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利益輸送調查

　　-本報記者 孫健芳 申興 郭宏超 北京報道

　　編者按：

　　在2000年基金黑幕之后，所有基金公司都在努力成為“好孩子”，由此，有關基金利益輸送問題也似乎煙消云散。5年來，基金公司所有的投資真的都在合法合規框架內進行？

對此，質疑一直存在。

　　事實上，在看似合規、合法運作的背后，仍不時傳出一些基金公司進行利益輸送的流言，“可能是極少數公司，也可能是普遍現象。”一位業內人士指出。

　　權威調查顯示，某些基金公司利用以封閉式基金為主的公募基金，向其所管理的社保基金投資組合進行利益輸送的現象的確存在。

　　從10月中旬開始，有關“基金公司利用公募基金為社保基金輸送利益”成為市場焦點，這種焦點集中在第一批參加了社保理事會考核的六家基金公司身上，此六家基金公司分別是南方、博時、嘉實、鵬華、華夏和長盛。

　　根據本報了解，目前由中國證監會牽頭的調查已經結束。知情人士表示，某些基金公司利用以封閉式基金為主的公募基金，向其所管理的社保基金投資組合進行利益輸送的現象的確存在，監管部門正在評估調查結果，并研究對這些基金違規的處罰意見。

　　基金的這種利益輸送是通過一種被稱為“低買高賣”的交易行為來實現的，這種交易行為通常在基金公司管理的不同基金之間進行，當部分基金公司在買入股票時，其管理社保專戶可能會先于其他基金優先低成本介入，而賣出股票之時，社保專戶會先于其他基金高價格賣出股票。

　　雖然沒有明顯的交易數據證明同一基金公司旗下不同基金之間存在利益輸送事實，但在以社保為代表的私募基金進入市場之后，基金公司的確在人員配置、制度安排上存在一些偏私，這種偏私導致基金公司事實上存在“類利益輸送”問題。

　　利益輸送調查

　　接受采訪的基金公司異口同聲否認存在“基金公司利用公募基金對社保基金輸送利益”。

　　他們的理由是：“對每一個基金經理來說，維護社保利益對任何一家基金公司沒有經濟利益上的好處，如果公募基金做不好，反而會使基金贖回導致基金公司有更直接的經濟損失，這種做法得不償失。”

　　但一線研究機構反駁說，基金公司有理由也有動力為了支撐門面和迎合理事會需求，在投資過程中對管理的社保基金進行偏袒。

　　一些數據也被用來證明研究人士的觀點，第一組數據來自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王群航的統計分析。王的研究表明，第一次參加考評的六家基金公司的考核結果中，基金公司管理社保基金的業績與公募基金的業績出現背離。在2003年到2005年期間，鵬華和博時管理的股票基金排名為一、二，但在公募型股票基金方面，鵬華基金2003年度股票投資管理綜合業績排名較靠后，2004年暫時落在最后；博時基金業績起伏也較大，2003年領先但2004年卻偏后。另外四家中也有兩家存在著公募業績與社保基金考核結果偏差很大的現象。

　　第二組數據由深圳證券信息公司趙迪提供。他將鵬華旗下管理社保104組合和旗下的“普”字頭封閉式基金持倉調整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在2005年第二季度，104組合增倉福耀玻璃124.99萬股，但基金普惠減倉福耀玻璃；104組合增倉包頭鋁業，而基金普惠、基金普豐減倉包頭鋁業；104組合減倉美達股份98.96萬股，而基金普華對其增倉。在三季度，104組合減倉南海發展62.37萬股；基金普豐增倉南海發展72.76萬股； 104組合增倉雙鷺藥業11.27萬股，而基金普豐減倉雙鷺藥業16.75萬股； 104組合增倉中科三環，基金普豐減倉中科三環117.73萬股。

　　對于第一組數據，來自鵬華基金負責投資的副總經理殷克勝解釋說，鵬華基金負責社保基金和公募基金的是兩套人馬，鵬華的社保組合投資理念更先進，因此社保組合在風險控制和制度設計上會強一些。“在今年，鵬華內部把社保組合的一些方法在公募基金中推開了，所以公募和社保組合投資業績差異較大的現象已經改觀。”

　　對于第二組數據提到的反向操作行為，殷克勝表示，即使有也是經過公司審批的，而且量也比較小，絕不存在向社保組合輸出利益的行為。其他一些基金經理也從側面證實，“這種行為導致業績差不了多少，實際上選股錯誤的成本更大。”

　　但上述解釋都不能夠讓投資者和研究機構信服。一些研究機構認為，在基金公司內部，即使不存在明顯利益輸送行為，由于督察體系不完備和制度設計缺陷，基金公司至少存在利益輸送的漏洞，這種說法得到一些基金公司高層的認可。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中國的交易制度安排上，”南方一家公司負責社保的基金經理說，“在國外，基金公司都是統一下單的，然后公司根據資產配置的要求平均分配給每個賬戶，而中國的交易制度都在通過賬戶下單，所以交易員在不同賬戶之間分配買單時可能有所偏私，也可能會發生一些基金公司要求某些賬戶先買另外一些賬戶后買的情況。”

　　現在基金公司交易制度大體如此安排：基金經理下單給交易室的中央交易員，由中央交易員分配給其他交易員，中央交易員有部分權限決定下單順序。

　　“但在中國，交易員的權限有限，因為不管什么樣的交易指令，在交易員看來都是按照時間優先、價格優先的順序來下單的。”一些交易員表示。所以，一些負責社保組合的基金經理認為，“如果一家基金公司真要在不同基金之間進行利益輸送，這種合謀一定是公司層面的，對于封閉式、開放式基金經理來說，排名的壓力、業績跟收入掛鉤導致違規行為有很大的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

　　運作社保基金

　　一個共知的事實是，社保基金容易比公募基金獲得更高的溢價收入。但一直以來，社保理事會怎么與基金公司之間進行協調和運作在投資界一直是個謎，因為社保基金從來不公布投資組合和考評結果。

　　在社保基金入市之前，如何避免社保基金和公募基金進行利益輸送一直是被反復考慮的。據被調查的一位基金經理介紹，作為一家政府機關，社保理事會更加看重的是基金投資的合法、合規，“基金公司管理社保組合的壓力不僅僅是業績壓力，更多在于制度和程序的嚴格遵循，因為作為投資本身是有風險的，如果出事則不可能被原諒。”

　　為了預防社保基金投資中的風險，基金公司力圖從制度上將負責社保的基金經理與負責公募基金的經理進行隔離。在2002年競選社保委托理財人之前，多數基金公司的投資部門基本上按照投資品種劃分為固定收益部和股票投資部，而現在，機構理財部已被專門獨立出來為社保和企業年金服務。

　　“作為特殊理財的客戶，社保基金肯定與公募基金有所不同，比如社保投資單只個股比例就不受持倉不超過10%的限制。”一些基金經理告訴記者。

　　由于一些基金公司與理事會聯系人員是投資部人員，所以部分基金公司存在著“如果社保想更改社保組合投資比例，就直接發函給投資部門”的現象，導致社保對基金公司投資部門指導出現“一對一”情況；同時，理事會與基金公司信息交流十分順暢，每個月基金公司都要向社保匯報投資策略、想法以及得失，以便于理事會及時根據市場狀況、資產狀況作出投資調整，而這些都是基金公司一般投資者無法企及的。

　　一些沒有負責社保基金的基金公司高層認為，現有的基金公司雖然從內部流程上避免了社保基金與公募基金利益輸送，但避免不了基金經理之間的信息互通共享。對此，負責社保的基金公司人士坦言，一家基金公司不同類型的基金經理間都存在一些互相“通氣”的機會，由于每個人獲取信息都有先后，都一起買賣也不現實，所以會存在前后腳買入和賣出問題，這種做法不存在對錯的問題，而是程度深淺的問題，一旦過了某個度就形成了違規。

　　同時，來自社保理事會的考核壓力可能是部分基金公司對社保進行利益傾斜的重要原因。

　　自2003年6月社保基金正式入市以來，社保理事會對基金公司的公開考核只有一次，但這次考核結果卻十分殘酷，六家管理人被分成了五個梯隊，考核排名第一、第二的鵬華和博時分別被追加4.5億元和3億元的資金，排名中間的三家則被減少管理費和贖回部分資金，而排名最后的華夏的103股票組合被取消。

　　客觀地說，光從基金公司制度設計上看，基金公司的確盡力在防范社保基金和公募基金之間“顯性利益輸送”行為，但并不能根本解決兩者之間的“隱性利益傾斜行為”，這種隱性利益傾斜主要表現就是：一般來說，基金公司都會將公司最為優秀的人才配置在社保團隊里面，而且，一年一度的年檢和每個月的匯報交流讓理事會與基金公司信息共享具有優勢。

　　公募基金邊緣化

　　通過分析社保理事會考核結果和公募基金運作結果，王群航還發現：社保基金總體平均投資業績高于基金公司管理的股票型基金。2004年底社保基金投資股票規模為184億元，雖然投資有所虧損，但理事會卻透露其收益率高出公募基金平均收益水平1.6個百分點，6個債券組合中有1個債券組合在11個公募性債券基金排名第2，其余5個組合均在其3-4名之間。

　　進入2005年，社保基金委托投資的優勢更加明顯，7月底社保股票投資浮盈達到2.5億元， 8月底達到6.6億元，而上半年公募基金的業績仍在下跌，42家基金管理公司的181只基金半年報顯示，2005年上半年基金的經營業績總額為-59.98億元，其中，44只股票型上半年股票浮虧為22.4億元。

　　“從業績來看公募基金的確存在邊緣化趨勢，”王群航作出判斷，“這就如一個班的學生，學習成績可能會有所差異，但是整個班學習成績都不好，那就是老師的教學質量有問題。”

　　其實，這不是基金業第一次面對“邊緣化”尷尬，在2002年11月，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的胡立峰第一次提出了 “封閉式基金邊緣化”的概念，這種“邊緣化”的具體表現是封閉式基金的平均折價率在不斷攀升，當時一個原因是封閉式基金不斷被機構化，其流動性不斷降低；但根本性原因是：相比開放式基金，封閉式基金的收益率在不斷降低，2004年31只偏股型開放式基金平均凈值增長率是-0.14%，而54只偏股型封閉式基金的凈值增長率為-2.96%。

　　今年早些時候，王群航還對17家同時管理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的基金公司進行分析，發現銀華、中融、華夏、南方、嘉實、長盛、鵬華、大成、富國、長城等基金公司開放式基金的業績明顯好過封閉式基金。除此之外，一些基金公司還存在“捧小盤，棄大盤”的現象，即同樣屬于封閉式基金，小盤基金走勢會強于大盤基金。

　　“部分基金在不同時候有‘績效調控’的重點，” 當時王群航在文章中還特別指出，“一些基金公司投資宣傳中需要一些績效明星，這符合基金公司整體發展戰略。”

　　這種“績效調控”現象在2005年初貨幣市場基金快速擴張期時期最為明顯，部分基金公司利用旗下其他基金為貨幣市場基金輸送利益，當時一些基金經理介紹，“一些基金公司旗下的其他基金將一些債券以較低的價格賣給本公司貨幣市場基金，可以部分提升貨幣市場基金的業績。”

　　一位基金公司負責投資的人士還私下透露，在他們公司內部，社保基金被放在第一位，開放式基金被放在第二位，封閉式基金則處于第三位。

　　監管難點

　　在《基金法》開始實施后，有法可依和嚴厲的監管已經讓目前基金公司的制度設計、操作流程比以前規范很多，一位交易所基金部門人士就表示：“現在基金公司內部進行直接的利益輸送是不可能的，交易所具有一些監控手段，比如相同基金公司互相之間的股票買賣活動，如果程度嚴重會馬上通報到證監會。”

　　但他也認為，基金的低買高賣現象仍舊是有可能的，因為違規不違規并沒有明確規定，可以說屬于灰色地帶。聯合證券基金研究員任瞳也認為，目前基金公司反向操作沒倒倉那么嚴重，“如果基金管理人只是讓旗下各只基金在建倉時存在優先順序，我認為這不屬于操作股價的行為。”

　　同樣屬于灰色地帶還有基金公司與控股大股東或非控股股東之間的相互持股行為，雖然《基金管理公司治理準則》規定了“基金不得投資于關聯人士發行的證券，不得運用基金資產配合關聯人士的證券投資業務。”

　　但是，由于《信托法》漏洞，一些基金公司實際上持有其股東(股東為信托公司)發起的信托計劃，而這些信托計劃屬于非公募項目不需要對外公布，這導致基金公司股東之間仍舊存在利益關聯問題，博時、嘉實等基金公司都面臨過此類問題，這些問題對未來法規完善都提出了挑戰。

　　另外，過去一年基金公司與銀行、非關聯券商之間新的配合也讓監管部門頭疼，這種配合在以前從來沒有過，其典型案例就是貨幣市場基金與銀行合謀“代持長債”的事件，在2005年4月之前，不少貨幣市場基金購買超過一年期限的債券，有的甚至可以購買7年債，由銀行持有債券的前半段，而基金公司持有后半段，通過此行為基金可以獲取高于市場利率以上的收益率。

　　這種行為雖然讓貨幣市場收益率提升，但是帶來的風險不可估量，由于基金經理放大基金資產，導致貨幣市場基金流動性降低；同時如果貨幣市場基金變相放大投資杠桿比例，一旦市場利率上升貨幣市場基金則面臨著利率風險，投資者利益可能受到侵害。

　　“這些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現象。”聯合證券基金研究員任瞳評價說。縱觀中外資本市場發展史，在利益的驅使下，這種代理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現象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而且難以有效監管,很多疑似甚至確定會損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不僅沒有被禁止，而且進一步被業內承認，成為潛規則，結果不正常的現象變成了正常的現象。

　　”但這種現象本質上是個壞現象，它直接損害基金投資者的利益、極大損害基金行業的形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甚至動搖了基金業得以存在的根基——如果基金管理人作為投資者的委托理財顧問，其誠信都沒有了，試問哪個投資者還敢把錢交給你？”

　　背景鏈接：

　　基金黑幕：2000年，《財經》刊登的分析報告對國內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家證券投資基金在上海股市的大宗股票交易的匯總記錄進行跟蹤，發現其中隱藏有大量違規、違法操作事實，這些關聯交易和利益輸送行為不僅讓基金的獨立性受到侵害，損害了基金投資者利益，而且造成了證券市場上信息誤導，同時也損害其他投資者的利益。

　　《基金法》第二十條明確規定，基金管理人不得不公平地對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財產；利用基金財產為基金份額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其第五十九條還規定基金財產不得用于買賣與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關系的股東或者與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關系的公司發行的證券或者承銷期內承銷的證券；從事內幕交易、操縱證券交易價格及其他不正當的證券交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