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國際資源而開發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

　　從充分利用國內資源而爭奪和占領市場的開放戰略，轉向整合國際資源而開發國內市場的開放戰略，不僅僅涉及我國貿易政策和外資政策的調整，而且要求我們對相關體制都要進行變革，其中大致上涉及到下述幾個方面的問題。

　　調整經濟發展方式

　　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要從“充分利用國內資源而占領國際市場”轉向“全球配置資源而開發國內市場”，這種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要求我們對出口、投資、消費這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進行重新排序，從過去的“出口、投資、消費”的排序，轉向“消費、投資、出口”的排序。也就是說，我國經濟增長的重點將在于充分利用全球資源而啟動國內市場。國內市場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但我們啟動國內市場不能啟動投資需求，因為投資需求本來就過速上漲，我們存在著巨大的經濟過熱的壓力，因而我們啟動國內市場只能啟動消費需求。

　　如何啟動消費需求？消費需求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個是居民的個人消費需求；一個是居民的公共消費需求，因而啟動消費需求應從這兩個方面來進行。

　　第一，啟動居民的個人消費需求。居民的個人消費需求受各種因素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居民個人收入，居民個人收入與居民的個人消費需求成正比，因而啟動居民個人消費需求的關鍵是提高居民個人收入，從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我們要做到“三個提高”：

　　一是提高居民個人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應該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方式，有效提高居民個人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我們應該藏富于民。二是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政府在這方面應發揮應有的作用。例如政府應該確定最低工資線，也可以提高失業保障的標準等，通過各種方式能夠使勞動收入與企業利潤成為正比例關系，從而有效提高居民個人收入。三是提高財產性收入在居民個人收入中的比例。居民個人收入包括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這兩個組成部分，只有這兩種收入的比例比較合理時，居民個人收入才能有效提高。美國現在居民個人收入中有40%多屬于財產性收入，我國現在居民個人收入中的財產性收入僅僅占到總收入的2%左右，顯然太低。財產性收入包括動產收入(例如股票、債券、利息等)和不動產收入(例如房產收入和土地收入等)，所以我們要提高人們的財產性收入，就必須大力發展和健全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絕不能打壓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尤其是要加大資產證券化的力度。

　　第二，啟動居民的公共消費。居民的公共消費是消費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居民的公共消費，就是居民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公共產品主要包括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因而要提高居民的公共消費，我們就要加大這方面的投資。不過公共產品投資的主體不是居民個人，而是國家，因而要啟動居民的公共消費，就必須加大國家對公共產品的投資。問題是國家用于擴大投資的錢從何而來？在國家稅收收入不增加的條件下，國家要加大對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只能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考慮：

　　一是選擇良好的財政體制。國家要加大公共產品投資，就必須選擇公共性財政體制，既不能搞生產性財政體制，更不能搞行政性財政體制。我們近幾年財政收入增長很快，為我們增加公共產品投資創造了良好條件。我們要利用國家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的良好時機，加大啟動居民的公共消費，從而啟動國內消費需求，實現我國對外經濟戰略的調整。

　　二是將那些本應該用于公共產品投資的政府收入，都要轉向公共產品投資。例如，國有企業利潤應該用于公共產品投資，過去我們為了搞活國有企業，搞了一個國有企業只交稅而不交利潤的利改稅政策，現在國有企業已開始有盈利，尤其是那些具有壟斷地位的央企，利潤還很高，因而我們必須要收繳國企利潤，將這些利潤用于財政的公共產品的投資。又例如，對于那些壟斷性的而且資源稅又過低的資源性壟斷企業，要提高資源稅，并將這些通過提高資源稅而收取的收益，用于增加居民公共消費的投資，像石油類的國有企業的資源稅就應該提高，并將其用于居民的公共消費投資。再例如，政府通過國有土地轉讓而收取的收益，應該更多地用于公共產品的投資。我國土地轉讓的收益實際上是很高的，這種高收益并沒有留給失地農民，而是到了政府手中，政府應該將這些收入用于居民公共消費的投資。總之，應通過各種方式，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而且將這些收入用于公共產品投資，從而啟動居民的公共消費。

　　改革外匯管理體制

　　充分利用國內資源而爭奪和占領國際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需要政府根據需要而控制外匯，實行行政性外匯管理體制，防止外匯外流，將增加外匯儲備作為首要目標，但整合國際資源而開發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則要求政府放開對外匯的控制，實行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使外匯能自由進出，尤其是使中國資本走出去，因而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需要我們大力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實行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

　　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的首要特點是外匯買賣的自由，但是我國目前的外匯買賣并不自由，例如資本項目就根本沒有放開。為什么我們沒有在外匯買賣上實行自由買賣的制度？據說有各種原因，例如害怕實行自由的外匯買賣會給國際炒家提供條件，不利于國家金融安全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害怕資本外流，尤其是害怕民營資本外流。我們認為應該放開對外匯的政府管制，實行外匯買賣自由化。對于有人所講的擔心民營資本在放開外匯管制的開放條件下會外流的問題，我想我們的根本辦法是健全法治，真正保障民營資本的應有權益。中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國家，資本回報率也很高，對于逐利的資本來說，中國依然是最佳的投資區域，因而只要我們對民營資本實行真正的國民待遇政策，民營資本仍然會在中國投資，而不會流向國外的。最根本的辦法不應該是通過控制外匯而控制民營資本的外流，而是解決它們的不安全感的問題，從而使中國成為既是資本回報率最高的國家，也是資本最安全的國家。

　　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不僅僅要求外匯買賣自由，而且也要求匯價能夠自由波動，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我國長期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因而需要放開匯價，使匯價走向市場化。如何實現匯價市場化？有兩種方式可以選擇，一種是一下子徹底放開匯價，一種是緩慢地逐漸放開匯價。有人認為應該實行一下子徹底放開的方式。這種方式雖然可以解決人民幣升值預期所形成的壓力，但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很大的條件下，尤其是在國家美元儲備很大，而且民眾也有較多美元儲蓄的條件下，會給國家和民眾帶來巨大的利益損失，特別是大量出口美國的中國企業也會受到巨大的成本上升的壓力，因而我們應該實行緩慢放開匯價，為國家、民眾、企業留下一段能進行自我調整的時間，從而減輕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所帶來的壓力。正是基于這種考慮，我國自2005年7月起選擇了緩慢放開匯價的方式，使人民幣對美元緩慢實現升值，從而為國家、民眾和企業進行自我調整留下了有效的時間。當然，這種方式也使各方都存在著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并且誘發了國際上的“熱錢”試圖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我國，從而給我國經濟帶來了一些問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實行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

　　調整國際政策

　　在充分利用國內資源而爭奪和占領國際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格局下，我們在國際政策上實行的是追求出口而限制進口的國際貿易政策，以及盲目吸引外資而限制中國資本走出去的資本流動政策，但在實行整合國際資源而開發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的條件下，這些政策都要進行有效調整。

　　首先要調整國際貿易政策。一是要調整出口退稅政策，降低退稅比例，甚至取消出口退稅，尤其是對那些高污染環境和高消耗資源的出口產品，不僅不能退稅，而且要提高出口關稅，從而減少過度的出口，減緩順差過大的壓力；二是要調整進口政策，降低進口關稅，尤其是對那些資源性和技術類的進口產品，應該大力降低進口關稅，甚至可以取消進口關稅，從而通過擴大進口而減緩順差過大的壓力。

　　其次是要調整外資政策和資本輸出政策。對于外資政策的調整，重點在于調整對外資的優惠政策，現在對外資的政策不應該是優惠政策，而應該是實行國民待遇政策，因而應該取消對外資的稅收優惠及土地優惠等，尤其是對那些沒有技術含量和品牌效應的外資，我們應該限制其進入。同時，我們應該鼓勵中國資本走出去，并從各個方面提供方便和優惠，這對我們整合國際資源和減輕人民幣的外匯占款壓力是很有作用的，可以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平衡，從而有效實現國內外經濟的平衡協調發展。-

　　作者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