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2005年開始匯率制度改革，人民幣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們最擅長的“小步快走”策略。但是，我認為匯率問題并不是關鍵，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次要的問題，核心問題是：拋開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國的貨幣發行機制到底是什么？逐漸和美元脫鉤，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變化。拿到一美元，就可以發行相應的人民幣，這個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2004年2月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其實就是中國的央行法，從法律來講，人民銀行的一條重要職責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而不是匯率穩定。但是中國人民銀行在實際執行貨幣政策時只保持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穩定，而沒有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人民幣兌歐元、英鎊、日元、加元甚至俄羅斯盧布、巴西貨幣都在貶值。但是央行在匯改之前的季度貨幣報告里面總有那么一句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人民銀行法》提出要保持幣值的穩定，央行實際執行的是保持對美元匯率的穩定，而這兩者有顯著的差別。如果美元本身幣值穩定，這兩者是一致的，但這兩年多來美元幣值一路在縮水。筆者希望，中國人民銀行立即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所規定的條款上面來。

　　回過頭來還講這部法律，人民銀行的職責是負責制訂貨幣政策和人民幣的發行。在2005年7月21日即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前，人民幣的貨幣發行機制實際上是很明確的，是市場很了解很透明的機制。這個發行機制市場是知道的，投資人對未來都是可預見的。匯改后，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央行有一本關于中國貨幣發行的白皮書，就像任何國家有外交白皮書、國防白皮書，貨幣發行應該也有白皮書。這本白皮書應該詳細講貨幣發行機制是什么，什么情況下向市場投放貨幣，數量是怎么確定的等等。也許我孤陋寡聞，身在市場卻不知道。我們要么效仿歐洲央行來解決這個問題，要么學美國用資本市場來發行貨幣。總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中國貨幣發行機制是什么？這是一個重大難題。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幣發行的貨幣投放機制，這本白皮書也一定要有。

　　《人民銀行法》里面只規定了“人民銀行負責人民幣的貨幣發行”，至于怎么發、按什么原則發、發多少、什么時候發，似乎沒有法律文件的明確規定。而如果一切成為黑匣子，這是更可怕的事。如果我們有了自己的貨幣發行機制，并且市場也都認同了，大家都按這套新的裝置運行，那人民幣匯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無論貶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穩定的，市場兩套機器在切換之間可能有一些切換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規則對我們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是絕對的保證。

　　現在回想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講，歐盟和美國現在采納的貨幣發行機制是符合唯物主義思想的。過去，這些國家普遍實施金本位制度，作為貨幣發行機制，這個制度在沒有技術進步，只有靠掠奪發展海外貿易的年代里，或許是正確的。而工業化之后，財富大量創造，黃金儲量卻不能相應增加，最終貨幣發行制度和實體經濟脫節，各項產品的價格都要暴跌，來重新使得貨幣發行符合黃金儲備的要求。因此，廢黜金本位也是正確的選擇。現在，歐盟按照經濟發展的增量來直接投放貨幣，美國依靠資本市場對企業新增價值的認同來間接投放貨幣，其實都是以實際生產部門的價值創造來確定自身的貨幣發行量，因此，這些制度從客觀價值變動出發，或多或少地體現了以事實為依據的唯物主義思想。而日本或者我國香港實施的貨幣政策，則或多或少地拋開本國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而更多地體現了唯美元主義的思想。我國在建立自己的貨幣發行機制時，尤其應該考慮貨幣唯物主義的觀點。

　　貨幣發行機制不解決，貨幣政策幾乎是無效的。2004年10月，央行第一次加息，我當時就提出加息將推高房價。我現在已經做好了準備，如果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升值超過2005年7月匯改前水平的話，我準備再寫一篇《減息壓低房價》的文章交給《上海證券報》發表。我得出這個結論時，和當年預言加息推高房價時擁有同樣的自信。

　　中國的貨幣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義，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金本位忽略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價值創造，用抽象的教條的黃金作為貨幣，因此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歐盟的貨幣發行機制雖然使“歐元之父”羅伯特·A·蒙代爾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那套機制仍然依賴于歐洲央行對經濟運行的主觀判斷，只不過這種判斷以三個客觀指標為依據。美國依靠資本市場發行貨幣，看似完全符合實際，其實資本市場的估值不僅有客觀價值基礎，還有賴于投資人的信心和對未來的預期，因此，美國貨幣發行機制也有主觀主義成分。這兩種制度都有缺陷，肯定都還需要改進和發展。

　　探討各國貨幣政策的優劣，其實就是看哪國的貨幣發行機制更符合該國經濟運行的客觀現狀，更符合唯物主義的要求。拋開唯物主義基礎去討論什么利率和匯率政策，都是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