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今日再為重啟改革鼓與呼。他給出的改革重啟方案與時間表和1993年至1994年的市場經(jīng)濟改革軌跡類似,而當年改革方案的參與者如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等人如今已身居高位。吳敬璉預計改革方案今年年底確定,改革工作將于明年全面推行。
以“最小一攬子”改革方案突破關鍵改革
去年以來,吳敬璉在多個場合呼吁重啟改革,今日在中歐高朋滿座論壇上繼續(xù)該話題,他回顧了1984-1988、1991-2000、2003-2013三個階段,指出新一屆政府應該總結過去改革的經(jīng)驗和教訓,溫故知新。
吳敬璉指出,在經(jīng)過十年的改革停滯之后,目前中國經(jīng)濟社會存在的兩大問題,一是經(jīng)濟增長方式轉變舉步維艱;二是權力尋租、腐敗等現(xiàn)象愈演愈烈,而解決這兩大難題的關鍵在于重啟改革。
吳敬璉稱,根據(jù)兩輪改革(1984-1988、1991-2000)的經(jīng)驗,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完成三項工作:一、確定改革目標;二、確定重點改革方案和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三、克服必然存在的阻力把各項改革落到實處。
在今年年初召開的“經(jīng)濟50人論壇”上,吳敬璉曾經(jīng)呼吁建立中央直屬的研究班子盡快開展改革的頂層設計工作,社會機構廣泛參與研究改革方案。
今日,吳敬璉對改革方案的設計給出了進一步的建議。他表示,改革方案的設計可以遵循兩條基本線索,一是以問題導向尋找現(xiàn)實矛盾的體制性原因,二是對改革項目進行分類,開出改革清單,然后梳理關鍵領域,形成“最小一攬子”的改革方案。
一些無需與其他改革配套的改革,可以提前獨立進行,比如營改增。此外,一些在上一輪改革中沒有完成的“半拉子工程”,例如電信產業(yè)、電力部門、鐵道部門的改革就屬于這類,應在總結已有改革的成績和不足的基礎上將改革進行到位。
改革路徑與20年前類似 周小川樓繼偉曾參與
吳敬璉的上述建議與中國1992年至1994年的改革辦法十分相似,“最小一攬子”改革方案也是發(fā)軔于這一時期。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通過實施改革的50條行動綱領(即《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50條”),“50條”的出臺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標志性事件。
“50條”于1993年11月通過,通過之后國務院相繼在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外貿、投資等關鍵領域實施重大改革措施,這組自上而下的配套性改革,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最小一攬子改革方案”。
而回顧當年的改革過程,走的正是一條中央統(tǒng)籌、學者廣泛參與之路。吳敬璉回憶,1993起草“50條”時,時任中辦主任溫家寶擔任起草組組長、中財辦主任曾培炎擔任副組長,成立了一個25人的起草組,中財辦派出300人16個調查組,最后用了6個月的時間做出了總體規(guī)劃。
而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榮敬本、郭樹清等人當時作為經(jīng)濟學家在1992年下半年已經(jīng)開始了“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研究,啟動配套方案改革設計,形成了系列改革建議報告。
1993年“50條”起草組成立后,部分方案設計者參與到起草工作中。該年年底“50條”出臺,并于1994年全面推行改革工作。
“那次改革還是基本成功的。”吳敬璉說。那次改革也給參與者樓繼偉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在今年的“50人論壇”上,談到改革路徑,現(xiàn)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改革可以從具體領域入手,先定下來一個最小的一攬子方案,為相關的改革鋪平道路,改革需要“自己認識自己,自己痛下決心”。
改革工作預計明年全面推行
“溫故知新、謀劃未來”——江澤民在有關回顧市場經(jīng)濟20年的新書出版時作出這樣的批示,吳敬璉認為,這是對現(xiàn)任領導人的寄語。
吳敬璉稱,有關“最小一攬子”的改革方案,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很多機構都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并且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果今年有一個中央直屬的機構來統(tǒng)籌,則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的中央會議上得到確認,改革的大體藍圖就可基本確定,那么改革工作就可以在明年全面推行。
吳敬璉認為,最難的是克服阻力將改革落到實處。“第二步比第一步難,第三步比第二步更難。因為過去的這些年,特殊利益群體靠權力獲得利益,這些群體有阻礙改革進行的傾向,所以為了要把改革方案措施規(guī)劃落到實處,就需要有很強的執(zhí)行力。”
同時,在貨幣政策上,吳敬璉認為應該為改革的推出保持一個較為寬松的宏觀經(jīng)濟環(huán)境,這意味著全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處于協(xié)調狀態(tài)。如果出現(xiàn)貨幣超發(fā)、通貨膨脹、泡沫積聚等情形,則改革難度加大。
吳敬璉呼吁各地的生產安排、建設安排、投資安排要為推出改革留下比較大的空間。“大概去年下半年開始,許多地方搞大規(guī)模的城市建設計劃等等大型的投資規(guī)劃,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改變,就會造成信用膨脹、貨幣超發(fā),使得我們推出整體改革的環(huán)境變壞。”(淑靜 發(fā)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