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純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西方發達國家農業人口通常在10%以下，一般都有農業補貼和農業保護政策，農產品的價格往往偏高、工業品的價格偏低，甚至在不少國家農場主是富裕階層的代表。因而恩格爾系數的下降能準確地反映居民用于工業品和服務的消費增加。而我國農業人口占60%以上。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也截然不同，多年來重工輕農、以農促工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雖然推動了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但造成了城鄉之間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巨大落差。在農產品價格相對偏低、工業產品價格相對偏高的現狀下，恩格爾系數下降非但不能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可能意味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近些年盡管國家采取了許多支農惠農政策，農民得到不少實惠，但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仍很明顯。

　　應根據國情、市(省)情以及各地區居民的傳統消費習慣、生活方式等情況客觀加以分析

　　通常來講，收入和消費水平越高，恩格爾系數就會越低，然而現階段，恩格爾系數的變化趨勢并不完全盡然。從2006年北京等10大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調查主要指標看，恩格爾系數最低的成都(30%)和北京(30.8%)，并不是收入和消費水平最高的地區；收入和消費水平最高的深圳、廣州和上海，雖然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但恩格爾系數卻與天津、沈陽大致相同。從六類主要食品消費支出看，深圳、廣州、上海三個沿海城市，由于受當地飲食習慣影響，其鮮活水產品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較大，其恩格爾系數受到的影響就較高。又比如，貧困家庭的恩格爾系數應該是比較高的，但實際情況是由于貧困家庭生活壓力的增大，這些家庭不得不通過節衣縮食的方式應對一系列剛性支出，從而使其恩格爾系數在這一時期起伏不定。

　　應全方位、多指標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根據一個恩格爾系數指標來判斷某地居民生活已經達到某種水平，難免有失偏頗。恩格爾系數作為一個相對指標，在居民消費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難以客觀地反映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因此，在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和生活質量的改善程度時，除用恩格爾系數進行評估外，還需要用其他一些指標進行綜合考察，并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全方位、多指標加以衡量，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第一，應建立一套綜合指標加以觀察。事實上，居民富裕感應涵蓋經濟、文化、發展前景和應對風險能力等多個方面，單一的經濟指標不能衡量出居民是否富裕。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吃”之外，教育、住房、醫療等都是人的基本需求，同樣是必要的生存條件，其支出具有極強的剛性。在一定意義上而言，醫療、教育、住房和食品支出總和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可以考慮作為居民實質上的“恩格爾系數”，從而更真實地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應當把恩格爾系數和基尼系數等指標結合起來，考察衡量一個地區的居民生活質量。基尼系數是一個衡量社會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標。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基尼系數在0.2～0.3之間屬于比較平均，0.3～0.4之間為差距合理，0.4～0.5 之間為差距過大，0.5以上為差距懸殊。自2000年以來，我國基尼系數連續幾年上升，已在0.4的國際警戒線徘徊。把兩個指標放在同一時間坐標中，既可反映全社會居民的生活水平，又可反映收入在高低收入群體的均等程度。如果恩格爾系數下降，而基尼系數上升，則表明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社會分配不公，從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第三，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 在我國運用這一標準進行國際和城鄉對比時，要考慮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費品價格比價不同、居民生活習慣的差異，以及由社會經濟制度不同所產生的特殊因素。對于一些不可比問題，在分析和比較時應作相應的剔除。

　　第四，要結合國情具體分析。由于受眾多因素的制約，目前我國城鄉居民依然不敢放心掏錢購物、踴躍消費。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是日本和中國，中國高儲蓄的目的之一是住房、養老、教育及防大災。近年來，新的消費觀念也在形成，但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以及一些中小城市，傳統的消費觀念仍然占有統治地位。這與西方人超前消費、借貸消費的觀念有很大區別。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并不主張廢除恩格爾系數的指標意義，它畢竟是國際上通用的反映人們生活豐裕程度的指標，但應該對其進行必要的改進。比如，購買住房已經越來越成為城市居民生活消費的主要組成部分，理應被納入恩格爾系數的統計范疇。-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