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靠攏意愿結售匯 外匯局尋求國際收支平衡木

　　本報記者 杜艷 北京報道

　　8月4日，央行公布的《2005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顯示：上半年貿易順差39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擴大464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達7109.7億美元，比年初增長1010億美元。

　　這是一組讓人無法輕松的數據。

　　但央行顯然在積極求變。在調整匯率、改革強制結售匯制度、完善外匯交易市場，三張調節國際收支的“王牌”中，央行大膽地拋出了前兩張。

　　繼7月21日，央行出其不意宣布匯改之后，8月2日和3日，央行再推利好，邁出了由強制結售匯向意愿結售匯靠攏的一大步。連續兩天，國家外匯管理局密集出臺了兩項有關放寬企業和個人用匯限制的通知：《關于放寬境內機構保留經常項目外匯賬戶收入有關問題的通知》及《關于調整境內居民個人經常項目賬戶下因私購匯限額及簡化相關手續的通知》。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偉認為，這些措施理論上存在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使匯率更準確地反映市場供求；二是調整國際收支的失衡，減輕貨幣政策的執行壓力。但這些措施能否奏效，尚未得知，“改變國際收支失衡，遠比完成匯率的改革要難得多。”

　　逐步靠攏意愿結售匯

　　為了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壓力，結售匯方面的政策調整，暗示了央行希望通過擴大需求緩沖儲備增長的思路。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斌博士認為，新措施的規定“已經非常接近意愿結售匯”了。

　　在企業用匯方面，將境內機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可保留的現匯比例，由現行的30%或50%調高到50%或80% ，部分企業可以根據實際需要，申請100%保留。個人用匯方面，個人因私購匯由原來的3000或者5000美元，提高到5000或者8000美元，對于個人在境外進行經常項目下消費時的透支，償還時沒有購匯限制。

　　對于限額的提高，農行上海分行營業部的一位負責人表示，“現在用匯方面，基本都能得到滿足了。”他認為即使不做這次的調整，原先企業和個人用匯的限額也基本上能滿足需要，“尤其是在個人方面，境外刷卡透支幾乎沒有限制，循環的信用額度可以達到數十萬元”。

　　中行上海分行零售銀行部人士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這么大的額度可能用不完”。鑒于實際需求的超額滿足，他覺得“政策引導大于實際需求”。

　　但在專家看來，即使存在超額滿足的可能，這樣的政策調整思路依然是必要和正確的。

　　張斌表示：“我國的外匯管理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匯兌方面的管制，另一個是資本項目下的管制，現在放開的是第一個層面。”也就是，通過增加需求，減緩供給增長的壓力。

　　從2003年以來，隨著國際收支形勢的急速變化，結售匯政策的變化反映了上述調節思路，開始向“寬出嚴進”傾斜。先后三次提高企業可保留的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

　　在外匯局的一位研究人士看來，2005年是外匯政策變革的重要一年。延期付匯、外匯坐市商、提高用匯限額、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等，徹底改變了中國延續了11年的外匯管理制度。

　　強制結售匯夸大升值壓力

　　力度空前的政策出臺背后，是央行所面臨著一系列壓力。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偉認為，兩大因素的存在，加速了央行在結售匯等方面改革措施的出臺：一是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國際收支失衡；二是在國際收支新形勢下，央行對沖操作的成本越來越高。

　　在頻繁出臺的眾多措施中，鐘偉認為“結售匯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匯率體制的改革”。

　　其認為，外匯儲備的大幅度增長與國際收支的失衡是一回事情，如果強制結售匯制度不改變，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就很難改變，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的被動性也就無法改變。

　　從1993年底到2005年6月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從211.99億美元增長到7110億美元。目前儲備年新增約為1800億—2000億美元，新增外匯儲備占當年GDP的10%多。鐘偉預計，依照這樣的增長速度，年底可能達到8000億美元。

　　而隨著外匯儲備的猛增，其不利的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鐘偉分析，由于一方面國內的基礎貨幣投放基本上是外匯占款投放出去的，使外貿企業實際上獲得了優先發展權，另一方面，激增的外匯儲備加大了央行的對沖成本。其估計，央行票據一年的累計發行額約為20000億元，假定平均持有期是一年，那么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有數百億元。

　　雖然短期內央行通過票據對沖問題不大，但長期看來，一是給商業銀行帶來一份無風險的收益，影響了其信貸投放；二是央行每年加速度的基礎貨幣投放不斷惡化了國際收支的平衡。

　　這些風險的存在，導致解決外匯儲備的問題并不比匯率來得輕松。

　　1994年以來，我國所推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導致外匯市場形成了“無條件的外匯供給和有條件的外匯需求”。在嚴格用匯審批的情況下，鐘偉認為，“對企業的售匯是有條件的、滯后的、不真實的”，這導致了當前的外匯市場成為銀行間結售匯市場，而不能反映真實的供求關系。

　　而在近兩年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現行的強制結售匯體系加劇了升值的壓力，并進而加劇了儲備的壓力。

　　鐘偉說，由于外匯供給是無條件的而需求是有條件的，外匯制度的安排夸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卻隱瞞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造成了市場上供大于求的虛假局面。

　　他指出：“人民幣這幾年存在升值壓力，但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升值的壓力被夸大了。”

　　國際收支失衡暫難調整

　　在夸大升值壓力面前，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平衡國際收支的辦法：提高匯率、放寬結售匯制度、引導企業“走出去”等，但不少專家認為“很難對國際收支狀況有實質性的改變”。

　　中國銀行個人零售銀行部一位人士表示，在升值后的時間里，個人結匯的數量并沒有減少，在部分地區甚至有微幅上漲。

　　而如果要讓匯率起到應有的作用，鐘偉認為：“一下子調整10%或者以上，它對于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國的匯率政策剛剛試著恢復彈性，大幅升值是不現實的。”

　　此外，央行自1994年以來通過八次政策調整，雖然引導強制結售匯向意愿結售匯轉變，但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居民普遍存在“持有人民幣而不愿意持有外幣”的心理，央行很難通過增加限額的辦法實現“藏匯于民”。

　　同樣，在企業“走出去”方面，盡管已經提出了幾年，但是效果甚微。

　　鐘偉指出，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吸取了1990年代初期盲目境外投資而損失慘重的教訓，林毅夫教授研究得出中國企業90%的海外投資都是失敗的。另一方面，2001年后國內的經濟狀況良好，企業的年均利潤增長有的達到40%以上，弱化了企業走出去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