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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近來，我的桌上一直擺放著復旦大學張軍教授的最新隨筆集《愉悅的思考》。一個重要原因是，此書作者作為從國外引進新制度經濟學的先驅者、崇尚實證研究的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導，顯然是個不折不扣的“主流經濟學家”。
可能讓許多人失望的是，在過去那段對主流經濟學來說無疑是多事之秋的時期里，我并沒有找到作者留下任何支持主流經濟學批判者的蛛絲馬跡。然而，我們又不得不認識到，對經濟問題發表看法不僅僅需要高漲的熱情和敏銳的觸角，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也同樣如此。
熟悉經濟學范式的人都應該同意，主流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或者試圖變成一門實證科學。也就是說，它的意圖主要在于搞清楚“世界是怎樣運行的”，這與探討“世界應該如何運行”的規范研究形成對比。比如，一個實證的表述是“在許多領域，民營化有利于提高效率”；而“政府應該推動民營化”則是一個規范命題。
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曾經說，經濟增長的問題如此令人著迷，一旦你開始思考它，你就不會再去考慮別的問題。經濟的迅速增長和體制的急劇轉型使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范圍的焦點，而思考并解釋這些問題的就成了親歷這場轉變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增長和轉型因此成為《愉悅的思考》一書的兩大主題。
一般而言，與增長相關的兩個問題必須考慮，一是增長如何得以持續，二是持續的增長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特征與廣受關注的東亞模式實際上一脈相承，靠的是汗水，而不是靈感。從這個視角，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表示謹慎的擔心。
現在，我們越來越同意，清楚界定的產權是企業家精神成長的空氣和陽光，是資本市場繁榮的沃土，是經濟增長潛力擴張的原發動力。財富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產權界定清晰后交換出來的，因而產權比財富更重要。因此，轉型對于經濟持續增長的意義不言而喻，只有轉型才能促成規范的產權制度；而有了產權，行為人才有創富的激情和動力，生產的可能性邊界才能不斷外推。
而在探討產權問題的關口，一些個案卻使社會輿論偏移到了“我們需要怎樣的經濟學家”的討論。顯然，我們總是期望從經濟學(家)那里得到建議和指導。不過，我們應該清楚，當聽到經濟學家談論“政府應該怎樣”時，他們已經跨過界限從科學家變成了政策顧問。而當他們這樣做時，爭論通常不可避免的。因為，幾乎任何一項政策總有受益者和受損者，站在不同的立場或者對兩者所給的權重不同，就會對政策有不同的評價。而當經濟學家的價值觀與公眾發生偏離時，經濟學家就被推上風口浪尖，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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