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化理財模式解讀

　　本刊記者 林偉

　　4月底的最后幾天，記者電話連線采訪5位長期堅守在金融、證券和期貨理論與市場建設研究一線的資深專家。采訪中，每位專家談及正在籌備的金融期交所與即將推出的金融衍生交易品種時，興奮仍如同那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寫進“期貨”兩個字一樣，接下來滔滔不絕的自然是并無論證依據的“爆發式”、“跨越式”、“顛覆式”大發展的美好預期。然

而，當記者問及以金融衍生品對沖交易機制為最后“保險”屏障的結構化理財產品時，受訪專家不是說沒有研究，就是說不太熟悉，答案求解自然是無從談起。

　　訪談受阻，現實擔憂，心情實在太差。不過，遠東

　　時間緊張，適合的采訪對象搜尋成本太高，只好自己求證求解，權當拋磚引玉。求證求解過程中對金融衍生品與結構化理財有三點感受：其一，對于從事金融創新的金融工程師與專司其職的監管者而言，必須了解金融工具的復雜架構；其二，對于企業與大眾投資者而言，此類工具化產品其實很簡單，就如同我們看電視并不需要了解電視機內在復雜的技術原理一樣；其三，在海量信息時代，面對西方發展相對成熟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國金融市場創新，發現遠比發明重要得多。

　　一個故事

　　1991年2月28日海灣戰爭結束后的某一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默頓·米勒與芝加哥一個中等規模石油公司的財務總監聊天。當時，這位財務總監喋喋不休地抱怨說，戰爭結束后，

　　上面這個略顯拗口且令眾多中國企業財務總監費解的小故事，是米勒1991年3月21日在中國臺北一個有關期貨市場研討會的發言中講述的。在這次發言中，米勒給出了全世界都需要而且需求量很大的產品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答案，就是用來抵御金融與商品市場價格風險的保險產品。米勒言及的這個保險產品，實際上就是代期貨市場交易平臺上運行的金融與商品衍生產品。

　　小故事中，那位財務總監沒有利用期貨市場對其公司石油存貨進行價格風險規避的“投機與賭博”行為，是最后造成巨大損失的根本原因。利用期貨市場進行價格風險規避，實際上就是企業要用金融衍生品市場交易平臺進行結構化理財的具體表現，其基本的模式是：當價格上漲時公司通過買入期貨合約，來規避價格上漲帶來的采購成本增大的風險，而當價格下跌時則通過賣出期貨合約規避庫存貶值的風險。

　　當然，現實之中的企業結構化理財要遠比上述小故事之中建立簡單的對沖機制要復雜得多。企業結構化理財，是在確保自身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穩定的資金來源、合理的資產結構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股票、利率和匯率所衍生出來期貨期權等投資工具，全面鎖定產成品價格與利率、匯率變動風險，實現企業的穩健經營與可持續發展。就具體企業而言，其在日常經營過程中用于滿足結算與支付需要的現金大多處于或余或缺的非均衡狀態，對于某個特定時間區間(即便是隔夜)的富余現金，同樣可以通過投資結構化理財產品，在確保現金安全與流動性的前提下擴大理財收益，達到資本增值。

　　因此，置身現代市場中的中國企業，要避免上述小故事中那位石油公司財務總監無意之中所陷身的“投機與賭博”窘境，就必須學會利用現代金融衍生品期貨市場進行價格風險規避——這既是中國企業鎖定市場運營風險實現穩健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融入全球一體化市場競爭的必然要求。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于全球那些專門進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機構投資者而言，市場或政策在時間上所存在的非一致性結構變動，甚至能夠帶來無風險套利的機會。如充分利用政府市場管制“按下葫蘆浮起瓢”決策模式所產生的時滯性“利差”，通過對金融衍生投資工具的組合運用，用海量資金在極短的時間內攫取那市場風險幾近為零、極其細微的時滯性“利差”。這一細微“利差”與海量資金相乘，其利潤總量則高達數千萬乃至上億美元。據了解，當年索羅斯旗下的對沖基金擊敗英格蘭銀行、引爆墨西哥與亞洲金融危機，所使用的就是這一操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