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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當前熱門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居民收入分配”和“財稅改革”等話題,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在接受新浪財經專訪時表示,中國經濟正步入轉型中的“新常態”,應該淡化GDP數字,建議個人所得稅與CPI掛鉤,并要保持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的平衡。【詳細】

 許善達,山西廣靈人。 高級經濟師,曾任國家 稅務總局副局長。

許善達談財稅改革:建議個稅與CPI掛鉤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即把工薪、股息財產所得和其他收入綜合在一起征稅,這也成為了下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的方向。但距離“十二五”結束只有一年的時間,從國務院到財政部都未曾公布個稅改革的具體時間表。

  許善達開啟“我們的時代—我看中國經濟”第四篇,針對當前熱門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居民收入分配”和“財稅改革”等話題,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在接受新浪財經專訪時表示,中國經濟正步入轉型中的“新常態”,應該淡化GDP數字,建議個人所得稅與CPI掛鉤,并要保持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的平衡。

談個稅改革:個稅應與CPI掛鉤

  新浪財經:您是做了很多年財稅改革的,您認為現在這個階段或者說短期內,這種個人所得稅是否還有必要再去調整?

  許善達:我覺得中國目前來看,我們個人所得稅是能夠發揮一定的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但是你指望說我們現在居民收入差距大,就靠個人所得稅來調節,這是做不到的。

  第二個,這個個人所得稅很多人對怎么改提出一些建議,我覺得都太脫離周圍的國情。比如有人建議中國要搞以家庭為單位來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是在中國,我覺得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你都不可能實行以家庭為單位來繳納個人所得稅。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家庭之間法律關系和財產關系跟那些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它相差的太大。

  要我想最好的辦法,人大通過立法,跟CPI掛個勾。比如CPI上漲,按照CPI上漲幅度的兩倍或者三倍提高(個人所得稅中)個人工薪(這部分)的扣除額。CPI如果是3,你今年的扣除額提高6%或者9%。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因為物價上漲,因為扣除是你的基本生活支出。物價上漲,我的基本生活支出肯定要高一點兒。

談轉型“新常態”:要淡化GDP的數字

  新浪財經: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調研的時候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做習近平常態,在您看來中國經濟這種常態是一種什么樣的概念呢?

  許善達:我認為現在可能是從過去那種發展形勢,正在轉換的一種過程,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很穩定的一種發展的態勢。這個轉折的時間我想可能還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不是那么容易轉過去的。因為我們以前的發展中間強調的是GDP的數字,在發展GDP的中間又過于偏重于投資,這樣的一種發展方式起了歷史作用,但是確實也產生了很多的問題。而且從目前的國際國內的各種條件的變化來看,這種發展方式是不能再持續了。

  新浪財經:當前中國經濟還是會有很多方面的投資渠道,您認為現在這種中國經濟開始有所放緩的狀況下投資是否應該加碼?

  許善達:我覺得GDP只是一個數字,是人們用來指導經濟發展的一個參考的數據,我是看不能過于的看重這個數據。我覺得現在來說應該淡化這個GDP的數字。所以,GDP的增長速度慢一點兒或者什么,我覺得這不是最終我們要考核的東西。看我們經濟發展正常不正常我覺得還是看就業率,看居民收入增長,看整個經濟中比如企業的收入水平怎么樣,政府的稅收怎么樣,要看這些東西,我覺得這些東西應該說比GDP的數字要更準確的反映整個經濟狀態。

談財稅改革:“營改增”須彌補地方財政缺口

  新浪財經:談到財稅改革,很多人就會發現一個問題,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的理順的問題。包括“營改增”后,地方的財稅種類變少,包括土地財政的減少,現在地方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您認為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怎么去理順?地方財政有什么突破口嗎?

  許善達:這一次我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這兩次重要會議的決定,新的邊界是什么,是維持中央和地方收入的格局基本穩定。解決(地方與中央財政)失衡的一個方面,就是從中央增加支出責任。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跟稅制改革就有關系了。政府部門有關的人都認為“營改增”隨著繼續推進,一定要解決一個地方稅的主體稅種。這個主體稅種的規模一定要上萬億,你要沒有上萬億的規模當不了主體稅種。

  這里就有好幾種建議,包括我自己在內一些人提出來,把現在的消費稅從生產批發環節轉移到零售環節,劃給地方一共八千多億。然后還有一個車購稅,本來就是零售環節的,也劃給地方,加在一起上萬億。

  當然,還有人提出來別的建議,有人說把房產稅作為一個主體稅種,我覺得至少在現在搞一個上萬億的房產稅是不現實的。還有人提出很多建議,但是我覺得目前我聽到絕大多數人還是覺得用消費稅轉移到零售環節給地方是最好的。 [詳細]

許善達觀點集

原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的許善達,長期致力于中國財稅、金融發展問題的研究。退任后的他堅信“學術服務于治國”,并身兼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等多重學者身份,為中國財稅改革及未來中國金融發展提供戰略性研究藍本。

不要指望個人所得稅能調節收入差距

“就中國目前來看,個人所得稅是能夠發揮一定的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但是你指望說我們現在居民收入差距大,就靠個人所得稅來調節,這是做不到的。”

個人所得稅應與CPI掛鉤

“包括工薪階層的扣除額,我一直反對每次討論是3500還是2500,我覺得這種沒有意義。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人大通過立法,跟CPI掛個勾,按照CPI上漲的幅度的兩倍或者三倍提高個人工薪的扣除額。”

不要過于看重GDP這個數據

“GDP只是一個數字,是人們用來指導經濟發展的一個參考的數據,不能過于看重這個數據。看我們經濟發展正常不正常,我覺得還是看就業率,看居民收入增長,看整個經濟中比如企業的收入水平怎么樣,政府的稅收怎么樣。”

中國經濟處于轉換中的“新常態”

“我覺得在各個領域都會發生一些深刻的變化,而這種變化逐漸會形成一個新的常態,但是目前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我覺得正在轉換當中。”

農民能不能進城是城鎮化的本質要素

“農民真正進城是你能不能給他提供就業機會,而且就業機會的收入水平能夠支撐他商業化的生活方式。”

現在搞一個上萬億的房產稅是不現實的

“有人說把房產稅作為一個主體稅種,我覺得至少在現在搞一個上萬億的房產稅是不現實的,還是用消費稅轉移到零售環節給地方是最好的。”

用資金的出口帶動產能出口

“我們要搞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就是要用我們多余的資金,用資金的出口來帶動產能出口。”

消費型社會必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

“要讓消費成為主要動力的話,最大的一個措施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特別是要讓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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