貨經紀公司，停止境外期貨代理業務，限期到國家工商局注銷境外期貨業務營業范圍(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關于堅決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展若干意見請示的通知》)。

　　中國證監會隨后發文，要求“期貨經紀公司必須立即停止境外期貨業務，1994年8月30日前所持境外期貨訂單可在交割日前平倉或在交割日進行實物交割”。

　　1999年中旬，國家進一步對期貨市場加強整頓，國務院公布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將禁止境外期貨交易提升到國家法規高度，《條例》規定：“未經批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直接或者間接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確需利用境外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的，由中國證監會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審核，報國務院批準后，頒發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禁止期貨經紀公司從事境外期貨交易。”

　　當年10月，中國證監會、國家經貿委、國家工商局、外管局聯合發文，規定了“確需利用境外市場套期保值的少數企業”的條件，及申請報批境外期貨交易的程序。

　　2001年5月，上述四部委外加外經貿部，聯合發布《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對1999年10月的文件進行了修訂。該《辦法》規定從事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的國有企業必須經國務院批準，取得中國證監會頒發的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還規定了許可證的取得條件以及中國證監會等各部委對境外期貨業務管理的具體規則，這些規則相當嚴格甚至“苛刻”，以至于部分業內人士認為按照這樣的規則企業根本難以操作。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這次的《辦法》將原來文件中的“企業”悄然修改成了“國有企業(包括國有資產占控股地位或主導地位的企業)”。也就是說，國家根本就未對非國有企業及個人設立申請境外期貨交易的報批程序。

　　2001年11月、2003年3月、2004年9月，中國證監會共分三批發文準許中化總公司、中鋁(資訊 論壇)公司等二十六家大型國有企業從事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中航油集團公司在第二批名單當中。

　　截至目前，我國政府只批準這二十六家國有企業在中國證監會的嚴格監管之下從事境外期貨的套期保值業務，其余的任何企業或者個人如果從事境外期貨交易，都屬非法。

　　境外期貨交易需求日益高漲

　　從1994年到現在，我國經濟處于一個穩定的高速發展時期。伴隨持續的改革開放政策、WTO談判的成功，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個人參與到國際貿易中，而國際金屬、石油、糧食等原材料市場價格的巨幅波動，匯率上下震蕩，給這些企業和個人造成愈來愈大的影響和風險，迫使他們在國際期貨市場中尋求對原材料和匯率進行保值。對于這些企業或個人來說，“做期貨交易風險大，不做期貨交易風險更大”。與此同時，伴隨對國際期貨市場的了解增多，其價格波動大、機會多、管理相對規范等優點，也吸引了許多有閑余資金、尋找投機機會的企業和個人。

　　國內期貨市場的穩步發展，也使境外期貨與國內期貨的界限漸趨模糊。上海期貨交易所經營的電解銅(資訊 論壇)、鋁等合約，與有色金屬期貨市場中的龍頭老大——倫敦金屬交易所的合約設計完全相仿，隨著上海期貨交易所交易量的逐步上升，與倫敦金屬交易所形成一定程度的價格聯動關系。由于兩個市場交易時間不同，單個市場上交易價格的變化會給另一個市場中的投資者帶來一定的風險或機會。自然而然的，參與倫敦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做兩個市場的套利交易已經成為國內期貨投資者最時髦的選擇，甚至是必須的選擇�！叭绻�只在上海(期交所)交易，到晚上，倫敦(期交所)的價格變化太大，我們只有干看著，第二天一開盤，上海(期交所)價格一下就補到位了，一點補救都沒有”，“國慶節七天長假，我們不開市，倫敦開市，等放假結束，價格都不知走成什么樣了，風險太大了”。

　　2004年12月22日，中國證監會批準“大豆(資訊 論壇)二號”期貨合約在大連商品交易所掛牌交易，何謂“大豆二號”？簡單說就是轉基因與非轉基因混合的大豆合約，區別于中國原有的“大豆一號”——非轉基因大豆合約而言。其意義在于將中國大豆期貨市場的交割標準與國際主流的美國、巴西、阿根廷大豆市場看齊，有人歡呼這是中國“爭奪國際定價權”的開始，但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期貨投資者從此不再是只玩“自家的游戲”。大連商品交易所該合約如果取得成功，與國際上大豆期貨交易量排名首位的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之間也必然出現巨大的套利機會，那么，上面發生在上海期貨界的現象將在大連重現。

　　對以逐利為目標的外國資本來說，這種市場的關聯性所產生的機會當然不能放過。按照中國證監會的規定，只有中國企業和個人才可以在國內期貨市場投資。但只需到工商局注冊一家外商獨資企業，取得中國法人的身份，外國資本便可以合法參與中國期貨市場的交易。目前，有些代表外國資本的中國法人，已經嘗到這種跨市套利的好處，交易量不斷放大，甚至不愿再為國內期貨經紀公司“打工”，開始尋求成為期貨交易所的自營會員。期貨投資本身屬對手交易，試想，當國內部分投資者的頭寸與這樣的對手相遇，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時候，由于對手在另一個市場有套利對鎖盤，比我們的投資者可能更有戰斗力，就好比我們的選手必須綁住一只手來與對手的雙手比賽，結果可想而知。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廣大投資者在自己國家的期貨市場中沒有享受到“國民待遇”。

　　在對待境外期貨交易問題上，目前的期貨市場表面上看風平浪靜，實際上大有文章。在國內期貨交易所方面，不斷“走出去、請進來”，頻繁與境外交易所簽署合作備忘錄等文件；歐美、日本等國部分期貨經紀商，在中國設立代表處，一方面進行政府公關活動，一方面聯絡“潛在客戶”，尋找市場機會；更有一些“激進”的境外公司，已經開始巧立各種名目，打政策的擦邊球，開始著直接或間接為中國眾多有境外期貨交易需求的企業或個人提供服務。

　　國家只批準了二十六家企業進行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但在中國有此需要的企業和個人何止二百六十、二千六百家，這些企業或個人是否守法經營，堅決遠離境外期貨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久前，部分財經媒體曾大肆渲染“中國期銅跨國套利盤慘遭‘斬首’”的新聞，便暴露了這些“水面下的冰山”。據筆者了解，很多業內人士對該文主要觀點持否定態度。但文中提到的大量中國跨國套利者確是不爭的事實，而這些中國套利者顯然指的不是這二十六家企業。

　　“鴕鳥式”政策不適應當前需要

　　據說，在鴕鳥遭遇強大敵人進攻時，會跑到沙丘跟前，將頭深深埋在沙子里，以為這樣就可以躲過敵人的攻擊。我們的境外期貨交易政策，就好像鴕鳥一樣。

　　當前，市場對境外期貨業務的需求不斷高漲，加入境外期貨交易的企業和個人不斷增加；而國家的相關管理政策始終未變。

　　在此，筆者對現行政策本身以及實施效果提出幾點質疑。

　　質疑之一，對“投機”的誤讀。

　　“投機”在漢語里是一個貶義詞，但“投機”還有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投資”，中國人目前對“投資”的態度已經相當接受及寬容。股票、體育彩票、房地產等等投資已經普及開來。期貨投資(或稱“投機”)，與其他投資并無本質的不同，而說到境外期貨投資，恐怕絕大多數行業人士都要承認，一些英、美國際期貨交易所無論從交易規模、制度建設到市場監管水平均要在我國期貨市場之上。而我們的法規對境外期貨業務進行切分：對套期保值業務一定程度上接受，對投機交易堅決排斥，這是一種政治而非科學的態度。了解期貨市場原理的人都知道，期貨市場中的“投機”與“保值”就像手心與手背，是一個有機整體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缺少哪一個，市場都無法維系。如果某家公司的董事會達成決議，要求管理層在期貨市場中只能進行限定規模的保值交易，不能進行投機這是可以理解的；而由國家法規中規定企業或個人只能在期貨市場中進行“保值”，不能“投機”，筆者以為是相當荒唐的。

　　國家政策中對“投機交易”的這種“歧視”，實際上在暗示境外期貨投機交易風險過大。這種歧視迎合并誤導著那些對期貨市場了解有限的社會各界和眾多媒體，使之對境外期貨投機交易產生一定程度的“妖魔化”的判斷。這一點，從某些媒體報道的標題上就看得出來，如“都是金融投機惹的禍”等等。而科學地看待這個問題，結論就是；投機并不可怕，過度投機才可怕；中航油事件并非輸于“投機”，而是輸于“過度投機”。任何境外期貨投機業務，參與者如果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制定合適的投資計劃，并嚴格執行，其風險就不會比選擇其他的經營項目更大。

　　質疑之二，法規是否具備可操作性，在實踐中是否進行了認真操作？

　　前面講過，現行法規對境外期貨交易的管理非常嚴格，不僅嚴格禁止境外期貨經紀業務，更是禁止任何企業(二十六家之外)和個人參與境外期貨投資。這樣嚴格的規定在實踐中根本難于執行�！稐l例》第69條規定，“對(違反條例的)期貨交易所及其會員、期貨經紀公司及其客戶、期貨從業人員、交割倉庫的行政處罰，由中國證監會決定；對其他單位或者個人的行政處罰，由有關部門依照法定職權決定。”按照上述規定，如果一個普通中國公民用自己的合法資產，作為客戶直接或間接參與了境外期貨交易，就是違反了《條例》，應由哪個部門來管呢？總不至于是街道派出所或居委會吧！前不久有關部門公布，將允許我國公民將合法財產轉移境外，如果資產可以出國，出國后如何使用，豈能限制得了呢？

　　《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中對領取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國有企業制定了嚴格的管理規定，這些企業業務過程中，對中國證監會有大量的報批、審核、備案工作。據筆者了解，處理這些工作的中國證監會期貨部境外業務處至多只有兩至三名工作人員，真讓人擔心，能否應付得了如此繁重的工作。這也說明了為什么至今只有二十六家企業領取了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試想，如果國家批準了二千六百家企業從事境外期貨，那么境外業務處的規模是否需要擴大百倍呢？那么政府部門對企業的具體經營，究竟有沒有必要這樣事無巨細？

　　是否這樣超嚴格的管理就一定能防御全部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中航油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事件的主角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盡管是國有資產占絕大多數股份，卻是在新加坡注冊的上市企業。而我們的法規和規章管轄的對象只能是中國的企業和個人，陳久霖無需就新加坡公司操作期貨的計劃向中國證監會報告，也無需在交易過程中接受國家有關部門的監督指導。國資委負責人對該公司批評時只能拿出公司董事會的《風險管理手冊》，指責該公司的管理層超越了經營授權。我們強硬、嚴格的境外期貨管理政策面對中航油事件完全失靈。更加說明，政府的管理永遠無法“越俎代庖”代替企業的具體經營，提高企業自身的經營和風險控制能力才是問題的關鍵。

　　這種不顧現實情況，異常嚴格、毫不通融的鴕鳥式境外期貨交易政策，好處就是當實踐中出現問題，可以大聲申斥：國家早已禁止了，為何你還有法不依！管理者當然沒有任何責任！但帶來的問題卻是，它既不能解決社會實踐中發生的問題；還會給政策的執行者帶來操作中的尷尬：難以把大量的違反者都抓起來，依法處罰，只好也把腦袋埋進沙子里面，不問不顧；更嚴重的是，這樣的法規政策如何保護國家經濟秩序，為社會發展保駕護航？

　　境外期貨投資管制應放松

　　最近發生的中航油事件，給各方面帶來巨大震動，以筆者之見，其原因只有兩點：其一，陳久霖根本不具備期貨市場投資的專業能力，卻剛愎自用，過度投機，最終造成慘�。黄涠�，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內控制度形同虛設，經理層的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公司內部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但中航油事件也帶給我們兩點重要啟示：其一，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國際期貨市場離我們越來越近，無法回避，只能迎接挑戰；其二，要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提高專業能力。

　　當前，我國期貨市場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期貨市場管理、期貨人才儲備、社會對期貨市場的認識等都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具備了開放境外期貨業務的條件。筆者以為，現階段期貨政策調整，應放開對企業、個人進行境外期貨業務的限制，同時，通過建立境外期貨經紀業務許可制度，加強對境外期貨經紀業務的管理，強制要求經紀商加強對投資者業務風險教育，業務規則培訓、以及業務信息收集等，而我國近年來對期貨市場的多次整頓，已經對期貨經紀業務的管理積累了豐富經驗，完全可以借鑒。

　　很多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們，都有善良的愿望：擔心我國的企業和公民身單力薄，在國際期貨市場競爭中吃虧、栽跟頭。但中航油事件再一次表明，長期以來，在我們政策保護下培育的都是溫室里的弱苗，必然在殘酷的市場經濟競爭下被率先淘汰。中國要發展市場經濟，不能再走閉關鎖國的老路，我們需要的政策是給企業提供寬松的生存環境，保障公平的競爭機會，培養企業的生存能力。

　　最近，經濟領域發生了一件大事，聯想集團兼并了IBM的個人電腦部門，成為一家真正的國際化公司。所有關心此事的中國人都為聯想捏著一把汗，擔心聯想可能遭遇到的種種風險。但中國人只有真正走出國門，學會并熟練運用國際市場的游戲規則，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企業之林，才能不白交中航油事件的“昂貴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