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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興庭
據國際在線報道：“德隆系”樹倒猢猻散，在這種危機時刻，身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的魏杰請辭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獨立董事。為此，魏杰被媒體扣上了“開溜董事”的帽子。因了這一事件，輿論也掀起了對經濟學家“公共良心”的討論。其實早在今年年初，《 望東方周刊》就曾發表文章，公開質疑吳敬璉、張維迎等中國知名經濟學人背后
是否存在“利益集團”。而因一起起“獨立董事”事件引發的討論也并非鮮見。
通觀一起起事件，可看到獨董們總是處在“花瓶”與承擔責任的兩難境地。然而，最終導致這種兩難境地的卻應當是我國剛剛起步的“獨立董事”制度。
與經濟學家利用自己的身份為企業代言相聯系的，正是這項在中國剛剛起步的“獨立董事”制度。在拷問經濟學家“公共良心”的同時，這一項證監會出臺沒幾年的政策也一起遭到了批評。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就這么評價當前的“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沒有實際作用，只是為了加強企業家和經濟學家聯盟!”
按道理來說，“獨立董事”是為了彌補公司治理機構“一股獨大”的缺陷和防止內部人控制而出臺的。 在中國似乎卻走向了反面，一些經濟學家一邊大力鼓吹獨立董事有助于決策公正化，一方面卻又拿著大股東的錢，為他們的利益搖旗吶喊，借助自己的影響力錯誤引導公眾預期。所謂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經濟學家被大老板、大公司、大股東豢養的背后，做出有違自己良心的事，用經濟學家自己的話來說，這也是“人作為理性動物”的使然。按照《現代漢語辭典》的解釋：董者，監督管理也。獨立董事，首先是必須要“董”其事，然后才能談得上“獨立”與否。現在的情況卻是這樣的，獨立董事不僅僅沒有獨立，反而成了他們各自老板的利益代言人，更談不上盡其監督管理的職責了。
《上海證券報》最近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有43.5%的獨立董事來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說，在獨立董事還只是‘花瓶’的今天，這么多影響著輿論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經濟學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這是一名經濟學家所說的。然而，筆者以為，獨立董事成了花瓶倒也好說，花瓶之說，也就是賞心悅目罷了。但一旦那些知名的經濟學家成了老板們豢養的私家犬，時不時為主人出來叫喚幾句，引得人心惶惶，我想，這樣的“獨董”就難說了。
因此，與其不斷地要求經濟學家自己重塑公共良心，還不如認真反思當前的這種企業與經濟學家的互動機制。獨立董事只是一種方法，沒有約束機制和激勵制度的跟進，其勢必成了“聾子的耳朵—擺設”。
《中國經濟周刊》系列文章：
《中國經濟周刊》封面文章：獨董囚籠
劉紀鵬：獨立董事要走向職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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