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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市場經濟背后有信仰支撐。中國先賢們敬虔慕道，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與希伯來上帝具有同樣的品質與位格。中國的現代文明不僅要建立在“術”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終極的道的基礎上
選擇“燈下”作為我在《財經時報》新辟的專欄名，原因有二。一者燈下讀書是我最大的快樂；二者是想借此專欄講述一些另類的、青澀的想法。所以，這個專欄會將全然區
別于我的其他專欄。它主要是讀書心得，更富思想卻未必成熟。權算拋磚引玉吧。
近期讀了兩本讓我耳目一新的好書，一是《先賢之信》，一是《黑白分明》。對于后者，我會在以后向朋友們介紹。關于前者，我必須在本專欄首期介紹為快。我實在是太喜歡這本書了。
先介紹一點我讀此書的背景。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受的是改革開放后的西方化的經濟學訓練，對自利人可致社會最優的市場經濟學說曾深信不疑。所不同的是后來我親身對美國市場經濟的考察終讓我疑竇叢生。
因為我發現，美國的市場經濟背后是有信仰在支撐的。我因此而在2002年寫下《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界最早從倫理角度比較不同市場經濟，進而反思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一篇文章。
后來，我進一步反思經濟學，就發現市場經濟其實是一艘天生有缺陷的船只，并且發現了一些既與原教旨主義不同，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派的經濟學資源(說是發現，不見得是以前沒看過，而是以前沒看懂)。比如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以及當代學者羅伯特·巴羅等人的著作，這一派可以統統歸結為“倫理經濟學派”。
與此同時，在求索過程中，我必然地要對基督教文明、中華文明等不同的文化倫理進行閱讀。這一課補起來誠為不易。
因為任何一種文化可以說都是博大精深。而經濟學的訓練中基本上不包括文化這一課——其實，不懂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懂制度，而不懂制度對經濟學者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缺陷(順便一說，從這個角度，我對鄒恒甫非常佩服，他老早就強調經濟學學生要學四書五經，超前得讓別人以為他有毛病！)。
這也就迫使我不得不看一些雜七雜八的書，寫一些雜七雜八的文章，交一些雜七雜八的朋友。唐堯便是一位這樣一位朋友，而他的近作《先賢之信》則是我所閱讀的有關中國文化極富創新性的顛覆之作。
這本書有一種開天辟地的氣概，它發現了一個先賢時代的“信仰中國”，并且開創性地將中國文化辟為兩段。
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專制文化，名符其實的2000年的黑暗時期；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是先賢(堯舜時期)時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古文字、古典文獻以及古天文記載等大量的實證與考證材料證明，先賢們是何等的敬虔慕道的，迥異于秦始皇后的中國人，他們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與希伯來上帝具有同樣的品質與位格。
說實在的，這一論證先是讓我感到驚異，既而卻不得不讓我信服，我相信其他人也未有同樣的閱讀感受。
其結果，此書不僅顛覆了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所謂中國文化是政治文化(柏楊等)、非信仰文化的主流觀點，也讓我對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再次心生敬畏。作者的一個解釋就是，為什么古巴比倫、羅馬、埃及等許多帝國都滅亡了，因為這些帝國在敬虔的根基以及此后的道德水準上都沒法與中國相提并論。
中國敬虔慕道的文化始自先賢，此后亦雖受到專制文化的沖擊，但始終未根除。這是這個古老國家能夠一脈相傳，始終存續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秦始皇是個例外。在歐洲，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使歐洲從神本主義走入人本主義時期。秦始皇比尼采走得遠得多，他是取神的地位而代之，直接宣布自己是上帝，一切的主宰，由此將中國從“先賢之信”時代導入專制時代。所謂孔孟文化，也只是可憐地當作了專制的附庸與門面而已。可惜可嘆！此后的2000年，中國人無論怎樣努力，也沒法擺脫在專制泥潭里掙扎的命運，直到中國人已經忘了要掙扎，忘了先賢的黃金時期的信仰文化。
現代中國文化人大多是孔子(儒家)的粉絲，卻忘了孔子其實是堯舜的粉絲，而堯舜則是皇天上帝的粉絲。當代中國人往往更多強調從孔孟文化中去尋找現代性倫理的創造性轉換，卻忘了這不僅是一個被專制涂抹了大量污水變得面目不清的文化體系，而且這個文化體系本來就不是孔子朝思暮想中的黃金文化。
中國的黃金文化是信仰文化。中國真正的黃金時代是在堯舜。那個時候中國并沒有什么三權分立，也沒有什么市場經濟，也就是說并沒有現代的一切正規制度體系，但一樣迎來了黃金時代。為什么？因為那時候的中國人有信仰，有真道。那是大道行于天下的時代，而此后的中國則不幸淪為孔子所說的“大道迷失”的時代。子修詩書禮樂易春秋，求諸于克已復禮，為中國人制定倫理規范，免得中國人陷于野蠻，實在是退而求其次了。
產權保護、合同體系、憲政體制，這一切都是人類文明智慧結晶。中國的轉型需要將這些好東西盡數納入，但中國的轉型也包括了倫理的轉型。中國的現代文明不僅要建立在“術”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終極的道的基礎上。
《先賢之信》給我的最大啟示是，這一倫理資源的富礦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樂道的秦始皇之后的專制文化，而是先賢時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華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源！
(作者為國資委宏觀戰略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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