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宏觀調控中的參數手段

　　趙 曉

　　2005年6月中旬，宏觀調控已見成效，人民幣匯率調整面臨一個新的好時機。其時，我戲言：“如果在未來3個星期內的某一個黃昏，人們在匆匆的下班途上，或者在悠閑地度周末時，突然聽到中國宣布調整人民幣匯率，人們一點都不必奇怪。”

　　當時這樣說，并非有任何內部消息在手。明眼人都清楚，如此重大的消息出臺，根本不可能在三周前有任何蛛絲馬跡的。如此“戲言”，只能是根據對宏觀經濟的研判以及多年的市場感覺所作出的一個猜測。不曾想，人民幣果不其然地在一個平常的黃昏宣布了它升值以及浮動范圍擴大的消息。

　　不過，大家更多關心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幅度，而沒有關注到此次利率機制調整的更加深刻的背影和前景。

　　對于人民幣的這次改革，我這里提出一些簡短的評論和建議，以供關心此話題的朋友們參考。

　　● 調整方向正確

　　本次調整非常重要的是一點是擴大了匯率浮動的范圍，改變了匯率機制，其方向即是市場化。人民幣匯率機制調整的這一方向是非常正確的，而且相當重要。在我看來，匯率問題既不應該弄得神神秘秘，而是要與國家的發展相適應，依市場變化適時調整。

　　二是從人民幣升值幅度看，升值2%是一個試探性的調整，調整的范圍比較溫和，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不會很大，更多地是從上到下讓大家逐漸習慣人民幣匯率的變動。

　　另外，調整是在宏觀調控收效，國民經濟呈現“高增長低通脹”格局，外貿順差猛增、外匯儲備超高增長的背景下實現的，時機較為有利。此外，國際社會也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予以積極評價，因而此舉有利于外部關系的改善。

　　● 中國匯率機制改革剛剛起步

　　如何形成有效率的外匯市場以及對外匯市場進行合理的調控是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并不清楚外匯供需關系的真實狀況，因為不存在有效的外匯供需調節的市場。當前，匯率市場化的改革已經起步。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匯率管理水平的提升，更多地讓市場來調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而不是實施嚴格的管制甚至采取僵死的固定匯率，將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大勢所趨。以此而論，此次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的調整只能算是一個開始。

　　宏觀調控應該多用匯率等參數手段，盡量少使用行政手段。匯率調整有風險有代價，但如果不調整，而是繼續采用行政手段調控對于經濟發展的代價可能更大，尤其是很容易導致體制的復歸。同時，由于一般均衡的作用，匯率不調控的壓力會傳導向其他市場以及產業部門，如使貨幣市場、內需部門(如房地產業)等造成額外的壓力。弱勢人民幣在一定時期固然有利出口部門，但如何長期維持弱勢的固定匯率不變，對于擺脫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外需，更多轉向內需驅動的戰略轉變將是不利的。

　　日本經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停滯不前，很多人認為是“廣場協議”所致。其實卻是日本匯率調整機制長期僵化，最終導致各種經濟問題集中爆發的結果。中國應汲取日本的教訓，堅持市場化方向，避免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按照溫總理匯率改革必須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要求，理順外匯市場關系，改善匯率變動機制，靈活調整匯率。

　　● 當前是經濟運行的關鍵時刻

　　中國改革開放十幾年了，大多數企業有足夠的承受能力來應對人民幣升值的變化。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企業的承受能力。中國的企業經受過許多風浪，甚至是比匯率升值更大的風浪，沒有理由認為一定幅度的匯率波動會摧毀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沒有理由根據靜態的水平來推測中國企業的進出口變化。

　　對于政府而言，需要再次強調的則是一定要淡化匯率管理的政治色彩，而更多地考慮匯率改革的一般性的市場意義。

　　對于百姓而言，也不必對于人民幣升值過于擔心，事實上就一般意義而言，人民幣升值相比貶值對于一個國家的百姓來說總是一個好消息。它意味著國力的上升，意味著經濟的向好，也意味著國民財富的增長。

　　目前國民經濟運行有下滑的趨勢，處于關鍵時期。此次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影響，在短期內有很多不確定性影響，但長期來說對經濟是一個向下的力量。在匯率升值后，非價格宏觀緊縮手段應該放松，如銀監會在信貸投放的管理上，現在就應該有所放松，政府對于某些投資如房地產等行業的調控也要有所放松。通過政策的轉換，并且只有通過在價格調控和非價格調控之間做到最優的松緊搭配，中國經濟才有望防范下滑態勢出現，繼續保持良好的增長格局。