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晶：海歸們到底給后發國家帶來了什么

　　張曉晶，新浪專欄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研究員。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及中國圖書獎。著有《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與上海三聯書店出版)；《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研究領域為發展經濟學、金融與宏觀經濟學，研究方向為開放、增長與宏觀穩定。

　　1月16日-1月2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張曉晶。----編者按

　　     海歸們到底給后發國家帶來了什么     1月18日  星期三

　　文/張曉晶

　　拉美的發展，最近引起我們很大的關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自然不是探求拉美成功發展的經驗，相反，是想了解新自由主義試驗在拉美的失敗給我們帶來的教訓。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總是在不斷探索中完成的。拉美也有過很多探索。其實，我們所熟知的中心-外圍理論、依附理論，等等，都是拉美當初在爭取自主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對當時南北關系的一種理解。這些理論被概括為發展主義者的主張，強調獨立發展，反對外資，反對貿易中的不平等交換。不過，后來的拉美更傾向于一種外向型的自由化的發展。這中間經歷了種種變化和曲折。拉美道路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任何單因素的解釋恐怕都是蒼白的。這里，只想從一個為人所忽視的方面著手，看看那些在國外受教育的“海歸”在拉美發展中起到了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對今天的中國或有借鑒。這算不上嚴肅的學術研究，充其量算是有感而發吧。

　　對后發國家而言，要發展自然要借鑒先發國家的經驗。照一般的規律，是先請外來的和尚來念經，然后再派自己人去取經。換句話說，先是請來外國的專家顧問(有的是不請自來)，然后是重用海歸。

　　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派顧問的歷史由來已久。先不說那些傳教士或傳道士，即便是很名副其實的經濟顧問，20世紀初也就有了。當時，一位名叫克姆勒(Edwin Kemmerer)的美國經濟學家就越過熱帶河流，翻過安第斯山脈，將金本位制和中央銀行的理念帶給了拉美國家(據說這位克姆勒顧問還到過中國)。自克姆勒起，由發達國家來的經濟專家就開始不斷地成為第三世界政府的顧問。其中美國在這方面尤為突出。從芝加哥的加里•貝克爾到麻省理工學院的魯迪•多恩布什以及當時還在哈佛的杰弗瑞•薩克斯(現在哥倫比亞大學)。談到薩克斯，幾乎無人不曉。這恐怕是因為他做過俄羅斯的顧問，推行過休克療法，并且真的把俄羅斯折騰得差點休克過去。

　　這些經濟方面的顧問專家，主要來自發達國家。他們有來自著名大學，也有來自國際組織如IMF、世界銀行的；他們看起來屬于不同的流派或集團，但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建議的時候，幾乎開的是同一個藥方，即所謂新的全球共識(實際上就是華盛頓共識)：撤銷貿易壁壘，放松市場規制，國有企業民營化，控制通貨膨脹。唯其如此，經濟才會增長直至繁榮。因此，人們也把這些專家顧問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傳道士。

　　外國專家的意見具體到不同的國家未必都是“真經”，但聽一聽無妨，有時是“僅供參考”。這些外國專家畢竟還只是顧問的角色，是在幕后的。發展中國家請外來和尚來念完經之后，開始派人到發達國家去取經，于是，那些在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接受過正規培訓，甚至是拿了洋博士的海歸登上經濟舞臺。比起幕后的外國顧問來，走到臺前的海歸所起的作用是更加實際也更有影響力了。

　　在重用海歸方面，拉美國家可謂典范。

　　比如智利，1970年代是一幫“芝加哥弟子”掌控，現在是由智利送到國外培養的、更為多樣化的經濟學家所替代。不過，他們也仍然是走原來的新自由主義道路。

　　海歸經濟學家把持政府，在墨西哥更為明顯。那些身居政府經濟部門要職的官員，通常是持有哈佛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證書，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具有國際視野的海歸。他們了解自由市場是如何在智利運轉的，出口導向是如何在韓國成功的，通貨膨脹是如何在以色列被控制的。一時間，他們成了時代的寵兒。到1980年代中期，許多拉美經濟學家放棄了五六十年代的陳舊觀點，轉向所謂華盛頓共識，即宏觀穩定化、微觀自由化。1985年，墨西哥總統開始將上述信念變成現實，實行了相當徹底的自由化改革。其中最大的變化也許是，在選擇接班人時，沒有像往常那樣選擇革命制度黨的主席而是選擇了新興改革階層的領導：計劃和預算部長卡洛斯•薩利納斯。此人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畢業生，周圍還有一群主要在麻省理工學院接受訓練的經濟學家。

　　1993年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描述墨西哥“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經濟學文化的政府。墨西哥搞了一場技術官僚革命。央行、開發行，財政部的中高層清一色地是拿國外文憑的經濟學家，到最近，連墨西哥總統都是耶魯的博士”。

　　在今天的墨西哥，再去請教外國顧問似乎是多余的了，因為那些當地出生在國外接受教育的海歸經濟學家，不僅僅是常青藤學校中的一員，并且所開列的藥方也與那些外國專家如出一轍，并且他們還有一個特別的優勢，就是能夠把那些在國外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上獲得的新自由主義理念變成現實，因為他們身居高位，具備經濟決策的能力。

　　1970年代的阿根廷也是由一些類似的、但名氣要小一些的接受國外教育的技術官僚來治理。1989年，在選舉中獲勝的卡羅斯•梅內姆總統，任命多明戈•卡瓦羅為財政部長。卡瓦羅是哈佛大學的博士，他與他的團隊“卡瓦羅弟子”提出了一個比墨西哥還要徹底的改革方案。一方面是打開面向世界的大門，推行自由化，迅速出售國有部門；另一方面是進行貨幣改革，建立了貨幣局制度。

　　正是由于拉美在發展過程中對大量海歸經濟學家的重用，1992年的美國《商業周刊》雜志指出，拉美自由化改革是由新一代的領袖推進的。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美國的哈佛、芝加哥以及斯坦福接受過教育，歸國后成為商界與政界的巨頭，并推廣了新的市場理念。這些經濟學家替代了拉美戰后的發展主義者(這些人是主張積極的政府干預、以及保護國內產業)，采用一種新的親市場的發展模式，這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主張完全一致。

　　拉美最初的改革是令人鼓舞的。1990年代，經過改革的拉丁美洲再次成為國際資本的鐘情之地。大量資金流入，國際媒體開始談論“新拉丁美洲”。不過很快，1995年爆發了墨西哥金融危機，拉美的發展道路引起廣泛的質疑。盡管不可否認，拉美的自由化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通貨膨脹壓下去了，拉美大的銀行在國際上排名已經很不錯。但問題是，在快速推行私有化的進程中，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協調，改革與發展之間的協調做得很不夠，特別是貧富差距問題，已經對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另外，拉美在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方面也做得很糟糕，這是導致金融危機不斷出現的重要原因。

　　總結起來，拉美在道路選擇上，基本上是海歸派占了上風。這些在西方受正統教育的洋博士，接受了主流經濟學的價值觀，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并把它付諸實施。此外，拉美改革之初所處的艱難處境(比如惡性通貨膨)也促使海歸派們以及普通百姓在道路選擇上更加堅決和徹底。

　　工業革命以后，一些國家發展起來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野開始出現。這種發展程度的落差，就后發國家而言，是要借鑒先發國家的發展經驗(正如前述)；而就發達國家而言，則為其全方位的輸出創造了條件。這種輸出先是商品、資金、技術，這是“器”的層面，然后是輸出制度、文化、思想，上升為“道”的層面。發達國家輸出經濟顧問可以說是一種最為直接的傳“道”方式。海歸的作用是雙重的，既可以為“器”，也可以為“道”。

　　為什么要重用海歸，或者更加學術一點，所謂海歸“合法化”的問題，可以舉出很多理由。這里只試舉幾條。

　　其一，海歸是一種主觀愿望造成的。送他們出國留學，就是希望他們能取得真經，回國效力。從這一點來講，海歸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其二，隨著一國的對外開放，需要與國外進行種種交流，這一點海歸有優勢。無論是語言，還是在了解西方文化、制度背景方面，均有優勢。海歸是一種國際化人才。

　　其三，隨著一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無論在“器”的層面上還是“道”的層面上，對海歸的需求都是有增無減。“器”的層面上，需要對發達國家科技的了解，比如如何使用國外進口的高精尖的機器設備，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等，這是純粹的科技方面。此外，改革開放不僅意味著引進科技，還意味著引進市場經濟的理念，比如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復雜的證券市場、銀行系統如何運作等，這些在操作層面上是“器”，但在指導理念上，則又屬于“道”，二者不能截然分開。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中國在這方面是非常符合上述分析的。我們先是著力培養大批自然科學領域的留學生，強調懂技術，后來是選派大量社會科學領域的留學生，強調懂制度運作。比如一開始在中科院系統，我們看到很多海歸，中關村有很多海歸，現在，在一些重要的政府經濟部門，如商務部、央行、證監會也都有不少海歸。這是一種趨勢。

　　可以說，海歸是因為他們有一技之長，即在某些工作領域最為訓練有素，因此在該崗位上倍受垂青，從而獲得合法性。海歸所具備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曾幾何時，中國在“里通外國”的說法盛行的時候，海歸就不但不具備合法性，相反是一種非法性。但是現在不同了。中國要開放，要和外部世界展開對話，就需要海歸充當橋梁的角色。海歸就有了合法性。隨著國家更大程度地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時候，海歸的合法性就變得更為突出了。

　　比較起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改革，中國走著自己的發展道路或稱之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沒有完全聽從外國專家的意見，海歸派也從來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主導重大經濟決策)。盡管海歸在中國改革發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很難說中國的市場化道路選擇與海歸有著多么密切的關系。比較起來，拉美的海歸事實上是在“道”的層面上起作用的，即以海歸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從而影響到拉美的發展道路；中國對海歸的重視，更大程度上是體現在“器”的層面上。福兮禍兮？應該由時間來檢驗。

　　隨著加入WTO，中國對外開放進程的推進，金融改革的推進，海歸的優勢地位也越來越明顯。盡管有人說，現在“海歸”變“海待”(指海歸回國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處于待業狀態)，似乎海歸不吃香了。因為出國的人越來越多了，海歸的素質也是良莠不齊，類似于《圍城》中獲得克萊敦大學學位的也不乏其人。但總體來說，中國未來發展所需人才仍然十分缺乏。就這一點而言，海歸仍然十分重要。比如我們看到的，高校對海歸求賢若渴，一些國際化或者走國際化道路的企業對海歸需求大，甚至，一些政府機關也把目光投向海歸。只是，有些部門需求海歸，更像是將其作為一個招牌，以期提高該部門的合法性地位。

　　當我們在強調海歸的時候，其實是貼上一個標簽，形成一種分野。這種分野是要打破的。以發展的眼光看，海歸也好，國內培養的人才也好，二者的差距在逐步縮小。從而，這種分野甚至是斗爭(所謂海歸與土鱉之爭)就會減少。當我們不是拿海歸或土鱉之類的眼光來審視的時候，才能擺脫關于人才的種種偏見。海歸標簽是發展階段的產物，在發達國家，并沒有海歸與土鱉之分。

　　當我們不再以有色眼鏡審視他們，不再看他們有沒有海歸的標簽而只關注他們的實力的時候，海歸將不再是一個問題。到海外學習也不再是一項工程或運動，而成為一個自然的過程，一種個人行為。這時，海歸的標簽就自動消失了。

　　就未來而言，借用愛默生1837年在哈佛的演講(這段話為人們所反復引用)：“我們依賴的日子，我們向外國學習的漫長學徒期，就要結束。我們周遭那千百萬沖向生活的人不可能總是靠外國果實的干枯殘核來喂養。”我們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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