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觀”的提出有四大背景

　　歷史地看，發展觀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在二戰后，全世界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不僅是發展中國家，很多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也非常困難，在那樣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在追求GDP的增長，認為增長就是發展，就會帶來幸福。到了1970年代，這種發展觀開始被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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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反思有兩個重要的標志，一個是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通過的《環境宣言》，它在全世界范圍內第一次鮮明地提出環境的威脅；第二件事情是80年代開始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創造。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通過《環境和發展宣言》，標志著在全世界對環境和發展的問題達成一個廣泛的共識。

　　我們現在提“新發展觀”也是時代的要求，它的背景有四個方面。

　　過去，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溫飽問題，那時候甚至會不惜一切代價解決溫飽問題，那是一種發展觀；現在，我們的發展政策應該有所調整。比如，在以前，黑龍江三江平原的沼澤地開墾了種糧食，連昆明的滇池也要圍湖造田，在溫飽問題解決了以后，自然要改變發展策略。

　　其次，經濟體制的變更也要求有新的發展模式。我們現在的一些發展觀念和政策取向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及改革初期形成的，應該有適當的調整。比如，改革初期我們講政府改變職能、政企分開等，但是，對于政府所應承擔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功能強調得不夠。

　　過去20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也是形成“新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比如我們粗放式的增長，經濟結構不夠合理，城鄉差別、地區差別以及居民收入差別持續擴大，在貧困問題、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欠賬比較多，這些問題的形成和我們的發展政策和觀念是有關系的，現在是我們總結經驗的時候了。

　　新發展觀是世界發展潮流的要求。我們在一個全球化的背景下搞建設，不能回避國際社會對發展問題的看法。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可持續發展等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共識；不僅如此，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還應該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我們簽署了30多個國際環境保護公約，這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我們要提高對外開放程度，推進現代化，就應該轉變發展觀。

　　城鄉問題首先要調整

　　面對新的形勢，發展觀念、發展政策、發展戰略需要做相應的調整。

　　由于經濟體制改革和變化，引起了社會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和重組。此外，科技進步、國際產業轉移等也引起了我們國內產業結構的重大變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引起我們整個社會結構深刻的變化。這些都要求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觀念、發展戰略與政策。

　　在現代化道路上，我們有一些先例可以借鑒。有的國家很順利就實現了現代化，而有的國家則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就停滯不前了。我們現在就處于當年南美一些國家曾經經歷的時代，那些國家就是停滯在我們目前的這個階段了。

　　我們提“新的發展觀”目的是為了解決我們現代化進程當中的矛盾和問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降低經濟增長的成本，化解經濟發展問題中的社會矛盾，走一種更文明、更理性的發展道路。

　　在這個新的視角下，很多問題都需要進行反思，發展的戰略和政策也需要調整。我認為這種調整應該集中在五個方面。

　　首先要調整的問題是城鄉問題。

　　以前總以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差別就自動縮小。現在看來不是這樣的。事實上，中國的城鄉差別越來越大了，而且呈現持續擴大的態勢。

　　1997年到去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增加額不到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收入增長速度不到城市居民的二分之一，城鄉收入的差距，從1980年代中期1.8：1 擴大到現在的3.2：1。實際的差距遠比統計數字大，因為城市有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住宅等方面的國家補貼，而農村的收入，按照我們現在人口統計口徑卻將提留都算在收入里面，用于擴大生產的、控制各種生產用品的也算在收入里面。如果考慮到城鄉這兩方面的情況，現在的城鄉實際差距，根據我們的研究是5：1！而且，我們看到的是宏觀統計數據，具體到個體上，又有很大的差別。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從2000年到2003年，在農村地區有42%的農戶收入是減少的。

　　現在我們講三農問題，已經超出了農村的范圍，成為我們國家現代化進程很大的一個瓶頸。

　　我國城市化水平低，這是制約農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農村地區人多地少，小規模經濟，能夠解決溫飽，但是很難致富。

　　城鄉差別擴大的一個原因是，隨著科學技術進步，非農行業的勞動效率提高得遠比農業快。

　　“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要點

　　農業是一個高度的資源依賴型產業，它對土地資源的要求很高。幾百年以來，中國的土地在不停地提高精耕細作程度，但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積減少，勞動生產率在降低，這種狀況現在還在繼續。

　　這種狀況也可以從農民現在的收入構成獲知，現在農民收入來自非農產業的已經占到60%，工資型收入已經占到三分之一，工資型收入對于農民收入增加量的貢獻在增大。一方面非農產業現在已經成長到靠自己的積累來實現持續增長，另外一方面，農業是一個弱勢產業，農民增加收入缺少重要的支持。加上加入WTO，市場開放之后，中國的小規模農業面臨大農業的競爭，所以現在農業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了。

　　過去，我們講“三農問題”把重點放在農業上，特別是糧食生產的問題上，只要城市不會出現糧食供應緊張，就天下太平了。現在講“三農問題”就不僅僅是糧食的問題了，而是農村怎樣逐步走向現代化的問題。

　　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在農業以外找出路。我看這個出路就在于“三化”：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所謂工業化就是用先進技術改造農業，改造整個農村經濟。城市化就是推動大量的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市場化就是把農村的經濟納入全國統一的市場經濟社會化這樣的軌道。

　　“三化”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逐步改變現在城鄉二元經濟的過程。所謂城鄉二元經濟指的是城市現代化經濟，同農村落后的傳統經濟并存，并且有比較大的差距，這樣一種社會化經濟狀態，是國家經濟落后的標志，反映了農村和城市所存在的發展水平和制度上的差距。

　　二元經濟結構是落后國家走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必經階段。過去有一個長期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城鄉分割的政策，這個政策的一個直接弊病就是導致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

　　1949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是10%，到1957年提高到18%左右，是相當快的。但是從1957年到1978年，農業在經濟當中的比重從40%降到28%，降低了12.2個百分點，但是城市化水平只提高2.5%。

　　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是37%左右，大體上相當于英國1850年的水平，低于美國1910年的水平(41%)，相當于日本的1950年。簡單地說，從城市化而言，中國比日本滯后50年，比美國滯后100年，比英國滯后150年。

　　2003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為40.5%，按照最保守的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會達到55%。如果按照1990年以來的進度，2020年將會達到65%。

　　如果城市化水平為55%的話，農業勞動力將會從現在占全部勞動力的50%下降到30%。今后，城市將會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資源會進一步向城市集中。現在長三角、珠三角是中國最有活力的地區，人口占全國的3%，面積占全國的不到2%，但是現在的經濟總量占到全國的四分之一。我想這種趨勢會進一步發展。

　　廉價勞動力與廉價土地

　　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是幾億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移的過程。我估計這個過程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這樣一個幾億人口的變動，實際上是一種很深刻的轉型，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這幾億人口如果搞得不好，就有可能產生嚴重的混亂或者震蕩。為了防止避免這種社會混亂，必須實現我們的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我想需要從兩個方面做。

　　一方面就是城市建設，大中小城市、小城鎮要協調發展。城市的發展要把著眼點放在為進城的農民創造就業的機會和生存的條件，這是衡量城市化進程是否健康的一個標準。要防止把農村的貧困轉化為城市貧困，在農村沒有就業機會，跑到城市來，結果城市也不能提供就業機會，就會帶來很多的問題和矛盾。

　　在農村，最重要的是土地問題。要防止大量的農民在失去土地后沒有就業機會。統計數據表明，擁有土地0.3畝以下的農民全國有四五千萬，占總人口的5%到6%，這個是很大的數字。這些人中相當部分是沒有就業機會，甚至沒有著落，生活水平下降。現在各地的農民上訪，60%以上是同土地問題有關系的，所以說這個問題很值得重視。

　　近年來我們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實質上是在靠來自農村的兩個方面在支持著：一個是廉價勞動力，由于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即使很低的工資也不能夠按時發放。另外一個就是靠農村廉價的土地來支持。零地價、低地價，形成了低成本的城市化。

　　現在很多地方也在探討一些新辦法，廣東、浙江這些地方，農民拿土地搞開發，變成股東，就像我們合資企業一樣。這樣，我們一些開發商，一些企業在土地問題上，今后會面臨比前一些年更加嚴峻的局面，就是增加你的成本。第一個政策就是注重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促進城市和鄉村的協調發展。

　后續報道：

　王夢奎：中國發展戰略五大調整(下)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賢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