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格夫：中間型匯率制適合中國

　　本報記者 黃锫堅 見習記者 何謙 北京報道

　　“50年后，人民幣有可能成為世界主要的三四種貨幣之一……從長期來看，中國無法避免金融危機。”8月17日，在北京大學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曾說，未來將只有一種世界貨幣。但羅格夫對此持懷疑態度。“為了安全起見，一個競爭的貨幣機制對國際投資者很重要。”羅格夫預測，50年后將有三到四種主要貨幣，人民幣很有可能成為其中之一，其他則是美元、歐元(他懷疑50年后，歐元是否會以現在的形式存在)和與商品(如石油、南非的黃金和鉆石)連接的其他貨幣。

　　新興市場適用中間型匯率制

　　在羅格夫看來，十年前，經濟研究者都認為，關于匯率體制只有兩種選擇：嚴格的固定匯率和非常彈性的匯率。沒想到今天最受歡迎的卻是第三種——中間型(Intermediate)匯率制，即允許匯率做一定浮動但不能劇烈波動。

　　1975年，全世界將近三分之二的國家是盯住匯率制(Pegged exchange rate, 通過將貨幣匯率固定于與另一個國家相同的匯率而穩定貨幣)；而今天，將近三分之二的國家是中間型匯率制，到2020年時恐怕會有更多的國家加入這一隊伍。

　　在羅格夫的分類中，真正完全浮動(pure float)匯率的經濟體非常少，只有歐元、英鎊、澳元和南非蘭特(rand)，這些貨幣的匯率變動很瘋狂。

　　羅格夫說，這個三分法，建立在各國的“行動”而非“說法”的基礎上。因為他們發現，很多口頭上說采取彈性匯率制的國家，其實是相對固定的匯率制。更讓人吃驚的是，有些國家說他們是固定匯率制，其實卻是彈性匯率制。比如存在兩個平行的外匯市場。一個官方匯率，幾乎沒有什么交易；大部分交易在另一個匯率下發生。中國在1994年前的雙軌匯率制度就是如此。而大部分歐洲國家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也有多軌匯率。

　　羅格夫指出，中國正向中間型匯率轉變。不過，即便20年后，也不可能實行完全浮動的匯率。

　　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應該采取不同的匯率體制。對于貧窮的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金融不發達和國際資本市場融和度不高的國家，固定匯率制運轉得相當好，可以長久不出問題。對富裕國家而言，真正的浮動匯率制運轉得最好。而對于新興市場(更多的融入國際市場的國家，尤其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和韓國，而中國和印度正在加入這個隊伍)，最好是采取中間型匯率制。

　　由于中國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經濟差距很大，仿佛兩個世界。羅格夫的憂慮也從而產生。“從內陸的經濟增長看，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環境，但沿海地區相反，需要靈活有彈性的體制，因此中國的政府需要權衡經濟發展和穩定的關系。”

　　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羅格夫認為，從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看，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也不會例外。

　　“因為當經濟變得越來越復雜，你必須讓金融體系也變得更復雜。如果不這么做，經濟增長率就一定會下降。而金融部門一旦發展起來，放松管制，經濟也就變得更加脆弱。”羅格夫研究了過去幾個世紀的經濟史，各國的經濟發展都經歷過這一過程。

　　“當然，你也可以長時間跟蹤印度的政策，它的經濟增長很緩慢，這樣永遠不會有金融危機。如果中國在40年里沒有金融危機，那么這多半說明你們的金融部門發展太慢了。”

　　羅格夫說，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與其晚點，不如早點走到彈性匯率制。當遭遇真正的金融危機時再改，那就太遲了。

　　有人會說，中國永遠不會遭遇金融危機，外匯儲備已經超過7000億美元，可以抵御任何問題。“這完全錯誤。”羅格夫說，歐洲和其他經歷過匯率危機的國家，其實都有著龐大的外匯儲備。“投機者仍然可以顛覆你。全球外匯交易量一天就有20000億美元。國際投機者的交易量是非常大的。”

　　更重要的理由是，如果采取盯住匯率，一旦遭到投機者的攻擊，利率是很難控制的。“利率會暴漲，除非政府很強硬，不屈服于投機者。但這會很痛苦。”羅格夫舉例說，1990年代初，瑞典在應對歐洲貨幣體系危機時采取了和其他歐洲國家很不一樣的對策，它表現得很強硬。在投機者攻擊期間，瑞典的短期利率甚至升到500%，而這個國家正常利率是6%。瑞典堅持這個政策1個月，銀行體系幾乎塌掉了，被掠奪一空。他們花了七八年時間重建。

　　“外匯儲備有點像馬其諾防線。”羅格夫稱。

　　還有一個支持固定匯率的中心觀點，即蒙代爾曾經說的，如果你把貨幣盯住一個穩定的貨幣，這個國家就不至于發生高度通貨膨脹。

　　而今天這種觀點卻很少聽到了。羅格夫解釋說，現在大部分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會同意，他們比過去更明白怎么控制通貨膨脹了，有很多辦法完成這個目標。

　　“1992年，巴西的通貨膨脹率幾乎達到2000%。剛果共和國那一年是10000%。蘇聯解體后的國家也有很高的通貨膨脹率。而今天，巴西中央銀行因為8%左右的通脹率就遭到批評。”他相信中國也有這個能力，可以很好地控制通脹。

　　羅格夫還質疑了另一個觀點：麥金農、蒙代爾等人指出，日本1990年代的經濟問題，根源是上世紀80年代與美國簽訂的《廣場協定》，即日圓兌美元升值后，一系列事件陸續發生，并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10年的停滯。

　　但羅格夫認為，日本經濟確實出現了危機，但是在升值一段時間后才顯現出來的，并且這是日本央行的多次決策失誤造成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拿日本和中國進行類比并不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