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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由于大危機，巴魯克則對群體的盲動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他認識到，作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人們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當成群結(jié)隊、情緒相互影響時，卻全變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漲時過于興奮，而在它下跌時又過于沮喪。巴魯克譏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盡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嗎？”直至今日，群體的盲動在股市中仍以各種翻新的形式周而復(fù)始地上演著。譬如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概念股之類，真教我們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魯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眾永遠都是錯的，那么要想在投資中獲利的話，
非得與大多數(shù)人反向操作才行。在這里，我們也許不得不指出，有些杰出人士雖然在某些方面頗為偉大，但在證券投資上卻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還記得上文中巴魯克以“對沖”來救丘吉爾一把的故事嗎？
也正是由于其獨立獨行的投資風格，巴魯克獲得了“獨狼”的外號。巴魯克回憶起大危機前夕的情形時說，隨著股價的飛漲，人們已經(jīng)忘記了“二加二等于四”這種最基本的東西，甚至華爾街擦皮鞋的小孩都開始向他推薦買進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該是脫手離場的時候了。
事實上，“群眾永遠是錯的”是巴魯克投資哲學的第一要義。他很多關(guān)于投資的深刻認識都是從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來的。比如，巴魯克主張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來鑒別何時算是應(yīng)該買入的低價和該賣出的高位：當人們都為股市歡呼時，你就得果斷賣出，別管它還會不會繼續(xù)漲；當股票便宜到?jīng)]人想要的時候，你應(yīng)該敢于買進，不要管它是否還會再下跌。
人們常常驚異巴魯克的判斷力，能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對此，他解釋說：“我并不聰明，但我喜歡思考。大家都看到過蘋果從樹上落下來，只有牛頓才去問為什么。”他認為，股票市場的任何所謂“真實情況”無不是透過人們的情緒波動來間接地傳達的；在任何短時期里，股票價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為客觀的、非人為的經(jīng)濟力量或形勢和局面的改變，而因為人們對發(fā)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應(yīng)。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斷力的基礎(chǔ)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實，你的判斷就是對的，反之，你的判斷就是錯的。
在對大眾的心理的認識方方面，巴菲特和巴魯克如出一轍。巴菲特不也常說在大眾貪婪時你要縮手，在大眾恐懼時你要進取嗎？的確，二位大師在投資理念上還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我們前文提到的對公司投資價值的判斷，在采取集中投資還是分散投資的策略方面，二人的觀點也都基本一致。
不過，二人在投資風格上還是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巴魯克的投資方法更加靈活多變，他提倡堅決止損。他說投資者如果有止損的意識，即使每十次只做對三四次的話，也會成為富翁。他叮囑投資者要有兩手準備，以便隨時轉(zhuǎn)身離場。巴菲特似乎更持重守拙，對于已制定的投資計劃輕易不做更改，他說：“如果你不能在股價跌去一半后，仍能從容不迫地執(zhí)行計劃，那你是不適合做股票投資的。”能做到這一點，則在于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選股方式。如此看來，巴菲特像是位內(nèi)力深厚的太極高手，而巴魯克更像名一劍封喉的劍客。
我們不妨來想像一下如果巴菲特回到二十世紀二三十時代，會是怎樣一個情景。巴菲特或許也能躲過大危機這一劫，而巴魯克則在最后關(guān)頭進行“驚險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魯克逐漸淡出證券市場，把主要精力轉(zhuǎn)向政治和社會公益。他曾先后成為六任美國總統(tǒng)的顧問，并在二戰(zhàn)后美國的對外關(guān)系中發(fā)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巴魯克在1916年被威爾遜總統(tǒng)任命為國家防護理事會顧問委員，并獲得與威爾遜共赴凡爾賽會議的殊榮。但是由于整個20世紀20年代國情太順利的緣故吧，他的建議并沒有受到重視。隨著大蕭條的降臨，以及納粹危機的出現(xiàn)，他對國策的建議越來越受到關(guān)注。巴魯克成了羅斯�！靶抡睍r期智囊團的重要成員，他提出的一系列經(jīng)濟建議，包括量入為出的稅收計劃、產(chǎn)業(yè)優(yōu)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膠計劃等，均被羅斯福政府所采納，成為促進美國經(jīng)濟恢復(fù)的重要政策。戰(zhàn)后巴魯克受杜魯門總統(tǒng)之命參與聯(lián)合國原子能理事會，在國際事務(wù)中發(fā)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對社區(qū)公益貢獻卓著，被列為一百名最杰出的猶太人之一。巴魯克學院不過是他在投資傳奇之外留給世人的諸多貢獻之一罷了。
巴魯克以95歲的高齡死于1965年，可謂福壽全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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