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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中: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不容忽視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9月01日 08:55 中國經濟時報

  王振中

  一、收入差距過大映射出不公平增長問題的嚴重性

  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在9%以上,這是國人時常引以自豪的;但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的現象卻也使人日益擔
心。國際上通常將基尼系數0.4作為判斷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既是一種理論上的抽象,也是對許多國家實踐的一種總結,因此對于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來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當然,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所以在運用基尼系數這一指標對一個國家的分配平等程度來進行判斷時,就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發展程度、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的影響。但是盡管如此,誰也無法否認,無論經濟增長速度是高還是低,如果一個國家的基尼系數過高其實質是反映了不公平增長問題的嚴重性。2001年1月11日國家統計局曾經表達了如下一種觀點: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4的國際警戒線,而且已是連續四年在上升。特別是國家統計局還指出,統計遵循的是大數法則,基尼系數體現的是全社會貧富階層之間的整體差異程度,它抽象掉了個體的特殊性。而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確實產生了有天壤之別的兩端:一端是人數不多但卻“富得冒油”的社會階層,另一端是少量生活非常貧困的底層百姓。如果對一些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很欠缺的底層百姓處理不當,很可能會在外部不良因素的影響下出現請愿、示威、靜坐甚至臥軌、自殺、沖擊地方黨政機關等極端行為,影響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后果。當時國家統計局就提醒大家,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狀況及其發展勢頭確實應當引起高度重視了。應該說,這個忠告是對的。我們看到,自2003年起社會上發生的一系列不穩定的行為,正是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背景下發生的。

  這種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局面,使得我國在世界發展中處于一種非常不對稱的地位。按照《2002年世界發展報告》,在世界銀行所獲得的有關107個國家的數據中,基尼系數從高往低排的話,我國位于第43位。其中在最低的10%收入組所占比重方面,如果從高往低排的話,我國位于第67位;在最高的10%收入組所占的比重方面,如果也從高往低排的話,我國位于第47位。較低的3/5收入組所占的份額與最高的1/5收入組所占份額差距,1998年我國為1.49倍,我國比同期英國的1.25倍和美國的1.48倍還要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許多的學者都已經注意到這樣一種狀況,即上述數據都是根據正常收入計算的,如果將偷稅漏稅、官員腐敗等非法非正常收入也估算在內的話,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則更加嚴重。

  如果我們再與另一個發展中大國印度相比,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就顯得更加嚴峻。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1998年基尼系數為0.403,印度1997年為0.378,在最窮的10%的人口收入與最富的10%的人口收人之比方面,中國是12.7倍,印度是9.5倍;在最窮的20%的人口收入與最富的2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國是8倍,印度是5.7倍。這些數據反映了這樣一種現象,同印度相比,雖然我們的GDP速度是高的,但是在收入分配方面我們卻是遜色的。因此這種經濟增長高速下的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可以概括為不公正的增長。這種不公正的增長產生了明顯的消費差距,據家庭調查顯示,在1990-1998年期間的人均消費方面,我國人口中10%的最貧窮人的年均消費增長2.5%,而10%的最富有人的年均消費卻增長11%。在這種背景下,啟動內需發展經濟的思路能奏效嗎﹖同時,收入差距過大也加重了窮人擺脫貧困的難度。目前我們眾多的人對貧困的理解和衡量只停留在人均收入這一指標上,但是根據UNDP2001年的有關研究報告,我國的人類貧困狀況還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能否獲得安全用水;第二,能否獲得健康服務;第三,能否獲得衛生設施;第四,5歲以下兒童的體重是否夠分量。在收入差距過大的格局下,必然會產生的巨大的社會保障程度方面的差距,這樣的社會能和諧嗎﹖

  所以我同意世界觀察學會的一位學者20年前說過的一句警告:“收入分配格局嚴重不對稱的國家,常常缺乏社會的內聚力,要動員起來完成特定的目標相當困難。”“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嚴重不公平的現象,爆發社會騷亂和政治動蕩的潛在可能性很大”。

  總之,綜合國內外多項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印象: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財富占有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持續擴大,我國已經從一個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的國家迅速轉變成為了世界上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因此我們對于經濟發展中的分配問題再也不能掉以輕心了。

  二、要正確對待庫茲涅茨的倒U曲線假說

  應該看到,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是政府不作為的反映,但這種政府的不作為是深受理論影響的,其中之一就是對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理論”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覺。

  中國許多學者常常喜歡這樣來描述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理論”:說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理論”意在說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演變趨勢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收入差距會擴大,而后是短暫的穩定,然后在增長后期逐漸縮小。似乎,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的過渡的長期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惡化”、后改善的變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其實,這純粹是對庫茲涅茨的倒U曲線假說的一種幻覺。

  庫茲涅茨在1955年所寫的一篇文章《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中講過:“這篇論文大概是5%的經驗資料和95%的推測,其中也許還可能有癡心妄想之嫌。”在該文中,他曾強調: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此穩定或縮小是與實際人均收入的顯著增加相伴而生的。真的如此嗎﹖未必。

  根據庫茲涅茨在60年前所提供的數據,較低的3/5收入組所占的份額與最高的1/5收入組所占的份額之差距,美國為1.29倍。半個世紀過去了,現在的情況又如何呢﹖根據《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1997年的美國較低的3/5收入組所占的份額與最高的1/5收入組所占的份額差距為1.48倍。這一事實可以引起人們多方面的思考。即使根據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一書提供的數據計算也是如此,1973年時美國較低的3/5收入組所占的份額與最高的1/5收入組所占份額差距為1.7倍。十年后的1982年時美國較低的3/5收入組所占的份額與最高的1/5收入組所占份額差距為2.9倍。在稅法相當完整與相當嚴格的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并沒有產生與實際人均收入的顯著增加相伴而生的縮小現象,難道在中國這樣一個稅法如此殘缺不全、執法如此隨意的國家里,可以奢望產生收入分配不平等與實際人均收入的顯著增加相伴而生縮小的現象嗎﹖

  其實,在庫茲涅茨1955年的論文中,對我們今天來講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他提出的四種警告。例如,在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比較方面,庫茲涅茨曾在一段話里連續對4種觀點提出了“危險”警告。第一種觀點認為,因為發達國家過去的收入不平等促成了儲蓄的積累以及為基本資本形成basiccapitalformation提供了資金,因此,為了獲得同樣的結果,保持和加強欠發達國家當前的收入不平等是實際必要的。對于這種觀點,庫茲涅茨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類比。”第二種觀點認為,完全自由的市場、缺乏隱含在累進稅中的懲罰等等對當今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他們在過去被證明是起促進作用的,對于此種觀點,庫茲涅茨又批評道:“這個觀點是很危險的。”第三種觀點認為,因為過去在較小的歐洲國家或者在大西洋彼岸的歐洲后裔,國外投資為推動令人滿意的經濟增長提供了資本資源,所以欠發達國家能確信需要一個有利的環境,今天也可以期待類似的結果。對此,庫茲涅茨告誡人們:“這個觀點是危險的。”第四種觀點認為,采取對立的立場和宣稱目前的問題完全是新的,我們必須設計一套完全不受以往知識約束而想象出來的解決辦法。對于這種充滿了浪漫主義的狂熱做法,庫茲涅茨不客氣地指出:“這是同樣危險的”。所以庫茲涅茨50年前就誠懇地提出了如下的見解:“要在這個領域中做出成效必須要求市場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轉變。”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嗎﹖

  三、應該高度警惕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目前,國內外關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結果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一致。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實證結果表明起初的不平等與后續的經濟增長正相關,另一方面,有幾乎同樣多的實證研究發現起初的不平等與后續的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還有的研究表明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平等對增長有著相反的影響,更有的研究甚至認為不平等與增長沒任何必然的聯系。但是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特別是某些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理論和政策的誘惑下所引致的社會動蕩的教訓,我們更應該高度警惕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關于分配不平等可能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這一觀點在近二十年的計量結果中,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例如,Persson和Tabellini1991年利用包括美國和8個歐洲國家追溯到19世紀中葉歷史證據和

二戰后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分析表明,不平等和增長存在顯著的負相關。Alesina和Perotti1993年對70個國家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實證研究表明:財富不平等與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顯著正相關,而政治經濟不穩定與投資負相關,投資是增長的基本動力,因此收入不平等與增長負相關。Deininger和Lysquire1997年的實證結果發現初始收入的不平等與經濟增長負相關,但不顯著。而財產不平等與經濟增長負相關且顯著。此后Deininger和Olinto2000年的計量結果表明資產不平等與經濟增長有顯著負相關,并且發現不平等與人力資本負相關,資產不平等有負向激勵作用,會減少投資。

  借鑒國外經濟學家現有的科研成果,我們還應加強從其他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損害。

  第一,從政治經濟機制的角度來分析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損害。因為稅前收入分配不平等會導致政府對資源的再分配和政策的再調整包括以稅收等形式的直接再分配、政府公共項目、立法管制活動,或者富人為阻止政府再分配而進行的院外活動等等浪費經濟資源的活動,這將使得經濟信號發生扭曲,投資減少,最終損害經濟增長。

  第二,從社會沖突與產權保護機制角度來分析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損害。一般認為不平等會導致窮人從事犯罪、暴亂等破壞性活動,同時富人需要花費資源來保護財產,這加劇了社會不安定從而導致國家法規不穩定,增加了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投資產權不能有效保護,影響經濟增長。也就是說,為減少社會不安定的再分配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第三,從信貸市場不完善的角度分析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損害。由于信貸市場不完善信息不能對稱、法律機構不完善導致投資欺騙等和資本邊際投資收益率遞減的兩個假定,窮人邊際投資收益率高于富人特別是人力資本投資,不平等導致整個社會的低投資收益率,進而損害經濟增長。

  第四,從市場需求角度分析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損害。需求結構取決于收入分配并最終影響工業化。因為收入分配不平等會通過影響企業產品的市場規模,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當財富過于集中在特別富有的人的手中,將導致對手工藝品和進口

奢侈品的需求,而抑制國內制造業產品的市場規模,進而損害本國的工業化進程。同樣如果收入分配過度平均化,工業生產存在固定的事先投資成本,也會使得各生產部門因缺乏市場需要而無法工業化。因此作為國內工業產品購買力的源泉的中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工業化進程當中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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