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記者 曹順妮 編輯_蕭三匝

　　這一次，中國企業家主動向文化學者伸出了橄欖枝：我能為你們做些什么呢？

　　說這話的是首創集團董事長劉曉光[微博]。兩三年前，劉曉光在聽了幾次“多聞多思”文化講壇后，恭敬地請教該講壇發起人、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副院長湛如法師。

　　多年來，劉曉光都在考慮要為中國文化做點什么。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讓他意識到必須加緊行動。那一年，他動手為首創擬定企業文化，下筆前，腦子里蹦出來的全是國外管理詞匯，猛然間，他感到了中國文化的蒼白。“我們有傳統文化，但現代文化是什么？從企業經營到社會管理，是二奶文化、拼爹文化、酒桌文化嗎？”

　　他開始參加由湛如法師、樓宇烈、湯一介、杜維明等北大、清華著名學者組織的“多聞多思”講壇。這是一個務虛講壇，講題集中于中國的儒釋道三教思想，試圖從文化視角去探尋社會重建之道。到那里他才發現，與他一樣迷茫的企業家不在少數。比如，科瑞集團總裁任曉劍。任曉劍本是書香世家，但革命烽煙吹散了書香。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就連家訓也成了毒草，但最終拯救他的還是當年被時代棄之如敝履的中國傳統思想。

　　在劉曉光表達了自己的善意后，湛如法師一笑：用你擅長的本領，做你想做的事。

　　劉曉光的反應也很直接：那我就出點錢為這個時代尋找精神上向上的動力吧。

　　2013年4月27日，“多聞多思”講壇舉辦了100多期活動后，文化中國基金在北京衡山書院啟動。該基金由劉曉光、任曉劍等50位企業家和學者發起，每人出資10萬，其中企業家人數占比達80%以上。按規劃，基金將用在資助高校碩博士文化論文研究、人文圖書出版、文化講壇、學術課題設立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上。任曉劍擔任基金秘書長。

　　在基金啟動儀式上，香港慈氏學會會長王聯章講了個自己身為民生銀行獨董時的故事：有一年，沃頓商學院院長到民生銀行考察，對董事長董文標不以為意，甚至有點傲慢。直到參觀到民生銀行出資接管的炎黃藝術館時，對方態度立馬轉變，對董連連夸贊，他沒想到，一個中國的銀行家還能贊助文化事業。他真誠地透露，自己之前的傲慢源于對中國企業家只知賺錢不懂文化的偏見。受此事刺激，王聯章向在場的200多位學者、商人拋出了一個問題：中國商人的國際形象跟山寨商品一樣，唯利是圖，沒有底線，是我們的文化還是文明出了問題？

　　與其批判，不如建設。劉曉光說，9年前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吹響了企業家進入環保領域的號角，文化中國基金的成立則吹響了這一階層復興中國文化的號角。前者是為了治理地理意義上的沙漠，后者是為了治理文化沙漠。

　　自新文化運動起，現代中國曾發動多次對傳統文化激進的批判運動，特別是在文革中，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命若懸絲。但新的道德、信仰無力填補傳統文化離去時帶來的巨大空白。于是乎，“百毒橫行”：毒奶粉、毒大米、地溝油……現代“發明”催生著自掘墳墓式的經濟發展。

　　當代中國人到了向傳統表達溫情敬意的時候了。這一回，走在致敬者前列的，是伴隨著市場化改革誕生的企業精英與文化精英。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商人在漫長的歲月中也曾一直遭遇輕視和重壓，近年來才漸漸形成階層自覺。

　　“于此而欲為正本清源之法，則唯有力行精神教育之一策。”北京世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朱仝身著中式對襟白褂，說起話來像個夫子。

　　與中國大多數地產商一樣，朱仝起家于海南。1995年，他又把生意轉移到北京。在地產行業摸爬滾打近20年，與財富一起升高的是他的血壓。高血壓源于近年來“國進民退”的現實產生的焦慮，他開始思考民營經濟的地位、方向，社會結構調整，以及個人的核心價值觀、社會的主體思想等社會、哲學問題。

　　朱仝在文化沙龍結識秋風、蔣慶等人以后，與他們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不謀而合。朱仝從今年開始贊助面向大眾傳播國學的弘道書院，書院的主要活動是定期到社區、大學等場所舉辦國學論壇。按書院理事長秋風的設想，弘道書院今后將辦成高等研究院，目的是推動公共事務的變化。“我們一方面會于暑期和北航高研院合作，辦博士和講師講習班，讓他們系統了解當下儒家關于政治問題的思考。現在籌劃下半年開辦‘儒家公共政策論壇’，主題是探討如何改進當下的教育。有一系列的議題，如老年問題，家庭價值等。希望將儒家價值導入公共政策，而不是僅在學術圈內空談。”秋風說。

　　但要從根上解決文化傳承問題，還要從娃娃抓起，這使朱仝在之前的2011年又贊助了文禮書院。文禮書院由臺中師范學院教授王財貴創辦。王財貴是大中華區最早倡導讀經運動的代表人物。他把讀經運動從臺灣帶到了香港，2000年左右又帶入了大陸，并先后在大陸多家書院推廣。南懷瑾對讀經運動的評價是，這是中國文化斷層重整工程。文禮書院并不排外，在書院里，學生不僅要誦讀四書五經，還要讀西方經典。

　　書院體系與現行教育體制格格不入，推行起來困難重重，其中一個難題是支付不起場地租金。王財貴向朱仝求助。朱仝想，既然自己做旅游地產，何不把書院引入到地產項目中？這樣一來，不僅書院的場所能固定下來，還能給項目注入文化。于是，朱仝決定，今后每開發一個休閑度假項目，定會和當地機構談好，留出國學書院的位置。

　　如今，在自己能掌控的世界里，朱仝盡全力為傳統文化開辟出施展空間，但文化斷層帶來的人才短缺更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近兩年，他開始贊助貴州等貧困地區的優秀教師到北京來接受傳統文化培訓。

　　從2005年開始，朱仝拿起兒時的毛筆，練起了書法。此后，每天下班回家，必練1小時書法，高爾夫現在都很少打了。他還研習王陽明心學，由此產生的企業管理心得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皈依傳統文化后，怪事發生了，他身體的各項指標不知不覺間已經正常了。如今他總是笑容滿面，對員工很少發火。亦莊的三層辦公樓如今經常舉辦文化沙龍，上個月這里剛舉行了一次書法講座。

　　“社會復興與道德重建運動，重新建立起了中國人對道德、宗教、習俗、共同體生活的尊重，建立起了平衡欲望與規則的道德秩序、平衡個人與社團的社會秩序。”秋風說，自由存在于意志與理性、本能與規則、欲望與法律之間的某個平衡點上。

　　“六經皆史”，中國傳統思想是經史不分家的。如果說，人們讀經是為了安妥信仰，追尋信史則是為了活得明白，鑒古知今。正是出于這種考慮，一些企業家與歷史學家走到了一起。

　　亨利·基辛格在新著《論中國》里寫到朝鮮戰爭的歷史時，大量引用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的論述與考據。這是不尋常的，因為為寫作此書，基辛格曾查閱過大量美國解密檔案。同時因為曾身處美國權力中心，他也有大量機會接觸到歷史真相。

　　沈志華是一個另類歷史學家，他沒上過大學，但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研究生卻只是個肄業。1982年，他離開學術界，到南方經商，故沒有任何學歷和學術職稱。1991年，返回北京后，他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拿出做生意時積蓄的幾乎全部身家投入到了歷史資料搜集整理中。他成立了民間史學研究機構“東方歷史學會”，并在中國史學會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資助史學專著出版和其它學術活動(已經資助出版史學專著70余部)，一方面繼續從事蘇聯史、中蘇關系史的研究。1996年，他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史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此后，陸續成為北大、人大、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教授(研究員)。

　　沈志華如今早已是國內外公認的中蘇關系史研究權威。2009年，沈志華曾受邀為中國某領導人講中蘇關系。當時，領導人問了他兩個問題：中蘇是怎么分裂的？蘇共是如何垮臺的？同樣的問題，該領導人也問過2009年訪華的俄國記者弗謝沃洛德·奧夫欽尼科夫。

　　雖然如此，在中國，搞獨立的學術研究談何容易。在開展獨立研究10多年后，沈志華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當他的東方歷史學會處于關閉邊緣時，綠城房地產集團執行總經理錢曉華問他：需要我做什么，你盡管說吧。沈說：那就出資一起把學會做起來吧。

　　時間是在2006年。那一年，已實現財務自由的錢曉華“忽然就想去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他感興趣的事情就是追尋歷史真相，“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家就會開始關心社會發展。我們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但眼前社會處于轉型階段，需要再進步，怎么走，沒方向。”

　　錢曉華決定資助沈志華和他的東方歷史學會，不單是因為他的學術名氣，更看重他的獨立性和國際性。堅持學術研究、沒有政治傾向的研究態度，或許是當下歷史研究除了資金問題外，能避免夭折的最佳途徑。還原歷史真相、推動歷史研究，被錢曉華看作對當代社會最有指導意義的路徑選擇。

　　7年后的2013年5月4日，由東方歷史學會作為學術支持、東方百達投資公司投資的大眾媒體刊物《東方歷史評論》創刊，沈和錢都是編委，編委會還包括王維嘉、張樹新等企業家，許小年[微博]、朱學勤、馬勇等學者，以及媒體人許知遠(主編)。

　　“我們幾代中國人都在被重構的歷史中成長，由此喪失了過去，也喪失了坐標。我們缺乏意義。”許知遠在創刊禮上如是闡釋此舉的意義。

　　7月8日，錢曉華飛到蒙古與在那里調研史料多日的沈志華、李丹慧夫婦會合，他笑自己的工作反而漸成“副業”。前幾天，他們剛去柬埔寨收集歷史資料。

　　東莞東亞包裝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利川2004年加入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后認識了錢曉華，兩人對歷史真相的探索欲不謀而合，都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錢曉華介紹楊利川認識了沈志華。

　　或許是源于共有的從商經歷和相近的成長經歷，楊利川與錢曉華一樣，對沈志華一見如故。

　　1991年，沈志華投身歷史研究時，楊利川辭掉體制內工作下海創業。不同于農民企業家創業動力來自改變貧窮命運的發財欲望，楊利川懷著一腔“改革創新打破大鍋飯”的政治情懷南下蛇口。出發點的不同，被楊利川看作是自己經營企業不求規模，最終導致企業只能發展到“吃不撐餓不死”水平的原因之一。另外一點，他一直認為自己有時候看起來是不知變通的異類，堅守自己的價值觀，認為企業家有責任推動社會進步。“我的企業如今規模也就幾個億，股東滿意就好，大多時間我都放在了環保和學術研究上。”楊利川說自己不算成功的企業家，搞企業純屬偶然，反倒是對人文社科、公益活動、公民社會興趣濃厚，而這一切與他這代人“喝狼奶長大”的成長經歷有直接關系。

　　生于1950年的楊利川，文革時正值少年，他當過紅衛兵，干過不少壞事。1967年到北大荒、內蒙古下鄉。“紅五類”出身，讓他在那個特殊年代有著天然的政治優越感。1985年，他還曾在河南某縣當過副書記。短暫的基層從政經歷，讓年輕時對毛澤東狂熱的崇拜激情逐漸冷卻，進而反思自我。“我一直以為世界就是我周圍的樣子，不知道真正的農村是另外的世界。”直到自己創業開公司，招聘了很多農民工，他才強烈意識到真實世界不是想象中那般大同。復雜的經歷促使楊利川實現了從關注自我到關注公民社會的轉變。

　　夢想破滅后，留給楊利川的是更深的困惑：中國為什么轉型難？為什么幾千年的歷史沒有發展出人文主義？

　　同樣的困惑蔓延在楊利川所在的企業家圈子里，尤其在被劉曉光看作是企業家精神集體覺醒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更是如此。這個組織中先后有沈寧晨(天衡時代科技集團董事長)、林榮強(信遠控股董事長)、周洲(天創數碼董事長)、于建東(上海特能市場推廣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樹新(聯和運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建雄(廣州市流行美商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等企業家聚攏在東方歷史學會。2013年，這些人索性出資成立了“東方歷史研究基金會”，沈志華被公推為理事長。

　　基金會比起之前的東方歷史學會平臺更大。“有的企業家因為沒當上發起人，很是遺憾，但不妨礙他們慷慨地資助基金會的歷史研究。正視歷史，才能面對現實。社會要往前走，搞清楚歷史是共識。”楊利川說，他的這些企業家朋友們近年來已然成為讓歷史重現真相的重要推動力。研究蔣介石的楊天石、研究現代史的楊奎松等在國際上知名的學者，也都是這個圈子里的骨干力量，這個圈子還聚集了那些不容易申請到體制內研究經費的社科類學者。

　　除投入資金外，企業家們開始親身參與到史料搜集中。沈志華近年來不斷到東歐七國、東南亞、朝鮮等周邊國家考察研究，企業家們常常同行，一起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起到檔案館查資料。搜集史料非易事，讓塵封的檔案見光需要耐力和智慧。“還有很多未解密的檔案，所以只要把完整的檔案搜集整理出來，就是成功的。”楊利川說。

　　曾有過在社科院當學者的經歷，讓楊利川在追隨歷史學會到周邊各國考察后筆耕不輟，“年輕時因為接觸的史料有限，研究工具都是馬恩理論，現在要更新了。”今年底，他計劃將年輕時的研究論文完善深化后出版。

　　作為東方歷史研究基金會發起人之一，已在東莞定居20多年的楊利川說服眾人將基金會落戶在廣州。“廣州緊靠香港，公益組織氛圍更成熟些，關鍵還是希望通過基金會，實現南北文化的交流。”

　　楊利川還發起設立了公民社會組織發展中心，推動公民社會理念傳播，同時又參與了六七家環保等公益組織。數年下來，他向這些組織投入的資金已達幾百萬。

　　“禮失而求諸野。”因此，文化復興常常以復古的方式出現。社會重建是一個社會自發的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過程不需要領導者。按儒家思想，有能力的人應該承擔更多責任，中國企業家和文化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